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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写一写老家，原就计划今年要到蒲杏村去住上一段时间，准确地说是到我的诗中多次写到的杏儿岔住上一段，后来有了中国作协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就决定非去不可。但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成行的原因竟是因为父亲的病重和去世。现在放在手边的这本薄薄的书稿《岔里人家》，便是在巨大的悲痛中一字一句写就的。
当然，写在这本书中的内容并不全是今年才知道的，因为在我这50年的人生经历中，有20年的时间基本上是每天都生活在那里的，有30年的时间是每年都要去那里住上些日子，而且每年都要去上几次，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我对那里的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都熟悉，对每一片土地都熟悉，对谁家门口有几棵树都知道。写到书里的那些事这次只是重新听了一遍，有些地方再去看了看，当然也有一些是以前没有在意，这次忽然打动了我的心，才把它们写了进去的，比如那个被抓壮丁当了国民党的兵，后来投诚参加了解放军，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之后回村当过村支书的老人，就是这次听到的，而且我还从村委会的档案中阅读到了有关他的零零星星的材料。
那是今年3月份，农历还是二月，老家山路上的积雪刚刚融化，我带着妻子和儿子急切地去那里看望我的父母。说“急切”是因为本来春节的时候，我都准备好了给父母的年货，而且已经到了县城，却因为大雪封山而返回了兰州，至今想起来，我追悔不已。
那时的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了。往常我每次回家，父亲一听到对面山路上有汽车的声音就会出来看看，看看是不是我回来了，但这次父亲没有出来迎我。当我和妻儿进了大门，一直走进上房的时候，父亲才挣扎着靠着被子上坐了起来，我摸了摸父亲的手，有些冰冷。我看到父亲的牙齿几个月之间已经脱落得不多了，心里隐隐感到不祥。第二天我给父亲理了发，洗了脚，想把父亲领到县城的医院里去住院，但父亲坚决不同意，我知道他是怕自己去世在外面，无奈之中只能继续让当村医的弟弟给给父亲输液。
陪了几天父亲，看着似乎无大碍，我就因为单位上的事忙而回到了兰州。之后，我几乎每天给家里打两次电话，但母亲和弟弟在电话中总是说父亲好多了好多了，他们是怕我操心而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但到了4月22日这天下午，弟弟忽然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行了，他们已经给父亲把老衣都穿上了。
那天夜里两点多的时候，我赶到了家里。接下来的几天，我除了到县城请医生离开过父亲一阵外，一直陪在父亲身边，我见证了一个老人最后的日子。现在想来，美国诗人艾略特的那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就是为今年杏儿岔的四月而写的。
那些天，不断有村里人来看望父亲，有的人还流了眼泪。他们除了安慰我以外，都会说到父亲的好多事情，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位老人。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他们越说我心里越难受。但父亲却显得格外地开心，总是说他的孩子们怎么怎么好，说他自己怎么怎么满足。
4月27日下午5时多，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晚，村子里就来了好多人，帮助料理丧事。其中有一个村民叫赵礼，是旧社会我家的一个长工的儿子，他从他父亲口中听说了好多我家的过去的事儿。那些天，赵礼忙里偷闲，一有空就来和我说话，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转移一下心情，但他讲的好多事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无意中，和他的聊天成了我的采访。有些内容就写到了书中，比如他说我家过去的骡队，以及我的太爷那时还贩过军火和烟土等等，都是我第一次听说。
5月3日，我把父亲安葬在了奶奶的坟旁。对于那天的情形，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时，所有的麦子、土豆，还有一坡的苜蓿，都在父亲身后跪下，我知道我没有它们孝顺。”
这些天，我看到了乡下安葬一个老人的全过程，这方面的民俗是我第一次见到。原以为我对这个村子够熟悉的了，这一次我才发现我对这里还有许多不了解的东西。
5月5日，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领着兄弟姊妹们去给父亲“扶三”，就是在父亲的坟头上培培土，把父亲的坟院整理一下。下午两点钟左右，我领着78岁的老母亲坐上了去兰州的班车。老家的院子从此空了，除了上房的桌子上放着父亲的照片，什么都没有了。
在兰州安顿好了母亲，我又多次来到了老家的空院子。按照老家的习俗，老人去事后要连着烧“七七纸”，就是每七天要到老人的坟上去烧一次纸，烧了“七七”之后，再烧一次“百日纸”，这一年就不再烧纸了。
8月4日，是父亲去世百天，我和女儿在兰州给父亲买了一捧鲜花，抱着回我们去给父亲去烧了纸。这一次，我到村里的各家去转了转，一是去感谢村里人在父亲去世时来帮忙，二是再听听他们的故事，为的是让《岔里人家》中的人和事再“靠实”一下。
到了9月中旬，为了配合上级要求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主动要求到老家去采访，这样又回到老家，有重点地去了一些人家，有选择地找了一些人聊天。采访回来，坐在电脑前，写着写着有时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时间过去了，稿子基本写出来了，但留在心里的疼痛还如当初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