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杜甫诞辰1300年，与诗歌界和古典文学专业相关纪念活动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络上关于杜甫的各种调侃与曲解却甚嚣尘上，给人以“杜甫很忙”的感觉。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看到由国家话剧院出品、戏剧人张广天编导的话剧《杜甫》即将演出的消息后，深感振奋，觉得总算能够有一个正面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丰满的杜甫形象可以出现在观众的眼前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该剧非但没有塑造出杜甫的形象，甚至还打破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范，完全沦为创作者个人情绪的宣泄和相关探索的工具。既损害了杜甫形象，又戕害了话剧艺术。
在话剧《杜甫》中，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节奏、没有对白。除起到串场作用的现代“诗人”外，其他演员一律身穿透明塑料雨衣，或游走、或打斗、或摆出各种造型，除个别地方稍有台词外，大多用嘴模仿出京剧的曲牌，嘈杂且无韵律章法。起到串场作用的现代“诗人”也只是在幕和场的转换时不厌其烦地朗读杜甫的简要生平。多媒体在舞台的一侧打出简短的字幕，“告诉”观众舞台上表演的内容，而字幕打出来的内容与舞台上的所谓表演却找不到任何联系。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与舞台上的表演相伴的大多是瓷器碎裂、敲打、用力划磨而发出的锐利的、刺耳的声音，以致在演出过程中就有观众大声提出异议，并引发观众席间不小的躁动，更有一些观众中途退席。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笔者以为在于创作者的创作理念上，创作者把自己极端个人化的情绪和理解强加给话剧艺术，并通过它强加给观众，这既是对话剧艺术的破坏，更是对话剧观众的不尊重。在《杜甫》的剧目介绍上是这样写的：“他(张广天)将杜诗的某些意象以及他自己按照杜诗的审美原则延伸出来的意象，铺展在舞台上。他让书面的和口头的语文退居一旁，让剧情退居一旁，而让非戏剧的元素呈现日常经验之外的心灵意义。杜甫，既不是人物，也不是符号，而是一种方法，一种可以从诗歌的写作中借鉴出来的方法。1300年以前，唐代的人们以这样的方法与世界相处，如今，这个方法还有多少伸展出去的可能性？”但从《杜甫》的演出来看，观众既没有看到“杜诗的某些意象”，也没有看到“按照杜诗的审美原则延伸出来的意象”，观众看到的或许只是创作者自鸣得意、自我欣赏下的主观臆想。而让“语文退居一旁，让剧情退居一旁”的所谓“心灵意义”不过是创作者的噱头而已，相信他自己都未必清楚这所谓“心灵意义”的内涵。而将杜甫作为“一种方法”，还毫无根据地宣称“唐代的人们以这样的方法与世界相处”，则不啻为无稽之谈、不负责任的主观妄语。
张广天说：“你到剧场里来，不是来观看杜甫的故事的，而是来体验杜甫方法的。”那“杜甫方法”是什么呢？通过《杜甫》，观众能够体验到什么呢？是尖锐的瓷器碎裂与划刻所发出的令人汗毛耸立、心烦意乱的噪音，还是演员嘴里发出的各种无节奏、无章法的京剧曲牌，抑或是演员在舞台上做出的各种不知何意的形体动作？不知道！相信观众也体会不出这玄而又玄不知所云的带有“心灵意义”的“杜甫方法”。观众所看到的无非是一个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语言、没有节奏、没有内容、没有精神的所谓的“表演”。那这还是“戏”吗？
我们不反对探索，更不反对形式创新。探索和形式创新是话剧艺术能够发展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像《等待戈多》这类经典名剧，还是孟京辉的一系列探索剧目，它们都极大地丰富了话剧舞台，为话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像《杜甫》这样没有内容徒有形式(实际上形式也不存在)的所谓探索，还是不要的好，因为它对话剧艺术将造成严重的危害，这危害包括创作理念、艺术表现和观众欣赏心理。戏剧评论家林克欢曾经说过：“戏剧表现的是关乎人以及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人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存处境始终是戏剧关注的中心。”他还说：“伟大的戏剧，拨动千百万人心弦的戏剧，肯定是那些表现生命的躁动、宇宙的微茫，让人领略人生的况味与宇宙的深境的作品。”在《杜甫》中，所有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它所具有的或许只是创作者哗众取宠的所谓自己独特的个人体验吧。
国家话剧院的王晓鹰导演曾经说过：“好的话剧是人性的实验室，它能成功地激发起人的创造性思维，在人的精神内涵中注入思考的品质。”北京人艺出品的、常演不衰的、深受观众喜爱的话剧《李白》，从正面印证了王晓鹰导演的这段话，而《杜甫》则从反面证实了这段话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