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是作家关注现实的要件

　　作家如果没有社会意识，关注现实将是纸上谈兵。

　　半个月前，有一位很是“老愤青”的作家问我最近在干吗，我说关注了3件事：美国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竞选、钓鱼岛和党的十八大。“老愤青”很哲学地笑了，开导我：“这和写作有关吗？”一副感到很不可思议的模样。我也只好笑了，是另一种“哲学的微笑”。

　　作为盯准现实的写作者，特别是前往我国大西南、大西北考察了农村饮水安全现状以后，我重新反思和估量了社会意识与关注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那么的坚柔而又结实。假如不曾对地球水资源的情况、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饮水形势的评估、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畜饮水所做的艰辛努力、中国社会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追求等全球性、国民性问题的敏感和切进，我何以给读者呈现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中国饮水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党的十八大不仅与我的视点不矛盾，而且可以说是逻辑所需、情理所至。十八大报告给社会以及生活在社会里的我们提供的重要信息之一，就是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之前的“建设”到现在的“建成”，一字之别，让我对“十二五”期间中国大地上正在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速度、覆盖面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当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像城里人一样能够喝上自来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冷静地发现，从历史中一路走来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图谱和心灵轨迹。我想，这考验的不仅是作家的现代意识，更是社会意识，否则，分析和反思现实就会先天缺钙、营养失衡。杨显惠认为我的短篇小说《摸蛋的男孩》“参与了历史的当下性”，实际上是在勉励我始终要保持强烈的社会意识。

　　在我看来，民生是十八大报告的主角，没有哪个作家会与民生这样的话题过不去。作家与其说面对的是老百姓，不如说面对的是民生。民生是中国人最大的现实，十八大报告提出“建成小康社会”更是老百姓梦寐以求的民生。从现代意义上讲，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满足城乡发展需要。关于政治，我认为是社会意识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届“中国文学论坛”上，我对“作家要远离政治”这一观点进行了不客气的反驳。我觉得，这个观点本身就不成立，把政治与意识形态、权力混为一谈了。其实，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社会的民主、民生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老百姓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关注者和参与者，至于关注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举个小例子。这些天，我在家门口的公园晨练，耳朵中灌满了老百姓对“小康”、对时局、对十八大、对钓鱼岛、对国家主权、对反腐败等问题的种种议论甚至争论，这是中国老百姓政治热情和社会意识集中而又强烈的反映。我敢肯定，无论你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你会发现在街头巷尾、在田间地头，这样的议论会更加热烈、更加充满激情。这一切都关乎民生，具体来说，就是关乎日子、关乎幸福。

　　在这样的社会精神谱系中，作家如果远离政治、漠视民间对高层决策的反应、割裂政治生活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作家的社会意识就会全面坍塌，永远也无法看清生活的本相。

　　我比较在乎十八大报告里的一系列关键词，比如不走老路、海洋权益、政治清明、美丽中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应该说，大会传递的这些信息，回应了我对当下社会的一些观察和思考。3年前，我的另一部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皇粮钟》问世，我试图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诠释中国农民与绵延2600年之久的皇粮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揭示“三农”问题对中国农民意志、价值观和国民性特征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取消皇粮制度对农民心灵的触动和农民精神的变化。小说出版后，立即被北京、山西、吉林等省市列入戏剧、影视、话剧等文化开发项目，由我担当文学顾问的相关剧目也相继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我不是以此证明我的小说有多好，我是想说明3点：一是多种艺术形式对这部小说的接纳，实质上是小说中可靠的“社会性”在发挥作用；二是对中国民生真相的揭示，依靠的是作家社会意识对生活的介入而不是简单的“体验生活”；三是专家关于“从秦岭的小说里找到农民”等一系列话题与我“站在崖畔看村庄”的呼应，实际上同样在证明社会意识与关注现实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十八大与关注现实，本质上是一码事儿。

　　现在，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渴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民生落到现实里，老百姓就会关注自己的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和衣食住行，就是这么的具体和简单。

　　具体和简单恰恰是作家的难度，因为作家置身于现实的众目睽睽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