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民：

　　我觉得当下的中国长篇小说面临着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困难和问题是历史观的倾覆与重建。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体壮大，它的文体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历史观的展开。一个写作者应该有明晰的、能够自明的历史观，要通过一个长篇的架构去处理你的历史观。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认知上，在道德判断上遇到的困难。现在很多小说使用的还依然是一种18世纪的道德观，从18世纪到今天，时代的道德观处在一个变化中，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分析生活，分析我们的道德状况，应该看到这些细微的变化，我们的小说创作应该把它呈现出来，而不是停留在18世纪的道德观，保持一个基本的正确就够了。我们现在很多小说通过故事，通过人物的命运所表达出来的道德观和道德判断，理论上它都是对的，但是不接地气。

　　第三个问题，就是向社会转型寻求人物的历史需求。我们知道小说是写人物的，而一个长篇小说特别要塑造一个能够承担历史命运的重要人物，但是我们当下很多长篇小说都很难有能力写人物。我很难想象一个长篇小说，如果它不处理人物的话，它的人物命运、它的道德感、它的历史观怎么能够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