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历史重建及历史叙事的困境

　　引言：

　　小说与历史；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历史写作的倾向：历时性与共时性

　　不是文本的细读和美学的鉴赏，而是将小说视作历史观念的表达而追溯其内里的结构

　　一、《天香》：细节与历史的景观化

　　以“物”为中心；待知识的考古学者的态度恰好是王安忆保守的历史态度的体现；这种保守的历史态度让王安忆不停地“向后看”，从《长恨歌》到《天香》，从殖民时代的上海到晚明时代的上海，并以为在“过去”存在着一个“静态的”、“知识观念”式的历史场所—天香园就是这个历史场所的最精致的隐喻之一种—只需要某种小说家和学者的“精雕细琢”就可以还原“物”的真实面目。“求真”这种看似政治正确的历史叙事方式恰巧暴露了王安忆“所学愈实，所遇愈乖”的市民主义历史观。

　　细节描写的景观化；我在这里借用这一概念来指王安忆在处理历史时的一种技术手段和意识形态。技术手段是指，她对于“物”的细节描摹实际上具有鲜明的影像化的特征，上面引用的两处细节描写与其说服务于语言的功能，不如说是服从与于摄像镜头的功能。意识形态是指，通过这种对“物”的看似“求真”、“审美”、“无利害”的描写，它满足了当下社会对于历史的消费渴求。

　　王安忆与沈从文

　　二、《古炉》：历史主体的去成人化

　　写作动机中的个人性和公共性；从这个动机出发，我们会发现贾平凹一开始就遭遇到了历史题材写作的两难困境：以个人的记忆为本位，则“文”胜于“史”；以历史史实为本位，则“史”胜于“文”贾平凹不但没有在小说中弥合“历史”与“小说”、“记录”与“文学”之间的裂隙，而且从一开始就己经进行了偏离，这种偏离的“诡异”气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在作品中塑造的那个特别的叙述主体—“狗尿苔”。

　　为“文革”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观察者”和“叙述者”，一个孩子的视角固然能绕开“政治评价”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使历史幼稚化的可能。为了回避这种幼稚化，贾平凹使用了其一贯的手法，那就是利用一种神秘主义，将“幼稚化”的历史转化为不可知的历史。1在这个意义上，狗尿苔恰好不是“价值无涉”的，他实际上对历史作出了判断，这一判断就是：所有的恶行都是你们做的，我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即使恶行遍地，我看到的依然可以是一个童话般的神秘世界。

　　但是如果清除“原罪”依靠的是孩童般的记忆，对责任的追问也自然就落入虚空。实际上，贾平凹正是通过这种“去成人化”的历史主体将“历史责任”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写作的伦理给搁置起来了。“罪”成为了暴力的奇观，对“罪”与“恶”的记忆呈现为一种旧式文人式的抒情笔记

　　三、《四书》：历史寓言的去“历史化倾向”符号化的孩子

　　“孩子”形象过于“强大”的后果是，整个作品似乎就是这个“孩子”的独角戏，其它所有人都成为舞台的布景或者道具。阎连科从贾平凹的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完全抽空了历史的写实性的一面，而用创造“文体”的方式来把历史转化为“纯粹”的形式。

　　阎连科的逻辑；一个是在历史层面展开的，也就是上文程光炜指出的揭示中国当代史中被遗忘的“暴力程序”；另外一个是在小说写作的层面展开的，这就是阎连科所言的“神实主义”。阎连科更大的雄心则在于通过后一种锣姐央析键前一种摺格＿六“T n ,[,;沙，，、候“发现历史”。

　　历史的风格化、文体化倾向。结语长篇历史叙事承担了复杂的政治社会学的功能。它不仅仅是要还原历史的现场和细节(如果有所谓的现场和细节)，更需要从当下生活着的情势出发，去重构历史各种细部的关系，将历史理解为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过去的事实，发现其内部逻辑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隐秘关联，这就是本雅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最基本的层面，一部长篇历史叙事作品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它应该有一种历史的经验陈述，这一经验由事实、材料、客观叙述甚至是个人记忆所组成，第二是它应该有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由叙述者的道德减否、价值取向和审美喜好所构成，也就是说，它应该有一种不仅仅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历史判断。在我的观察中，这十年来主要的长篇历史叙事都只是达到了第一层面，无论是《天香》、《古炉》还是《四书》在经验陈述上都各有其特点，这种特点甚至构成了某种“风格化”的东西。但也正是这种过于鲜明的风格化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上文详细论述过的历史的景观化、去成人化的主体叙事和历史的寓言化—阻碍或者说遮蔽了历史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