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我只画我想画的东西

　戴敦邦

戴敦邦《红楼梦》人物像

　　不久前，由戴敦邦先生的儿子戴红倩领路，我和深圳的瓷刻艺术家张向风先生等一行，怀着深深的敬仰，来到位于上海冠生园路的戴敦邦工作室，拜访戴敦邦先生。戴老先生早已在门里等候，他跟我们热情地一一握手。一进屋子，映入眼帘的是墙壁上挂着戴敦邦先生未完成的一张新作，尽管我们已预先知道戴敦邦先生这张作品表现的是老子《道德经》和它的尺寸，但还是被这幅巨作展现的气息所震慑。我们的对话就由这张画开始。

　　记者：这张画是您最新的作品吧，内容好像与道教的鼻祖老子有关，可否谈谈为什么要画它？

　　戴敦邦：我是上海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对老子以及学说做过长期的研究。《道德经》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道家的思想从教化层面看它更具有治国的理念，对当今的社会还是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性意义；老子思想有宏观有微观，非常虚幻深奥也难懂，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它是很难的；我一般习惯是构思上内容决定形式，有段时间用这种方式画现实的东西。

　　我现在眼睛的视力不太好，画大幅比画小幅画更有利，还有就是我想画的内容以前基本上都画过了，前些时候我画《金瓶梅》，现在我画老子《道德经》。画面上大量出现女性裸体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意念，我认为人类社会和谐以及人类文明精神不应该有地域的狭隘观念，所以我这张画中还有维纳斯、大卫、玛丽莲·梦露等形象，也不只全是《道德经》的东西。我画这张画部分原因是以《道德经》“和”及“执大象”思想作为其核心内容，试图以具象形式来表现它的哲学思想、以人类本原的美与善鞭挞社会的黑暗面，尝试以绘画的形式表现这种理念，对社会产生某种教化意义。目前这张画只完成了部分墨稿，以后画里有颜色，还要加上山水背景，我计划用五年时间来完成。

　　记者：戴先生，由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您从艺的时间已超过一个甲子，从您的新作看出您对艺术创作还保持着旺盛的追求；您是如何接触画画的？在您学画的年代，坚持自己的兴趣一定很不容易。

　　戴敦邦：我父亲是个手艺人，早年从江苏来上海谋生做鞋匠，家里没有搞艺术的背景。那时我画画主要是为了谋生，比如有个私人出版商要出书，他就会找人写文稿或脚本，又另外找人画画。我当时在读上海敬业中学，就已经一边读书，一边画画。就像现在的来料加工一样按人家的要求把活计做出来，赚取微薄的收入。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所以我画画是为了生存，没有一丝浪漫的情调。记得有次人家把稿费寄过来，给我父亲看到，他说，你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好像比我挣得还多嘛。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自己是个民间艺人。

　　记者：您的人物线描有着鲜明的个性，可姑且称之为中国人物画的“戴体”。绘画艺术是以形象说话的，形成您的这种独特的风格一定走过异常艰辛的探索之路，能否说说这里头的故事。

　　戴敦邦：大家知道，中国书画艺术中的线本身具有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中国书画独特的线就得益于中国毛笔的表现力。明代画家陈老莲的一套《水浒叶子》(一种古人行酒令时的酒令牌)，我很喜欢，不断地研究他用线的特点、味道、线的不同组合产生的韵味等等，一套三十多幅的《水浒叶子》，我临摹了几遍。我平时也喜欢欣赏传统戏曲，主要用意是从中获取一些历史知识或艺术上的启迪。譬如戏曲里头优美的身段、手势、眼神等等。连环画、壁画、历代名画家的传世之作我都用心揣摸过。我读上海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青年报当美术编辑，不久后因患肺结核回上海养病，也由此因祸得福，躲过了一场 “反右”运动。“文革”前我发表了《五彩路》、《水上交通站》、《一支驳壳枪》等连环画作品，“文革”后开始为外文版《红楼梦》画配图，画《红楼梦人物百图》，画《水浒人物一百零八图》，《戴敦邦古典文学名著画集》，与《水浒》系列连环画、《红楼梦》系列连环画等等交替着画，经过不断锤炼，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以前我画中表现的是经史子集，四大名著等等，现在我想画些以前没有画过的东西，包括以画来宣扬老子的思想，你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我的一个新的尝试。基本上我平均一年出一本书，去年我还出了三本书：《五十六个民族》、《纪念辛亥百年戴敦邦绘人物谱》、《金瓶梅》。我画画有个原则：我只画我想要画的东西。

　　记者：您的艺术也有了您的儿子戴红杰、戴红倩作为传承者，另外还有深圳的瓷刻艺术家张向风先生传扬您的国画艺术，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望。

　　戴敦邦：首先我祝张向风先生在深圳坪山的向风瓷刻艺术展《戴敦邦水浒108将》获得成功。过去的瓷艺作品，局限在山水花鸟上，人物虽然也有，但仅仅是一种线条，显得单薄、轻浮；要把绘画作品惟妙惟肖地移植到坚硬的瓷盘上是很难的，难得他是以刀代笔的手工劳作，还保留原作的艺术风貌，这批瓷刻《水浒108将》作品就是拿到世界上也毫不逊色。我有两个儿子继承了我的艺术使我宽慰，我希望他们勇于创新，在前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达到更高的境界。

　　(图片由张向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