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

　　中短篇可以因为一句话、一个场景，甚至一个标题，就激发你的创作冲动，而且你可以凭着这种冲动去完成它。但是长篇小说不行。我后来写了几个长篇，多少还是因袭了我原先写中短篇的习惯，可能被一个事情、一个遭遇所鼓动，就仓促上马。包括最近的《囚界无边》，还是沿袭的我原先写中短篇的创作习惯。陈福民先生说每个作者都应对历史做体系性的把握。以前我们跟男作家们聊天，就认为他们都是宏大叙事，是为了做伟大作家的，并不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误区，如果我写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或者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是不是就一定不是宏大叙事？它同对历史做体系性的把握之间，是不是完全矛盾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那样，你要宏大叙事，就一定要具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视角和那样的把握能力。

　　我跟刘亮程先生有过一次谈话。他给了我一个长篇小说的稿子，看了以后，我说长篇小说跟散文不一样，它是一个系统架构，就是说你要盖一个楼房，你要有梁有柱，有通风口，有楼梯。而现在你的小说让我感觉你做了很多太精致的砖，但是没有梁和柱，所以你那里面人物全都是影子。那时候作为一个编辑，可以这么说。到我自己来写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现在也想改正我原先那种遭遇战式的游击习气。我写作新长篇的时候，一直想找一种结构，既能很好地表达我的想法，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所以我要再写，不会那么仓促上马，摸着石头过河，走哪儿算哪儿。我可能会要做一些思考，对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