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写作与现代性焦虑

　　现代转型与跨文化写作

　　近百年来，蒙古族文学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那就是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现代转型。文学的转型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忽视了传统的文类谱系和知识谱系，而是运用西方的知识谱系(如科学、民主、自由)重新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运用西方的文类谱系重新建构我们的文学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审美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已不可能是纯粹民族的和传统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已被现代性改写，反过来，现代性也被民族经验和地域经验改写了。

　　再说审美经验。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否存在一种单一的、封闭的、纯粹的民族文化经验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特别是在内蒙古，时空浓缩、异质混生的生存状况更为明显。前现代的游牧方式、农耕方式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如此奇特而近距离地共存共荣着，加之各民族人民与汉族同胞杂居，这种经验的混溶性，使得文化心理变得斑斓而驳杂，蒙古族文学的复杂性也就在所难免。

　　在现代境遇与经验混溶的生存状态面前，如何保存民族传统进而重建民族传统，成为争论不已的严峻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写作主体的文化身份建构与跨文化视野。

　　首先说文化身份的建构。一个写作者的文化身份并不是先天的、既定的、不变的，文化身份是主观建构的产物。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文学一无所知或不甚了解，那么这个作家的文化身份就会相当可疑。他的作品也很难被纳入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谱系中。

　　但是，单凭写作主体的文化身份建构，还很难推进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历史已经证明，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们，无一例外都拥有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从纳·赛音朝克图、阿·敖德斯尔、玛拉沁夫、巴·布林贝赫到阿云嘎、阿尔泰、力格登、郭雪波等，都掌握着两种到四种语言，有的人长期从事蒙汉双语创作。跨文化视野给他们提供了更高的视点、更广阔的胸怀、更透彻的理解、更开放的心态。纵观百年文学史，具有单一文化视野者往往趋于保守，而拥有跨文化视野者往往成为民族文学新传统的建立者。蒙古族当代文学的辉煌，既得力于蒙古族文学的强大传统，也得力于当代作家开放的跨文化视野。

　　我一直致力于蒙古族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并在写作中始终贯彻这一理念。一方面通过深入研读本民族古代典籍、现当代作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获得真正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大量阅读国外作品和内地作品，丰富自己的阅读经验，扩大文化视野，更新文学观念，力争做一个具有广阔视野的诗人，并把这一视野和学养体现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特别是在诗歌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和考察。国外的作品，从古希腊的萨福到刚刚获得诺奖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国内从《诗经》《楚辞》到海子、西川的诗，甚至“70后”诗人的作品都有所涉猎。这种跨文化视野让我变得更开阔、更包容，也更清醒地认识到蒙古族诗歌的特点、优势和局限。真应了苏东坡的那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跨文化视野，容易使人偏激、保守和狭隘，而开阔的视野能给人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

　　诗性穿越的可能

　　在我的理解中，诗歌是个相对高雅的文体，诗人也应是个相对圣洁的形象。诗歌可以低调，但不宜低贱；诗人可以入俗，但不宜庸俗。把写诗混同于一般的文字工作，当然会冲垮诗歌的底线，使诗歌沦落为分行的口水；把诗歌理解成观念的图解，当然会降低写诗的难度，使诗歌变质为观念的演武场。这一切都使诗歌溃败成一种毫无难度的分行文字。

　　“及物性”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诗坛比较流行的概念。很明显它是针对“朦胧诗”的高蹈姿态提出的，是对当下经验的处理能力的一种强调。处理当代经验当然很重要，那是诗歌介入现实、接纳地气的重要方式。但是，处理当代经验并不等于诗人可以不做审美判断和道德提升。如果诗歌中没有审美超越和道德提升，那么我们何必去读诗呢？如果我们只想欣赏当代经验，那么生活不是比诗歌更丰富多彩、更生动活泼吗？在及物性方面，小说的功能不知要比诗歌高出多少倍，就当代经验而言，小说完全可以替代诗歌进行全景式的言说。那么诗歌何为？我认为诗歌的优势正在于诗人的高姿态和诗歌文体的高浓缩、高难度、高聚合特点。真正好的诗歌是可以将当代经验处理成永恒形式的。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现代性的一半是现实、是瞬间、是偶然，而另一半是永恒。永恒的不是当代经验本身，而是给当代经验以永恒形式的诗人的精神高标和杰出诗艺。

　　我觉得，诗人人格的建构与诗艺的探索同样重要。我坚信写诗即修行，写作中必定包含着对自我的拷问和对灵魂的探索。诗人的双腿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离开大地，但他的双眼有必要穿越红尘的空茫去仰望星空，那永恒的、绝对的精神律令。所以，穿越是我在诗歌写作中始终坚持的姿态。我所说的穿越与当前流行的“穿越剧”等毫无瓜葛。“穿越”特指两个最基本的写作维度：穿，即穿行、亲证、穿过(体验并不断地穿透)，它以鲜活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具体而微的现世情怀为对象；越，即超拔、超越、飞腾(依托于前一状态并跃升到另一个更高的状态)，指的是对彼岸世界的观望和朝圣之旅，是飞越有限的感性经验而臻于无限的化境。诗性穿越，意味着在大地上穿行、栖居和再穿行，并仰望星空玄思无限。

　　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有些许宗教情怀。而我所说的宗教情怀也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悲天悯人、普度众生”不太一样。我始终觉得，诗人的修行，即是对自我灵魂的不断审视、拷问、净化与拯救。我反对诗人的自我“圣化”，因为人非生来圣贤，我们涨满欲望的肉体凡胎始终无法隔绝于喧嚣的红尘俗世；但我也反对诗人的自甘下贱，因为一味迎合世俗，享受凡庸毕竟与诗歌面向永恒、渴望无限的终极关怀背道而驰。及物而超物，在场而又不在场的诗性穿越，应是诗歌写作中不变的追求。

　　传统的重塑与新传统

　　一位成熟的写作者必然要承受来自全部文学传统的压力，这里既包括本民族的文学，也包括其他民族的文学。广义地讲，还包括各民族的历史、哲学、美学与思想。文学传统，实际上是一个写作者真正的起点。

　　但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实际上，各民族文学(特别是语言)虽有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毕竟都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上独自行进着。这就能说明，为什么有些作家在本民族文学史上极端重要，但在本民族以外却毫无影响；而有些作家在本民族以外声名显赫，但对本民族文学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这是因为语言造就了诸多并行不悖的平行世界。为什么说诗歌是不能翻译的呢？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神性表现，即神性语言。在本民族语言中表现出神性光彩的诗歌翻译到其他语言中，就会降格为“人的语言”，读来感到索然无味。这就说明，用不同语言描述的同样的事物，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特别是在审美效果上会大异其趣。这就是各民族文学相对独立的根本原因。

　　独立并不意味着相互隔绝。正好相反，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产生了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促进作用。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健康发展，必定会经过“继承、借鉴、创新”的过程。汉语新文学的建构是如此，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的建构也同样如此。蒙古族当代诗歌到如今，已经历了四代诗人的薪火相传、承前启后。第一代诗人，如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等人，发扬了蒙古族诗歌的浪漫抒情传统；第二代诗人阿尔泰、勒·敖斯尔等人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使其更加开放和包容；第三代诗人特·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等人继往开来，开创了蒙古族诗歌中的意象主义和语言诗学，使蒙古族诗歌创作呈现多元态势；第四代诗人满全、多兰、瓦·赛音朝克图等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生命诗学和乡土诗歌，更加丰富了蒙古族诗歌的审美空间。

　　传统绝非是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唾手可得之物。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皆为当代史”，在文学传统指认中同样有效。被我们指认为“文学传统”的正是我们发现和命名的传统。因而传统是不断被发现、命名和重塑的东西，一些被指认为“反传统”或“非传统”的文学，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重新命名，成为新的传统。就像汉语新诗形成了与古典诗歌不同的新的传统，蒙古族当代诗歌也在构建新的传统，而且不断刷新着这个传统。上述四代诗人的努力与开拓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个人才能，诗人对文学传统的借鉴也是不能忽视的。借鉴不是移植，也非模仿，而是一种发现后的重塑行为。在文学意义上，语言决定存在，语言在转述过程中改变了一切。在新时期文学中，内地有“朦胧诗”，蒙古族诗歌中也有“布特黑诗”(意即朦胧诗)。从文学史上考察，蒙古族“布特黑诗”明显受到了内地“朦胧诗”的刺激和启发，但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远比他们的共性要多得多。语言和文学传统的过滤机制让借鉴成为一种创造性行为。

　　蒙古族当代文学绝不是隔绝于世界文学的孤立存在，相反，它正是在西方文学和内地文学两个参考系中被重新建构的。蒙古族当代文学也绝不是某一文学的模仿物或投影，她用蒙古文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字书写着只属于自己的传奇。蒙古族人民有着热爱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在网络时代被刷新、被放大、被激活了。蒙古文网络文学目前还没有获得稿酬制度，写作者纯属自愿，但写作热情仍然有增无减，大有燎原之势。文学的网络化正改变着蒙古族当代文学的生存格局，在体制、媒体、大众、精英、商业的博弈中，蒙古族文学将会有怎样的变革和表现，无疑，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了解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