刘醒龙：可克达拉随想
到新疆，前前后后有很多次了。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接到兵团文联的邀请，得知要来可克达拉，自己连忙答应下来。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青春年少时没有听过真正的情歌，不像现在，无论什么情感状态，哪怕是失恋了，也能用“我给你最后的爱就是不打扰”一类的歌声为自己排忧减负。那些年，能够为年轻人抒发情怀的只有一首来自遥远边地的《草原之夜》。多年之后，终于来到歌声中的可克达拉，的确如同当年梦想的仙境一样地存在。
一九九九年夏天，第一次来新疆也是兵团同行的盛情邀请。
那一次，用了十多天时间，跑遍兵团在南疆的各个师部和团场。行程结束，回到武汉自己便写了一篇散文《走向胡杨》。那也是我换笔之后用电脑写出来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这一次，在来新疆的路上，我将这篇散文找出来看了几遍，其中有写自己对新疆的第一印象：“西边的太阳总在斜斜地照着地面上尖尖的沙山，那种阴影只是艺术界的对比度，根本与长在心里的绿荫无关。山脉枯燥、河流枯竭、大地枯萎，西出阳关，心里一下子涌上许多悲壮。乌鲁木齐机场的跑道上，九点多钟了，天还亮亮的，通往市区的道路两旁长着一排排白杨，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瓜果清香，满地都是碧玉和黄金做成的果实，偌大的城市仿佛是由它们堆积而成。”紧接着我就写了两句很武断的话：“只到过天池的人，最好别说自己到过新疆。只体会到白杨俊秀地挺立于蓝天的人，也别说自己到过新疆。”这也是自己与兵团人有了多一些接触后的深刻感受。那篇散文如实记录了自己当时采访的情形：“在墨玉县有个叫四十七团的地方，那是一个几乎被沙漠完全包围的兵团农场，由于各种因素，农场的生存条件已到了不能再恶劣的程度。农垦四十七团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进疆时是西北野战军第二军第五师的主力十五团，当年曾用十八天时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奔袭上千公里解放和田。此后这一千多名官兵便留下来，为着每一株绿苗、每一滴淡水，也为着每一线生存的希望而同历史抗争。从进沙漠后，五十年过去了，许多人已长眠不醒，在地下用自己的身体肥沃沙漠。活着的人里仍有几十位老八路至今也没再出过沙漠。另有一些老战士，前两年才被专门接到乌鲁木齐住了几天。老人们看着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象，激动地问这就是共产主义吗？对比四十七团农场，这些老人反而惭愧起来，责怪自己这么多年做得太少。在他们中从没有人后悔自己的部队没有留在北京，也不去比较自己与京城老八路的不同之处。他们说，有人做牡丹花，就得有人做胡杨；有人喝甘露，就得有人喝盐碱水。兵团人有句名言：活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在那些除了兵团人再无他人的不毛之地，兵团人不仅是活着的界碑，更活出了国家的尊严与神圣。老百姓可以走，他们有去茂盛的草场和肥沃的土地，过幸福生活的天性。军人也可以走，沙场点兵，未来英雄与烈士都会有归期。唯有兵团人，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军人。他们不仅不能走，还要承受将令帅令，还要安家立业。家园是要塞，边关是庭院。兵团人放牧着每一群牛羊，都无异于共和国的千军万马。兵团人耕耘着每一块沙地，都等同于共和国的千山万水。在和田，我认识了当地兵团农垦管理局的孙副政委，他爱人是湖北麻城人，我外婆家也在麻城。那天晚上，我举杯向他敬酒，并要他照顾我妈妈的同乡。这本是一句玩笑话，想让离别的气氛轻松些，谁知竟惹得旁边的男人眼圈红起来。”“在新疆的最后一天，周涛赶来送别。我们没有谈到诗。新疆这儿遍地都是诗：沙漠、盐碱、戈壁、草原、雪莲、白杨、红柳、葡萄等等，还有壮美的兵团城市石河子。”“被谈到的当然还有胡杨。作为树，它们是孤独的；作为林，它们似乎更孤独。”“死亡只是一种深刻，绝望才是最可怕的。”
对照当下，自己二十几年前写的这些文字，似乎就是自己最新的感受。前些时，我给湖北省一位基层作者的长篇小说写了一篇序，名为《痴迷坚守也是一种创新》。当年曲不离口的《草原之夜》中有一句话：“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在可克达拉，也许不再有热恋中的情侣写上几封乃至几十封情书，通过邮递员来传递爱情。但在美丽而辽阔的西北边地，类似“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的时空窘境仍旧存在，而这只是情感交流一个层面。其他诸多方面，恐怕更加难以改变。这种样子，与东部发达地区比较起来，明显有些滞后。但在文学创作上，恰恰是优势所在。边地文学创作贵就贵在不跟风向，不随潮流，做雪山只做天山雪山，做河流只做塔里木河，做草原只做那拉提草原，做湖泊只做赛里木湖。从周涛到董立勃，到刘亮程，再到李娟，还有离开兵团和新疆去到外地的邱华栋、张者等，无不秉持边地作家一脉相承的持重与坚守。尽管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只要对这一方大地的深情与热爱没有改变，遥远的边地，同样会是文学世界的核心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