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

　　现在，长篇小说确实是当前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长篇小说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学潮流的主要趋向，集中反映了我们对时代生活的想象和愿望。我们关注长篇小说，不单是因为从商业角度讲它很重要，实际上一个成功的长篇凝结了作家对人生世界成体系的认识和追求。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发展趋势总体来说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在思想艺术的开拓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现在我们谈文化建设，谈文学首先要谈到长篇小说，它是时代的文体，是文化建设的“重型武器”，目前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以往的长篇好像只是少数人才能写的，需要好多年的文学训练和储备，人们写长篇前要“试飞，”但现在写长篇小说已经进入“全民化”状况了，年龄低龄化，普泛化，而且一动笔就是几十万字。二是，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内外文学界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其实我国许多重要的长篇已进入国际汉学家的研究视野。另外，长篇小说在市场中的市值越来越高，作家已经能在市场中掌握定价权，更好地体现其自身的价值。好多出版社追着著名作家要作品。再就是，长篇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来源和基础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位长篇小说提供的创意被其他文化产业接受的机会非常多。还有就是，长篇小说成为检验一个作家的“试金石”，现在看来，似乎一个作家没写出影响大的长篇，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值得讨论，但是不是标志着长篇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呢，我看是的。

　　这些年长篇小说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贡献是大的，长篇小说这个文体自觉地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地开掘，在这方面得到的开掘非常多。在内容、样式、题材等方面的探索、实验、进步也越来越多，乡土题材、历史题材、都市题材都越来越看重对民族文化的开掘。

　　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向和艺术技巧方面，这些年也是非常突出的。有一个我拿不太准但我认为是这两年写法上比较突出的，就是长篇小说的跨界问题，今年有两部小说，周大新的《安魂》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很突出。《安魂》前半部分显然是纪实，后半部分是完全虚构的，但整个作品又不失长篇小说的感染力，这种写法应该是很大胆的，在今年是很重要的现象。《生死十日谈》很难让人弄清楚到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边界已经非常模糊了。刘震云过去写的《温故一九四二》也是如此，这种新的探索对艺术的进步应该是有好处的。再就是，长篇小说向民间走的更近、更细致、更深入，另外对存在意义、人生意义的探索也很明显。第三，长篇现在到底面临哪些内在的危机，或者发展途径在哪，需要我们探讨。我们对长篇的发展还不是完全满意的，希望长篇小说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还可以走得更远、更加深入、阔达。有些长篇小说面临的问题也是文学、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比如原创性问题，文本能否提供独一无二的经验和艺术享受问题等等，这是一个重要方面；二是，长篇要有故事、人物，小说提供什么样的人物，让读者如何认识世界，至关重要。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示智慧、有内涵的、饱满的中国人形象，考验着美国作家；三是，作品流露的价值观问题依然是关键，作家张扬什么样的价值，是否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未来，如何鼓舞我们追求“中国梦”，同样十分重要。这些对当今文学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创研部对长篇小说向来都很关注，我们也想继续关注它的发展，更强调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写传统题材、传统载体。我们在尽可能更多注意到知名作家、出版社、期刊之外，也更加注意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小说创作、非主流的创作，以及网络小说、发行量不大的期刊里的作品，默默绽放的许多作品，其实都在提供更多新鲜的经验，这都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