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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且值得纪念的事。一是7月9日在北京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后来几经演变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二是11月23日在上海创建了“上海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即今天的南京艺术学院。这两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都能够联系到蔡元培先生的文化理想和美育思想，而前者有鲁迅先生的勘选馆舍之劳，后者有刘海粟先生的创建之功，都能够汇入到新文化的洪流之中，都有许多可以解读的丰富的内容。而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博物馆为“国立”，反映国家意愿，表明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政府在推动新文化方面的作为；美专为“私立”，反映个人抉择，表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新一代文化人在推动建立新社会和新文化中的睿智。
历史走过了100年的岁月，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和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不仅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博物馆和美术院校都是西方具有几百年历史传承的文化成果，它们于20世纪初在中国的引进，面对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晚清的社会现实，固然有其相应历史背景下的重重困难，可是，在新与旧之间，人们还是看到了新的方式贴近了社会的发展，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博物馆以具体的实物让公众能够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美术院校则让青年更好地把握造型的方法和技巧，并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去表现现实，关爱人生。两者都关乎知识和教育，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没有知识和教育，国家就不可能强盛，就不可能有100年后今天的中国现实。
面对百年历史，有许多需要总结的内容，也有许多令人感叹的人和事。其中，年仅17岁的刘海粟先生创立上海美术院，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年岁。时事造就英雄，刘海粟先生30岁时和军阀孙传芳为了人体模特儿而斗法，从而成就了这位“艺术叛徒”。历史就是这样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没有预案的推演历史剧的每一个情节，刘海粟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每每让人刮目相看，有许多既不能拷贝又不能重复的内容。实际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特定的时代内容与历史机遇，前瞻和把握、顺势和开拓，成为历史篇章中最精彩的情节。文化和诸多领域一样，如同伽利略的一个又一个新发现，总是挑战陈规旧俗，其开拓和创新都会带来风险。试想，没有现代艺术教育就没有20世纪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人们可能还是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个体的技法传授，可能还是以临摹《芥子园画谱》的方式而获得造型的基础。美术院校的出现不仅是引进了西方的造型体系和表现方式，而且学科化的建立还解决了人才批量化生产的问题。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才批量化的产出，又推动了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从1918年的北平国立艺专，1928年的西湖国立艺术院(1929年改为国立杭州艺专)，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八大美术学院”以及综合性、师范类的美术教育，及至当下遍及大专院校中不计其数的院校和系科。显然，美术院校、系科的高度普及和超常发展，使得这个国家难以承受如此众多艺术学生的容量，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林风眠先生1928年的感叹：“国立的，私立的(基于体制，现在私立的却很少，不像民国时期)，到处都是。这样多的艺术学校，宜可以产生许多新的艺术创造者出来了！但是，结果，一个艺术大学的毕业生，往往连张构图都画不成！这也没有别的，艺术院校虽然那样多，国立的呢，往往是专门安置失意政客之场所；私立学校，却又在那里向学生同教员逐什一之利。”
当历史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的时候，一段历史的新篇章也就进入到属于它的高峰期。中国的美术教育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在时间上与西方的发展史相比并不算长，然而，历史上所未有的庞大的艺术教育规模却在当代中国呈现。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布局是和这个国家的产业与发展相关的，如今超大规模的艺术教育已经把艺术教育变成了职业培训，而产业中又难以消化那么多的人才输出，结果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数量的从事艺术工作的群体，这是一个不生产吃、不生产穿的营生，却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社会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来“包养”这个为自己艺术理想和自由人生而存在的群体。其中，“国立的”要花费纳税人的供养，而“私立的”也要消耗社会的公共资源，都会产生社会不公。无疑，这是艺术教育膨胀的结果，长此以往，在恶性循环中必将暴露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艺术教育要站在全局的立场上研究、制定“计划生育”的政策，使之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实情。(陈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