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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恰兹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一段话说出了我此刻的感触,他认为一位批评家要具备三个条件:“他必须是个善于体验的行家,没有怪僻,心态要和他所评判的艺术作品息息相通。其次,他必须能够着眼于不太表面的特点来区别各种经验。再则,他必须是个合理判断价值的鉴定者。”
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是对自我感受的检验,是一种心灵的到达。在对“打工文学”的批评中,我努力用自己的心灵去和批评对象进行深层对话,希望与所评论的文本做到“息息相通”,获得审美心理上的共振。二十年前,作为一个“农民工”进入东莞之后,我的写作、我的人生命运都与“打工”这两个字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呼应。时空的迁延形成了生命自身的秘密。从写“打工诗歌”,到写“打工文学”评论,我一直沉缅于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早期写作的“打工诗歌”作品可以看作是我个人的精神传记和生存的证明,后期写作“打工文学”评论,则使我看到那么多类似的心灵在文学里穿行和歌哭,连接着大地、肉身与灵魂的轨迹。“打工文学”有其自我证明的力量,保存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生存记忆与内心经历,催促我们追寻不断重生的过去。“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存在,是嵌于现实之中的“他者”,它在本质上对现实秩序及其经验表象保持了天生的警惕和敏感,提供了对于历史存在的深刻理解,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有力批判。我希望自己的文学批评能从一个亲历者、在场者的角度去感知与呈现“打工文学”的意义世界,理解“打工文学”所涉及到的个体生存经验以及作为社会群体的“类”的生存经验。当然,亲历性经验有时也可能成为一种局限。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也试图突破经验的边界,“能够着眼于不太表面的特点来区别各种经验”,评估“打工文学”的多重价值。
合理判断“打工文学”的价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能最终还需要由历史来鉴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托马斯·艾略特在《宗教与文学》中指出:“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进行。”这是在二元对立交织成的关系网络中锁定文学。艾略特保持了对文学本体与功能的平衡关注,而不是偏执于一端,他以辩证综合的批评观念取代一元话语的理论独白,将批评话语导向复杂的文学生态场域。艾略特的论述缓解了一元话语的阐释性焦虑,为整体性诗学提供了理论话语资源。整体性诗学是西方文论中一个影响十分广泛的批评理论,即使是欧美新批评与俄国形式主义也是内外兼修,并不是单纯的形式主义批评,他们关注的是整体,都对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对“打工文学”的研究需要文学的整体观,需要调动一切话语类型,需要突破学科本位主义的束缚来考察文本的经验书写,就像我们的内心感觉与思考不会受到学科的束缚一样。从整体性的立场来理解与评介“打工文学”,具有引发问题深入探讨的可能性。我希望种种不同的、有时彼此互不相容的学术思想与观念学说,在对“打工文学”的阐述中得到对比与分析。“打工文学”有很多不同的“场”,实际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文学。“打工文学”写作,在艺术主张和审美追求上呈现了极其复杂和多元的形态。“打工文学”的存在价值或许已经超出了我们对文学自身的议论,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但测定一件具体的“打工文学”作品时,仍要把它放在文学的语境里观察,它首先必须是文学,是好的文学,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有其它的承担,才能真正实现文学话语与其它话语的互相渗透。一些好的“打工文学”作品,其本身的审美构造赋予了其自身的价值。对于某些“打工文学”作品来说,重要的不是它写了“打工”,而是它的精神标高和审美之维。一件文学作品不管“写什么”,其最终的价值取决于“写出”或如何“写出”。文学批评对作品的选择来自这样的价值判断,甚至可以说,选定了研究对象,就已经公布了价值判断的结果。
更多的时候,我对文学的“伟大价值”产生了无边的质疑,套用希尼的话说,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功效等于零。文学来自人们对绝对经验的渴求,而这种渴求在现实中无法满足,文学经验只能在文学形式本身的限度中得到理解。对于世界而言,文学的力量微乎其微。在这个让人自豪又令人沮丧的工业时代,我常常感觉到文学话语的孤寂和无力。这印验了休姆在《语言及风格笔记》的一段话:“当我们在艺术品中看到矿工和手艺人时,他们造成的印象与矿工的情感没有任何联系,也丝毫没有使矿工的生活变得高贵些。他们只是画布上一团模糊的光和影。镜子里的反映物没有纵深度。”所有的“打工文学”作品都不过是“文学家们虚构的场合和姿态”,真正贫弱的打工阶层则缄默无言,他们才是“打工文学”的真正书写者。二十年来,我和我的家人全部参与了“打工文学”的写作,我的家就是一部多声部的非虚构“打工文学”作品。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制造业名城东莞,我的出生地——我故乡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小乡村,都是“打工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包含了比本书所评介的“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更复杂更震撼人心的内容。去年,马尔克斯“授权版”《百年孤独》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我故乡的村庄正像小说中的马贡多镇一样“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我的故乡同构了小说所描写的场景。我曾萌生为故乡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并想好了片名《最后的村庄》。现在,故乡已经不再给我这样的机会。因为农民进城打工,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有九十万个自然村像我故乡的那个小乡村一样消失了,平均每天消失近百个村落。在这个以加速度前行的时代,后乡土中国呈现出的“魔幻现实主义”形象谱系,超过了马尔克斯们的想象力。面对当下复杂的城乡经验,“打工文学”对后乡土中国的书写,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打工文学”有着继续生成的可能性。作为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本书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仅仅提供了未完成的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很多章节,曾作为独立文章,在《读书》、《天涯》、《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民族文学》、《艺术广角》、《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扬子江评论》、《理论与创作》、《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粤海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发表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精华本》、《〈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书摘》、《中国学术年鉴》、《北大年选》、《新世纪文学研究》、《散文选刊》、《2009中国随笔排行榜》等选刊、选本所转载。上述刊物、选本的主编和编辑,是我应该永远感谢的人,没有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我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不可能坚持至今。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项目的最终成果。对于国家社科规划办、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社科规划办、东莞理工学院、东莞市文联等单位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对于花城出版社,尤其是本书责编张懿女士细致认真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柳冬妩
2012年冬月25日于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