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1、如果从“文学革命”发生的1917年算起，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也已经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在这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先后出现过三次长篇小说的创作高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茅盾、巴金、老舍、李劼人等一批作家以他们丰富的创作实践使得现代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开始走向成熟。第二次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虽然当时的小说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意识形态的烙印，但以柳青、梁斌、杨沫、赵树理、周立波等人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写作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却依然是无法被忽略的。第三次就是我们这儿所重点关注的世纪之交了。应该说，第三次长篇小说创作高潮的起端点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大约从名噪一时的所谓“陕军东征”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将主要的创作精力投入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虽然说，在这一次创作高潮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文化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确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一波高过一波的长篇竞写热潮中，一些真正堪称优秀的长篇小说逐渐地浮出了水面。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基本情形看，这样一种格外迅猛的长篇小说创作势头不仅未有稍减，反而呈现出了愈益汹涌澎湃的发展态势。年产千部以上长篇的数量之巨大自不必说，从作品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与深度来判断，也可以说已经或正在生成着一批具有经典意味的优秀长篇小说。虽然很难说这一次仍在持续进行过程中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已经企及了茅盾、老舍、巴金、李劼人等现代小说大师曾经抵达过的高度，但从我的阅读体验来判断，说这次创作高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整体超越，却应该是一个相当可信的结论。

　　2、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度关切与思考。提及“中国问题”，马上就会让我们联想到前面曾经提出过的“中国经验”。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中国经验”，虽然貌似距离不大，但二者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所谓“中国经验”，更多地具有一种形式的意义，是在形式层面上强调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学经验的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重构。而所谓“中国问题”，在最浅表的意义层次上，首先指的正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所实际面临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处于又一个关键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到底如何的问题。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中国知识界的基本思想动态，就应该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对于当下时代中国所面临种种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已经成为一切有识之士的一种自觉行为。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物事，文学自然也没有成为缺席者。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对于中国问题做出必要的回应与表现，正是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作家一种凸显自身人格良知的写作选择。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以上只是对于“中国问题”的狭义理解，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我们认为，举凡是曾经在中国的现实中或者历史上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种种社会问题，实际上也都可以被看作是需要我们予以强烈关切的中国问题。正因为强烈地认识到了“中国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文明的重塑与提升均产生着极为关键的影响，所以，富有责任感的中国作家就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上。蒋子龙的《农民帝国》、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莫言的《蛙》、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曹征路的《问苍茫》等，均属于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3、文体的主导性与多样化并存。因为文学理论界关于文体的理解与界定一直众说纷纭，所以，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我们这里对于小说文体的理解。某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小说文体，非常接近于习惯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方法。按照通常的惯例，小说创作方法在西方文论的层面上，大约可以被划分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三种。在这样一种理解之外，如果把中国本土小说传统这个维度考虑在内，再顾及一下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界的创作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新世纪长篇小说从文体的层面上，先后出现过包括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本土传统这样五种不同的文体形式。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有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铁凝的《笨花》、毕飞宇的《平原》、张平《国家干部》等，现代现实主义主要有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蛙》、关仁山的《麦河》、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韩东《知青变形记》、刘亮程的《虚土》和《凿空》、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刁斗的《我哥刁北年表》等，浪漫主义主要有张炜的《你在高原》、郭文斌的《农历》、蒋韵的《隐秘盛开》、孙慧芬的《上塘书》等，现代主义主要有李洱的《花腔》，宁肯的《天•藏》、阎连科的《受活》和《风雅颂》、秦巴子的《身体课》、陈希我的《抓痒》和《大势》、韩少功的《暗示》等，本土传统主要有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檀香刑》、成一的《白银谷》、王蒙的《尴尬风流》、格非的《人面桃花》、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