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运史 以人统事 以今述古

——读蒙古族作家巴根小说《忽必烈大汗》

　　近年来颇为繁荣的历史小说题材多集中于汉唐明清，多少忽略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现民族大统一的两个百年王朝——北魏和元朝。而这两个王朝恰恰对于今天我国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国起了奠基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族作家巴根新近问世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汗》具有题材的独特价值。而它在艺术上的成功在我看来是较好地体现了历史小说应当遵循的“以文运史”、“以人统事”、“以今述古”三原则。

　　第一是“以文运史”。历史小说虽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史不分家的体裁，但仍应做到“史实为体，文学为用”。《忽必烈大汗》忠于历史真实，书中主要历史线索、人物、事件可循可信。作品从忽必烈的童年一直写到他将近80岁的老年，从年幼时他跟随祖父成吉思汗征战写到建立元朝。由于是“正说”而非“戏说”，因此它具有历史认知价值。在当下消费主义的语境下，历史小说也被消费，“戏说”的多，“正说”的少。戏说虽可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可以博得读者和观众的眼球，但缺少历史的认知价值，甚至会造成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巴根笔下的忽必烈是一个真实的忽必烈，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忽必烈。这是其一。但是事事考证于正史又会失去那种灵动飞扬的想象，也很难达到历史小说应有的艺术境界。《忽必烈大汗》贵在尊重基本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大胆“生发”。史家评论忽必烈从年轻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全中国的人”。书的开篇便有这样的情节：他因不杀小鹿被祖父成吉思汗称：“长生天作证，将来得统一天下者，必吾孙也。”他的一生，从跟随祖父挺进欧亚到平定西夏、大理，灭南宋，定大都，建元朝，充满了大汗伟业与传奇，正如受他器重的汉人官员刘秉忠在一首曲中所咏：“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尘嚣。”《忽必烈大汗》又不受史书记载的局限，把忽必烈从一个历史人物成功地升华为一个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独具光彩的艺术形象。这种生发和升华依靠命运和性格刻画，依靠细节和心理描写。书中那种离开文学描述的历史评价极为少见，更多的是一种自然流淌。在叙事上采取的章回小说体使情节更紧凑连贯，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和易读性。这些都是“以文运史”。

　　其次是“以人统事”。恩格斯有这样一句名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它并不‘拥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的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忽必烈属于那类和拿破仑、罗马大帝、彼得大帝相似的创造历史的巨人。忽必烈一生征战，从少年有志不畏艰苦在北方驻扎，率军直进云南大理国，指挥了灭金、灭南宋，直至建立元朝完成中华统一大业，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从马上征战到以强力和智慧解决阿合玛、海都的宫斗内乱，都显示了忽必烈铁腕的性格魅力。但《忽必烈大汗》还让我们看到了忽必烈的另外一面。当蒙哥要杀完颜真的时候，忽必烈出来阻挡，兄弟俩争执不下，忽必烈说：“他今天放下刀成为我的安达了，就不应该杀他。”当他攻占大理国后，大理国王段兴智带领文武百官向忽必烈俯首称臣，忽必烈并没有屠城，而是优待王室，任命段兴国为大理路宣抚副史，文武百官可任选原职。南宋的皇帝投降，也未被杀掉，还给了封地、封号……正所谓侠骨柔情方显出帝王胸怀。他勇于“剿灭”也善于吸收新的东西。书中写他遵从儒道以汉朝制度治理汉地，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从《易经》改国号为“元”。但这种吸收又是有他的民族底线的。如在恢复汉制中，他坚决反对恢复宦官和女人缠脚，因为他崇尚男儿的血性，认为男女都要骑马打仗。所以，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忽必烈鲜活而有历史质感，是一个没有被历史事件淹没的忽必烈。

　　第三是“以今述古”。历史小说创作必须秉持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尊重，仅仅观照历史可能写出一般演义和戏说的读物，但读物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要启迪当下。《忽必烈大汗》充分观照现实体现在这样几点：一是在经过北宋与辽、南宋与金近300年的对峙、分裂的局面，至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多民族大统一的中国，在这一点上肯定了忽必烈。尽管元朝执行过严厉的民族歧视政策，但历史不是道德化的历史。元朝统一中国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前进，奠定了我们现在这个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国家基础。忽必烈的历史功绩不仅在拓疆土、融民族，甚至在对大都(今北京)的建设。《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当时的大都“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域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这对明、清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它作为首都具有奠基意义。二是忽必烈作为开国皇帝对于继任者选拔的慎重。他对铁木尔反复考量，考验他能否戒酒，在他戍边磨练后方让他担当重任。三是忽必烈对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高压政策，一生两次指挥东渡伐日。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权力交接、居安思危——小说的这些现实观照使“历史”走进了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