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陈惠芬一直活跃在创作一线，坚持不懈地在舞蹈的深度和高度上挑战自我。深度，源于对作品本身的高要求。几乎每一部舞蹈，无论是大型舞剧还是小型舞蹈，在陈惠芬手中都要经过多次反复思考和打磨，因为“我们不愿意重复别人，更不愿意重复自己”，她说，“我们都知道，如果想不到那个深度，就做不到那个深度”。
好的舞蹈作品所表现的，其实别无其他，而是创作者本身——因为舞蹈的内核就是一种信念的坚持，是一种理想的表达，只有一个自我极其丰富的创作者，才能将那种“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东西，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而舞蹈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一种适合的、充满“意味”的方式来表达你自己。
舞蹈之“重”，挖掘历史深处的力量
黑色底幕远远映出起伏的山脉，孤独的顶光延展着格外空旷的舞台。在硝烟弥漫的寂静中，一个，两个，三个……年轻的战士在我们面前一一亮相，尚未来得及定格，便又匆匆消失，如同战火中那些短暂的生命。这凝重悲壮的开场，来自于第七届“荷花奖”金奖作品——六人舞《父辈》。
战火中成长的少年，经历了惨烈的战斗、目睹了战友的牺牲，最终毅然接过老战士留下的枪，走上革命的征程……《父辈》的主题是战争，但又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表现方式。在残酷战争的映衬下，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充满了人性的力度：老战士与小战士无声的亲情，战友舍命相护的背影……大段具象而又写意的舞蹈牵动着观众的视线，与死亡对峙的生命强力则震撼着观众的心灵。
短短6分钟的舞蹈，却讲述出了一代人的故事、一个国家的史诗。或许大多数观众都会被《父辈》的最后一幕所深深震撼：铺满年轻生命的战壕上，一簇光线照在回眸的小战士雕像般的脸上——那战壕，既是残酷的战场，也是战士们为之献身的大地；那光线如凝血，透着黑色的沉重，却又展示着暖色的希望。年轻战士的目光穿透遥远的时空，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对视；“我们”既像是在凝视革命先辈的身影，又像是在直面历史本身。而“父辈”这个名字则恰如点睛之笔：从剧情来说，倒在未尽征途上的革命先烈是“父辈”，接过枪的少年是革命意志的继承者；而从历史层面来说，舞台上的“他们”都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父辈”们，而坐在台下的“我们”才是他们遗志的继承者……历史的纵深感由此铺展，唤醒了身处和平年代的人们心中沉甸甸的使命感。
舞蹈《父辈》的力量，在于它刨开了历史的地表，挖掘出其中最富深意的力量，赋予人们耳熟能详的题材以厚重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哲理思辨，令人们在欣赏舞蹈本体时不由自主地陷入对生命的思考，而非流于视觉的狂欢。这便是陈惠芬的作品带给观众的舞蹈之“重”。
舞蹈之“韵”，诗意弥漫在硝烟纷飞时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陈惠芬则用她的舞蹈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讲述故事的内容，而是讲述故事的方式。
在当今主流艺术领域，尤其是军事题材舞蹈创作中，“表现什么”几乎已无争议，“如何表现”就成为决定艺术水平高下的终极判断。如果说，“厚重”是陈惠芬舞蹈独特魅力的源头，那么“诗意”或许可以用来描述这种魅力的主要特征——一种基于文化、哲思和境界的独特韵味。首届“荷花奖”金奖作品、女子集体舞《天边的红云》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佳作。
《天边的红云》将目光投向了长征这一传统题材中的特殊群体——红军女战士。仅9分钟的舞蹈，以弥漫而写意的手法描绘了长征途中一个个美丽生命的陨落和不朽，营造出唯美、冷艳的意境。在似幻似真的无尽征途上，年轻的女战士背负着沉重的肉身，一次又一次与死神不屈却又无助地搏斗，悲伤却又极致美丽。后半段，舞蹈的自由指意性被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用女战士的身体堆砌成的坟茔上，耀眼的白光如同历史凄美的烛照；哀恸的人群散开，观众看到的不是赤裸裸的死亡，而是如梦似幻、如沐天光的优美群舞，革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如同泉水流淌在舞台上，带来了曲折却又柔韧的韵致。陈惠芬似乎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红军女战士不仅是拿着枪的士兵，更是一个个柔美动人、活生生的女人。而观众们则赫然发现：在死亡面前，生命竟然如此美丽——生命也本该如此美丽。
2010年，基于集体舞《天边的红云》重新创作的大型同名舞蹈诗剧，不仅票房叫好叫座，更在第七届“荷花奖”上捧得了舞蹈诗金奖。在容量更大、意蕴更丰富的舞蹈诗剧中，陈惠芬用完全不同于以往“娘子军”式的叙述方式展现了女红军的爱与美，生命与信仰。随着舞剧的推进，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断地消逝，却不断激发出对生命的歌颂、对理想的绝唱。舞剧尾声，当又一个美丽的女孩沉入茫茫沼海、绝望和悲恸如磐石压顶之际，台上却出现了一片美丽麦田，一个个曾经陨落的生命在金色的麦浪中奔跑、欢笑，享受生命的富足……强烈的意识流式叙述中，现实与梦幻不可思议却又合情合理地结构在一起，而现实与幻境的巨大落差则产生了强大的艺术张力，令台下观众无不为之唏嘘。
舞蹈本该是诗。或许，正是那浪漫的诗情与生命内在的厚重，赋予陈惠芬众多作品以超越时代的韵致和魅力——这来自于革命理想主义与艺术的浪漫精神，更来自于生命的尊严和历史自身的厚重。
舞蹈之“魂”，与时代精神共鸣
陈惠芬曾说：“一部作品，只要富含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就一定是优秀的作品。”一句话，道出了舞蹈的灵魂所在。相对于现代舞，当代舞似乎承载着更多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在时代强大的主旋律中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则是她舞蹈的又一个鲜明的特质。刚刚出炉的第八届“荷花奖”金奖作品《决胜千里》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在新时期的军事题材中，信息化或许是其中最难表现的主题——信息本身所代表的非物质性、非具象性和空间延展性，对以具体的动作为载体的舞蹈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决胜千里》却做到了：在声光电的配合下，极简的舞台营造出庞大的数字化战争氛围；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勾勒出数字时代的速度和冷静；荧光勾勒的线条如同神来之笔，让无处捕捉的数字流在现实空间内显形……未来战争“决胜于千里之外、杀敌于无形之中”的特性，在极其写意却又贴切的舞蹈动作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正如不少评委在赛后所说的那样：《决胜千里》无论是在舞蹈形式还是在艺术空间的处理上都作出了极大突破，无疑为今后一个时期的舞蹈创作打开了一扇大门。
如果说，《决胜千里》灵魂中响彻的是新世纪科技强军的强大乐章，那么，创作于世纪之交的大型舞蹈诗《妈祖》，则充满了以文化为纽带、连结两岸同胞的共同祈求和强烈愿望。在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情感线索之间，《妈祖》如同一首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交响曲，诗意地表达了“人的神化、神的人化”，那充满人间烟火的温情与灵魂高度的神圣美，将两岸华夏子孙同根同源、同宗同脉的民族亲情和人民共同祈祷平安和谐的宏大主题，用登峰造极的舞蹈语言推向了又一个高度。
正是作品灵魂深处的时代烙印，赋予了陈惠芬作品生生不息的活力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强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