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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个人”已被普遍视为写作的基石或立脚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绝缘体。个人与历史从来就存在着一种深刻复杂的连结。从古到今，在诗人与他的时代之间，也一直有着一种痛苦的对话关系。每个诗人都属于他的时代，不管他如何抗议自己生不逢时，都无法摆脱与他所处时代的联系。他并不是自主地选择写作题材，是某种选择逼近了他使他别无选择。在这个特定年代，几位“打工诗人”笔下的动物形象，充分显露了他们写作的主导性动因，源自对自身赖以生存群体的自我阐释。一个被压迫群体的生存，包括其境遇和命运，注定要成为代表那一群体的诗人优先思考的主题，让他们在历史的夹缝中坚韧地说出自己。诗人卢卫平在《老鼠家史》中以诙谐的叙述道尽了打工一族的屈辱和命运，诗人以悲悯的目光表达了对现实生存的深厚关怀，同时，诗歌自身也通过这种关怀而获得力量。
因血统低下出身卑微
我们这个家虽繁殖能力不错
男女均衡人口众多
但从古到今都是贱民
只能在各种可能的乡下角落
偷偷摸摸活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
几个不肖子孙经不起诱惑
跑到城市
一年后回到家乡风光一阵
于是就一群一群来到城市
这时的情况开始糟起来
除了地下没什么好落脚的地方
因为证件问题我们
从没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溜达过
不小心断胳膊断腿
被人抓住尾巴受了迫害
不敢呻吟也不敢哭泣
高兴时磨磨牙用方言打个电话
读一封有一半错别字的信
还得东张西望
唯一的欣慰是猫们每餐都吃上鱼虾
忙碌在小康迈向大康的路上
也许是出于同情或者愧疚
猫不再用杀头来吓唬我们
碰到发了奖金中了彩票
儿子结婚闺女出嫁
还默默地向我们表示友好
看样子我们的地位正在提高
这首诗呈现的是社会转型期“贱民”的真实命运及其内在精神图像，给人以深刻、凝重的思考和警醒。诗人拉长、伸展了“老鼠”一词的归趋性所指，这个平常得我们从未注意过的词汇顿时获得了令人惊讶的隐喻意义和涵盖力。就一首具体的诗歌来讲，肯定要偏重艺术本身，但是艺术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的东西。任何艺术都是人类社会具体的语境言说，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从来不存在孤立的艺术。诗歌沉淀了诗人的良知、激情和审美。对《老鼠家史》这首诗而言，其艺术的独立性是存在的，但作为一种诗性的言说，在阅读和批评的视野中，我首先考虑到的是诗歌所传达的社会文化信息。“老鼠一群一群来到城市”是时代的产物，隐约暗示着从乡村到城市的一种不完全的身份转型。这些年来，城里的人纷纷出国去，而农村的人则到城里去，目的是一样的：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出国的人可能陆陆续续在回来，而农村的人则还在向城市里涌，像潮水一样。这是一个过程，叫作城市化的过程。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民工在淹没着城市。他们背井离乡，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没有一点保障，且常常遭遇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羞辱。但一个打工的时代已经彻底降临，他们无处可逃。“时代”是一个虚幻的词汇。是人性的集合汇聚成了这个时代的疯狂特征。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实际上是被每一个卑微个体在无意中承担下来的。没有所谓谁是时代的良心。我们的社会机制缺乏一种对于打工者的起码尊重。在社会中，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投射到富翁、知识精英、商界强人身上，很少从人道主义角度对最底层的民众赋予最基本的关怀。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正如肿瘤一样在当下扩散到人们的脑海深处，然后与国民的劣根性同流合污。坐稳了的上层和站稳了的中层大多不屑于纠缠于“老鼠家史”，这些“猫们”关切的是鱼虾、上网、迪吧、派对、野游等等与休闲享受有关的词语。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遗忘是这个年代一些人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这个世界有太多卑微的事物被人类的眼神所忽视，然而诗人发现了他们并长久地注视着他们，这源于诗人对生命存在的深层体认和尊重。正如“打工诗人”张守刚在一首题为《老鼠》的诗中写道：“我很卑微／让不该入诗的老鼠／爬进纸格／然后对它们／大加赞赏／我早已被它们感动／看它们夜以继日／找寻求生门路／迫于无奈／干些偷鸡摸狗的事……”诗人捕捉到了弱势集团与强势集团之间弥漫着的种种屈从与自我丧失的病态症候。人们习惯性地将犯罪、丑恶以及不循规蹈矩的反叛与卑微的弱势群体连在一起，对沦落到城市的农民心存戒意。
在希尼看来，诗歌写作对现实的介入就是纠正，而不是其它任何方式。诗歌之所以具有这种“纠正”的功能，并不仅仅取决于写作者个人的道德立场和精神倾向，而更重要的乃是诗歌自身就其根本而言即具有这种“纠正”的力量。真正的诗歌永远在其语言空间内有力地保护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难道不正是现实政治和其它文化制度的最终目的吗？如果这些制度不以此为目的，那么，它们就是有待“纠正”的事物。“打工诗人”的写作表明，诗歌尽管未必能“做”什么，但诗歌仍然能够“行动”，并在“行动”中显示出一种“纠正”的力量。早些时候，民工外出务工不仅要怀着被收容的恐惧，还要办理劳务输出证、暂住证之类的证件，这都是不公平的制度强加给他们的，使他们成为“城市的老鼠”，“从没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溜达过／不小心断胳膊断腿”。这在诗人卢卫平的湖北老乡孙志刚身上就转化为现实。在我读到《老鼠家史》这首诗的一年之后，仅仅因为没有办一张薄薄的暂住证，年轻的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里被活活打死。孙志刚永远掉在黑暗的历史缝隙中，他不再能够发出任何声音，但我们能够想象和体验到他临终前的绝望和痛苦，担当起了他永恒的无言和哀痛。《老鼠家史》与《老鼠》这两首诗表明诗人对历史波涛中个体生命及其痛苦、失败和激情的深深关切。道德上的焦虑，也是诗人经常处理的内容。我是否可能阻止某些罪行？或至少减轻它们破坏的程度？我可否有力量和足够的勇气？我是否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站出来？包括现在。站在弱者一边，和那些死去的及生活、内心受重伤的人们一同担当痛苦。只有这样，才能把揭开的伤口始终展现在那里。诗人并不能医治这些伤口，但是，他必须感受到，并且揭示这些伤口。
对于打工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言，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制和苦难。这些，不仅是制度和法律上的，而且也是精神和肉体上的。无论是在任何地方，人或者诗歌，要做到解放自己，是多么的困难。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已经解放了或者被解放了，但是走过一段路后，我们一再回头，却发现自己身上怎么还有那么多的镣铐。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格局根本不是靠打工者的个人选择就可以改变的。体制化的世界设定了许多框框，一切被划分。但是，人性也远远地离开。太多的事件让人感叹。前不久，乌克兰有一批生猪经过60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输，抵达法国，却被法国拒之门外，理由是没有考虑到动物福利，生猪长途运输过程中没有按规定时间休息。这样的动物福利观念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绝伦”。对待动物福利问题，国际上公认的是动物享有五大自由：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通俗地讲，就是在动物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减少痛苦，不得虐待。动物福利的提出是一种观念的进步，与社会自身的发展有关。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的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他怜悯的动物。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遭到了根本性的溃败，这溃败是如此的彻底，其他所有的败坏都由此而滋生。也许，过于沉重的生存压力，过于冷漠的城市生活，已经让我们对生命感到麻木，人性的光芒也日益蒙蔽。但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保持对于生命的敬畏。因为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们谁也无法超越生命的脆弱，还因为我们不该彻底地溃败下去。诗人关注着这一切，以悲悯之心唤回人性中所有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在北京谋生的湖南青年诗人郁金让我们看到《狗一样生活》：“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诗人郁金以自嘲、反讽的笔调审理了打工者的生存姿态，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弱势群体的现实境遇，即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里如何确立人的位置？如何确立人的尊严？如何寻找丧失的自我？无论怎样，对于人的关怀，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也就是说，无论有着怎样多的“城市老鼠”，我们都必须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生命求生存的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洪亮，后者弱小低哑；前者齐整彰显，后者参差不齐。历来，对话语权的争夺，均在这二者之间进行。钱理群先生在《拒绝遗忘》一书中曾言及，话语霸权确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与权力结构有关的一套秩序。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弱势群体包括民工普遍失语的时代。由于总体历史对个体性的损毁，历史主体只能回到集体失踪状态。民工在失去话语权力从而处于“被命名”状态的同时，也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异常艰难的时候。在公众形象这一领域，打工者的沉默几乎成了一个生存群体的历史性态度。在这种时候，“打工诗人”发出的声音就显得弥足珍贵。根据现实生活的实践和悲音为美的美学原理，弱势群体的声音更能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本相。让我们看看“打工诗人”刘洪希的《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
一只青蛙
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
灵魂却在城市里
戴着镣铐跳舞
水泥地 楼宇森林 城市
站起在土地的沦陷之上
站起在一只青蛙痛苦的怀念之上
那微波荡漾的水呢
那草地 稻谷
和梦中的家园呢
从乡村到城市
如果注定这是一次艰难的过程
一只青蛙千万只青蛙
情愿奉献一切
让热爱者的欢笑
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
九月的黄昏
我在城市的某一角落
看见一只青蛙
无家可归
刘洪希似乎一下子揪住了自己根性中最为疼痛的部分。这样的打工体悟，是从骨子里流出来的，是平实的或隐喻的，是写了打工者、打工者的情感与意识，包括打工生活带给人的焦虑、孤独和对意志的考验。这种打工感受，是真实的，细微的，也是富有诗意的。打工者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是城市最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之于城市，正如青蛙是鱼中的异类。虽然这个城市的体温和气味与他们的身体紧密相连，然而，城市并不最终接纳他们。城市只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引诱着大家豪情万丈纵身一跃，却落得遍体鳞伤乃至粉身碎骨。他们找不到自己赖以生活的阳光、土壤与水分，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被“吃掉”，就是变成都市里的浮云、落叶和垃圾。他们匍匐在都市的各个角落，经历着为人所不齿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渺小、卑贱、无足轻重，他们也许根本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无家可归。“打工诗人”身上有种隐蔽的理想和一般“青蛙”没有的气质，然而城市席卷一切的力量把他们吞噬得也很彻底。这种外形与真实、本质与身份、表象与内里之间的深渊，在刘洪希这里被验证为一首诗。《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在冷静的抒情背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悲凉，对打工者命运的无助与无告以及命运的不可知，通过“青蛙”的喻体表达了打工者冷峻的情感与无奈。除了面对自身的局限之外，城市对于他们的冷漠和轻蔑是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的。繁华的都市成了他们的栖息地，而这一切却又与他们无关。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精神上，城市只是他们的一处驿站，对于他们扎下根来的想法有着天然的排斥和恶意的嘲笑。诗人卢卫平在《老井里的青蛙》中悲悯地写道：
饥饿的肠胃 让我在鼎沸的都市
听到你亲切的叫声
我童年的难兄难弟呵 我乡下的
挚友亲朋 这些年 你怎样活着
你是否还记得 我们相守过的
那些时光 父亲让我向你学习
只有你 始终如一地 与乡土为伴
运足生命的底气 唱出丰收的歌谣
天空虽小 却依然宁静湛蓝
看见你的同类 沦为城里人的盘中美味
一闻到酒香 我就暗暗为你庆幸
祈祷 你千万要守在
故乡的老井里 不要像我一样
盲目地跳出来 回家的路
比童年还遥远 我只有在你的呼唤里
让一种心绪 蝌蚪一样沿河游走
对于都市而言，“青蛙”是城市的寄生虫和饭碗的争夺者；对于农村人而言，他们离开了土地，“回家的路／比童年还要遥远”。这样，对于他们的身份，我们很难以一种准确的名称来概括——这就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称呼往往是歧视性的“民工”，遭受着某些机构和团体的不公平管辖。其中，任何一家单位都足以使他们无法在城市安心立足。城市不是“青蛙”们苦苦寻找的欢乐的彼岸，当他们从乡村逃离，企图摆脱原来命运的时候，另一场宿命早已埋伏在他们的前面。历史在重演着。而且，这样的历史说不定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重演下去。因为受传统的户籍制度影响，广大农民工虽然已工作在城市，但生活与根子仍然在家乡、在农村，“两栖”式的生活已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不可逆转，但鉴于国情的特殊性，“千万只青蛙”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他们的“两栖化生存”，被迫接受一种严酷的现实。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类事实。面对一只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情来注视？是鄙夷、厌恶、轻视，还是悲悯、理解和平等相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自身的发展，打工一族对于公平、正义、平等权利的要求更加敏感和迫切，对这些要求做出有效的回应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试金石。
“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人都熟悉这一出自苏东坡大人的诗句。很浅显的道理：水的冷暖，水里生活的感觉，与水关系最密切、与水保持零距离接触的鸭子最先知道。同样道理，打工者的冷暖，打工者的苦痛，也只有打工者自己最清楚。“青蛙”在城市里跳跃，除了在现实生活中两边碰壁、受夹板罪之外，更有文化认同、精神归属上的麻烦。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体验到了两种在某种意义上分别自圆其说的现实和思维方式，而又很难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个或与之达成较深刻的和谐。他们把自己放逐到异质的土地上，不得不直面陌生而残酷的人生，遭受着移根的巨大创痛，不得不“让热爱者的欢笑／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他们在他乡找不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作为一个人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失落和焦虑总是折磨着他们。“从乡村到城市”，“注定是一次艰难的过程”。对于他们，“梦中的家园”即使重要，也不再是坚固的精神堡垒，也不是永恒的情感乌托邦。一切必须凭个人的勇气、智慧和尊严去面对。当然，“蛙人”自有其幸运的一面。由于特殊的生存状态和双重的文化身份，使他们能够深入到生活的底里，深刻地感受和体验到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差异，窥破打工生活的真相和本质。一个种族的良心就是那个种族的个体才能观察一切，评价一切，记录一切。
与卢卫平、张守刚、刘洪希的“老鼠”“青蛙”相似，在其他“打工诗人”的笔下，也有大量的动物形象出现。这是“打工诗人”写作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它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含义甚至超出了诗歌本身。作为存在的领会者与语词言说者，“打工诗人”存在着某种整体性的、可识别的题材特征。他们对日常生活中个人经验的叙述与辨析，对历史与现实的介入与疏离。但“打工诗人”的诗学观念与写作取向却大相径庭，有的人强调对打工生活经验的直接传达，有的热心于后现代的解构，等等，不可一概而论。
我确信我生活在蚂蚁窝上／没错，是蚂蚁窝／可以感受到它在风中不断摇晃／你看，那么多又黑又大的头颅／彼此参差着，攒动着／像黑夜中，我掩饰不住的心乱／一刻都不肯安静，它们多么忙碌呀／我知道，母蚁留在家里，靠着墙生育／公蚁外出奔波，梦想着大骨头或昆虫的尸体／这些真正的男子汉，一刻都不肯安静／有时，在异地他乡，遇到同样的漂泊者／它们碰了碰触须／交换着远方幸福或苦难的消息(游离《我确信我生活在蚂蚁窝上》)
世界那么干燥／思想无处可逃／我们是跳蚤／我们飞不起来／能证明我们存在的只有跳跃／／我们是跳蚤／不是吸血的蚊子更不是苍蝇／哪里脏往哪里跑／我们是跳蚤／孤独的跳蚤／每次我都用尽全力的向上跳／想跳出这个地球／每次都落下来／活到老跳到老(老了《我们是跳蚤》)
习惯了寂寞地看太阳／从远古天空照下来／匍匐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一切／我把微弱触须／伸向感知岁月／希冀收获一个流动的声音／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无法脱去背上／沉重的黑色(罗德远《黑蚂蚁》)
是一条鱼／脸的鳞片／在时间的水里游来浮去／蹿出水面捕食阳光／但生命的鳍叶／毕竟长不出鸟的羽翼／鸟类也不怎么知道它的心情／／是一条鱼／它总是小心翼翼在水中乞讨自由／用鳃呼吸／却无法融入一片水域／玻璃缸里／所有的方向都不存在／水就是网／网就是水／／是一条鱼／挣扎在最后的浪花和泡沫里／目光盯着天空／是一种反抗／一种叹息／它的天涯／只是别人的咫尺／它的拼命挣扎／不敌别人的吹灰之力(柳冬妩《命运是条被炒的鱼》)
我看见老虎他像我蹲了多年监狱的朋友／走近他看见两颗大虎牙我才认出他／嘴还是那么大但吼叫已没有回声……／我看见孔雀她还是那么骄傲／像我刚进城时见到的市长的女儿／依然美丽中隐约可见一丝岁月的沧桑／我看见野猪很瘦不停地吵闹／很明显他不适应城市生活／和他只剩下骨头的胖兄弟比起来他是幸运的／我看见猴子他是我在城里的远房亲戚……／我看见蛇蛇是我的属相／但我怕蛇正像我怕一声不吭的人／我在梦中被蛇咬死过很多回／我经过他时脚步很轻／我看见狐狸他那张尖嘴／多像出卖我的同事／我很同情他那条祖传的尾巴／注定了他悲凉的结局……／我看见羊来自澳大利亚／他一直低着头像我第一次约会的初恋情人／羞涩这种几千年的传统美已在城里日渐消失／这只羊让我感动我抚摸他／像抚摸初恋情人从千里外寄来的手织的毛衣(卢卫平《动物园》)
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郁金《蚊子，请别叮我的脸》)
背负自己／沉重的生命和梦想／在大地上行走／我艰难的脚步／比一只黑蚂蚁更慢／更踏实／敏锐的触角试探着／季节 环境和世事／坚硬的背壳却抵挡不了／内心的伤痛(刘洪希《蜗牛》)
一群羊／涌向城市／让所有疾驰的时间停顿／这些羊／眼中只有一种白色／我在城市的黑暗处轻轻回首／黑暗正悄悄抄袭它们(许玲琴《一群羊经过城市》)
你不会流泪吧蚯蚓兄弟／为乡音飘渺为命运多舛／透过季节深处我分明看到／你没有了脚便匍匐前进／失去了手你索性用头颅耕耘(罗德远《蚯蚓兄弟》)
麻雀惊飞，将爪下的枝条/高高弹起。她警惕的眼神/与我们保持着命中的距离//在这没有庄稼，没有蛙鸣/没有森林的城里，她的飞翔/显得单调、孤寂//这群来自乡下的麻雀/曾与我亲如兄弟。如今在城里/乡音不再是她们的通行证/她们进化、演变，渐渐有了/一副金嗓门//客居城里的麻雀，如果你愿意/就跟我回到乡下/我将以纯朴的民风喂你/让我们在打谷场上，一起/守护我们的丰收和别离(郁金《城里的麻雀》)
把房租到这里/夜里我总是听到鸟叫/一只鸟有理由在夜里鸣叫/因为孤单。几只鸟有理由/在夜里鸣叫，因为吵醒了彼此/但我听到的是两只鸟叫/就两只。天稍一晚就哀哀地叫/无告地叫，夜夜如此/夜不代表绝对安静/恍惚的蛙声，代表童年/反复的呻吟，代表腰疼/隆隆的轰响，代表加班/此刻，在这个灯火寥落的城郊/两只鸟为什么鸣叫，就像/我在马路边随便碰见的/一对来自乡下的夫妻(刘大程《夜鸟》)
这是一种非常巧合的视角捕捉，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打工诗人”有点像诗歌的原始幸存者，通过语言和创造性的想象形成和解释他们的世界，袒露出鲜为人知的生活的真实面目。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需要发现或建构自己的价值思想体系和语言隐喻系统，以作为叩问自身和探询世界的中介和支撑。如此众多的特别弱小的动物意象在“打工诗人”手中突然广泛地入诗，绝非偶然，让人直感到它们意犹未尽的深广寓意。最小的也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说这一批诗人从自在的走向自为的，从而可能构成另一种崭新的诗歌图谱，不为夸张。这些诗歌在自我面貌的呈现上，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这些小动物意象，在很高程度上折射出诗人对自我的深刻体验，是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本质描绘。他们的诗句中有一种硬邦邦的针对强权的力量和威严。他们经常无法改变命运，诗歌对此无能为力，但诗歌所能做的是使在命运压迫下显得渺小、卑贱、无足轻重的边缘群体恢复他们的尊严。这是人的尊严赋予弱小者的力量，也是诗人所能依赖的全部力量。
“打工诗人”的写作唤醒了汉语诗歌古老血液中最富感性之力的部分。“打工诗人”写动物的诗，是我所读到的最有人味的诗歌。诗歌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人味。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在说“诗言志”，而“诗言志”不就是诗人情感的真实表露吗？“打工诗人”对历史命运的承担、对时代精神的批判、对人性深处的剖析、对具体事物的关怀、对现象世界的洞悉，这一切均是自然、平缓地随着语言的脉络渐次展开，楔入诗、人、我们时代的心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含而不露地与诗中那些具体、卑微的个体生命融为一体，是发于心而止于情的。他们对动物的抒写，通篇看不到与“打工”相关的字眼，却真正反映了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描绘和捍卫了属于他们个人内部的事物，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而一些居高临下的诗人总喜欢写以《民工》为题的诗，他们只能不痛不痒地停留在事物的表面。 这些诗歌，不客气地说，不过是裹了一层打工意象的外衣而已。这一类诗人，并未深入到打工者的命运中，他们根本不了解打工一族的生存真相，他们的写作“只能到此打住”，几乎没有什么真实的经验质地，却透露着想象和观看的窃喜，他们似乎正在俯瞰一群没有自我意识的甲虫。从技术的角度看，这些诗歌无懈可击，并入选了各种“最佳诗歌选本”，但读起来总感觉欠缺了一点什么。我们甚至在王安忆《民工刘建华》、尤凤伟《泥鳅》、孙惠芬《民工》等知名作家写作的民工题材小说里，也看不到打工者真实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境遇，倒是看出了像他们那样经验丰富的作家对这种境遇的严重隔膜，他们编造的故事充满生硬的巧合，他们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心灵深度。部分养尊处优的作家诗人“走向”底层，但这种“走向”未必会使他们与底层人群更为接近，他们的“现实主义”“底层写作”“平民化”“草根意识”很可能却是对底层人群施行侵犯性的想象。博尔赫斯曾引用《古兰经》的例子说明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无需在每一页纸上写满骆驼以证明是真正的阿拉伯人，只有那些外来的旅行者、骗子、褊狭的人才会对骆驼大书特书。《古兰经》里没有提到骆驼恰好证明这是一本真正的阿拉伯书。“打工诗人”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承担什么，但他们承担了一切。“打工诗人”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感受世界的，他们的限度和痛苦，他们的真理和正义。他们自身就是体验的主体。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一个时代投下的影子。一个真正代表时代的诗人，从来不是那些叫嚷着要替众生发言的人物，恰恰相反，时代的诗人只讲一种语言，那就是自己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