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局长的快意文章——读周亚鹰长篇散文《我是城管》

　　近日读苏轼的《春渚纪闻》，有这样的一句话：“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所谓世间无逾此者。” 对于苏轼来说，他仕途艰辛，富贵无求，读书和创作便是他平生之快事。所以有人曾说，苏轼的艺术创造，是更为随意的，更为注重主体感受的，更为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为不顾及法则之类的约束而偏重于创作刹那的美感的，颇有“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的创造性的快感。

　　就突然联想到亚鹰兄的长篇散文《我是城管》。周亚鹰的城管局长当得很“憋屈”，用他给县委书记的《辞职报告》的话说，就是“已经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这绝非是一位热爱生活且具备诗性审美特质的“文化人”的初衷，是现实需要和责任驱使让这位年轻的城管局长想“用心”当好局长却自认为没有当好局长而产生纠结。我想他作为一身有着正气、正义的文化人，本不愿意接受这种“极难、琐碎、繁杂”的工作岗位，而组织信任和责任意识又使他接受了这个岗位。要干就要干好，但履职过程中他遇到了层出不穷的矛盾问题。比如制度障碍。一个县级的城管，城市管理无法可依，有法也依不了，就一个“人力三轮车能不能安装电瓶”的问题，虽然新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人力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可是，执法主体是交警，又不是城管，管理体制没有理顺，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就连路灯没电，人们都要找到城管，可是那是供电部门的事。除此，还有人情规则。这类事情在《我是城管》中表现最多，也最让周亚鹰头痛。包括领导说情、商人行贿甚或威胁，以及亲人朋友的不理解，等等。一个一心一意想做点事的领导干部，也不乏智慧和才智，可就是在办事过程中总遇到这些挥之不去的“人情潜规则”。如果亚鹰是一个对自己能稍稍降低一下要求的基层官员，倒也可能做得圆通一些，但他偏偏就是一个多读了点书、做不了“野蛮事”的“文明人”，有良知的人。这就痛苦了！所以，“自从当了城管后，我的快乐少了，愤慨多了”；自从当了城管后，他怕风、怕雨、怕冷、怕热，再怕手机响；自从当了城管后，“声音长期呈沙哑状态，常常将余怒带回家中”……于是有一天，亚鹰终于拿起了笔。

　　快意为文带来批判的力量。我读《我是城管》，一阵阵地心惊肉跳，倒不是文中所写多么残酷和血腥，我是担心，文章发表后，亚鹰还能不能当得了这个城管局长！我的担心也许多余，但在阅读的过程中，这种担心时不时地从心底冒出，不可否认，亚鹰在快意诉说的过程中，得罪了许多人：县里有关的各级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那些寻衅滋事的商人们。在官场，有些事你永远不能说，你要带上伪装的面具才可能游刃有余，但我们这位周局长作家都说了，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了。亚鹰把自己置于官场的险境，却帮助文章达到了再现严峻现实的佳境，使《我是城管》具备了非同一般的批判力量。他不但大胆地去揭示俗世社会里人心的自私和丑陋，以及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伎俩，同时从制度层面去考量和发问整个中国城市管理和城管队伍的尴尬，他说：“我不知道，在中国这个社会，城管执法到底需不需要存在，城管与小贩躲猫猫的游戏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他想提醒国人：“得理性地认识城市管理工作的意义；得认真地审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得辩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得客观地反省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市民是否真正尽到了一个良好市民应尽的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国人连这些都不认真思考，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标准的看客，一个劲地大呼神狗来了，而且拿这些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与谈资，甚至作为调侃或者攻击城管工作者的武器，那真可谓国人莫大的悲哀了。”我想这样的话，普通市民要听听，城市管理的制度设计者更要多听一听。

　　快意为文基于心底的坦荡。说实在的，管理城市其实就是管理人心，而管理人心是世间第一难事。世间有权争、贪欲、猜疑，有无事生非、尔虞我诈，甚或弱肉强食，这些就在一座不大又不小的城市里每天上演，粉墨登场，永无止息。城市是一个大舞台，而周亚鹰就是舞台总监。我相信亚鹰能够胜任“舞台总监”这个职位，上任一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已足够说明这一点。他怕风、怕雨、怕冷、怕热，再怕手机响，就是不怕丢官，不怕得罪人，所以他敢于说话，因为快意为文背后是一颗光明磊落的心。他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为了争取购买垃圾清运车而跟领导们摔茶杯；遇到上级的不合理说情，能够机智而大胆的反对；面对无理取闹甚或对他施以人身威胁的各色人等，他能义正词严地与之针锋相对，或者机智地周旋。我想，他这些都不怕了，那写文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官迷太甚就失之庸俗，文气太重就失之迂腐，因此想做好官需要一点文学的熏陶，艺术的浸润，想做好文也要懂一点人情练达，世情百味。毕竟，我们在写文章的同时，都还想做点事，对社会有用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