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民：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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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世纪充满了反讽性。流亡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过一句伤心话：对于写作者来说，二十世纪的历史还没有人动过。人类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相当多，小农阶级的消失就堪称其中最伟大的变革，最为壮观暴烈的词汇也容纳不了它内在的递变和搏动。马克思曾经预言工业化将使小农阶级从土地上消失，恩格斯则认为圈地运动使农民从“白银时代”进入了“黑铁时代”—不过他们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说当时的思想家们种种预言尚欠准确，那么这一预言倒是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中国小农阶级的历史命运。中国人是农耕民族，安土重迁。自《诗经》十五国风始，诗录下了华夏小农经济的农业结构的超稳定性，自给自足，安贫乐道。中国人的出门远行总是要有赴考、贬谪、戍边、流放、逃难、避祸等不得已的理由，这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非吉卜赛的民族，中国人的吉卜赛情结在封闭文化中受到了最深最久的压抑。炎黄子孙所在的土地领域，几千年没有太多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遭到了封建经济文化千方百计的扼杀。所以雨果说：中华民族的古代像浸沉着福尔马林溶液的胚胎。它没有成长的机会，因此就处于停滞之中。但在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工业社会、资讯社会和跨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社会终于被连根拔起。市场经济得到了理论的正面肯定之后，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席卷了华夏大地。在中国诗坛，为数众多的“乡土诗人”群迅速分崩离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土诗人／像麦田上的蝗虫／遍地皆是／他们把自己伪装成农民／垄断农事和炊烟／他们的确有过乡村经历／有资格写出标准的乡土诗／他们会在第一行／赞美金黄的麦田／和屋顶上的圆月／接着会出现抒情的油菜花／在落日的屋檐下／擦亮了黄铜般的歌谣／当然少不了／辫子粗又长的姑娘／她跳动的乳房／赶上了民歌的鼓点／河水的两岸是和平的村庄／诗篇的结尾是丰收的打谷场／诗人是崇高的／中国的乡土诗人格外崇高／他们揽上了赞美家园的活计／麦田，菜畦和蝴蝶／都是乡土诗永不枯竭的源泉／但麦田盖起了工厂／推土机碾过了菜畦的篱笆／飞来飞去的蝴蝶／也被泼上了工业的硫酸／这样的打击是致命的／时至21世纪的今天／中国乡土诗人仿佛杀虫剂下的害虫／逐渐销声匿迹／剩下的一小撮抱头鼠窜／满腹仇恨／砸碎了工业时代的啤酒瓶／呕吐着农业时代的挽歌”(黄金明《中国乡土诗人考》)。麦田、油菜花、蝴蝶、菜畦、炊烟、丰收的打谷场和手持镰刀的中国农民，这些田园牧歌制造出来的意象体系在现代工业和不可遏止的欲望之间窒息。一切都在变，不仅我们的生活，甚至连人类经验本身。也许这样的过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要进行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可以无视这一过程中人们所承受的物质磨难和精神痛苦，把它看成是每个社会都必然要经受的“现代化阵痛”的一部分，但是，诗人却不能如此，他们必然要用人道主义眼光来看待这一过程中的人和事，对之寄予无限的怜悯。应当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这些变化的主体，同时也是强烈的感受者，他们当中触角敏锐的“打工诗人”更痛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更应真切地全面地表现出这些变化，表现出这些变化中最能代表时代鲜明特征和意义的部分，透视出乡土中国梦魇般的生存图景。“打工诗人”谢湘南的《农民问题》就是从宏观上进入，发出了不同于所谓“乡土诗人”的声音，逼近了这个时代的本质：

　　农民问题／出门问题／坐火车问题／买票问题／挤车问题／／农民问题／吃饭问题／干活问题／干什么的问题／到哪里干的问题／干谁的问题／／农民问题／税收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父母下葬问题／盖房穿衣问题／养猪养鸡问题／／农民问题／怎样不做一个农民的问题／怎样做回一个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我的问题

　　“农民问题”不仅是诗人，也是整个民族都在思考的问题。农民问题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巩固于六七十年代，缓解于八十年代，激化于九十年代。谢湘南说出作为一个“农民”的困惑与隐隐的焦虑。他写作过程中始终在解决的正是与自己相关的问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构成了他写作的原始动力。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诗人都对时代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我们永远需要面对现实、探求真理的激情。毛泽东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邓小平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无异于纸上谈兵。由中国农民在中国的农田里挥舞着鞭子抽打着中国的牛马，中国的牛马拉着中国老祖宗设计的犁，亦步亦趋地费力往前走——这种典型的代表着苦难、代表着辛酸的劳动生产方式，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农民，仍在沿着这个延续了两千年的方式走进了我们刚刚才开了头的二十一世纪。“从牛到牛／从爷爷到爷爷／我古老的乡村／有多少沧桑”(卢卫平《乡村画》)。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农问题”，不得不承认广大内陆乡村千疮百孔，已成为一个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诗人王小妮在《11月里的割稻人》中写道：“从广西到江西／总是遇见躬在地里的割稻人／／一个省又一个省草木黄了／一个省又一个省／这个国家原来舍得用金子铺地／／可是有人永远钉在黄昏／像一些弯着的黑斑／谁来欣赏这古老的魔术／割稻人正把一粒金子剥成一颗白米／／不要像我坐着车赶路／一天跨过三个省份／只是感觉到大地点缀一些割稻人／／要喊他站起来／看看那些含金量最低的脸／看看他们流出什么颜色的汗。”诗人的洞察力朝着农业古国的黄昏，有点像黄金分割，向我们呈现了“那些含金量最低的脸”。他们在土地上看不到希望，他们被命运压弯的腰也会自己站起来，他们把目光转向城市，他们要逃离崩溃的乡村和破败的田园。当城市人口在追求智能化住宅设计、在实施人性化办公设置一类的构想、在享受最现代化的生活质量的时候，农民，作为与你们同宗同种的人，为什么只配着与牛马镰刀为伍承担着凄惨命运？为什么要把他们永远钉在黄昏？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得不考虑“怎样不做一个农民的问题”，那些含金量最低的脸几乎是空无依傍而又坚定不移地扬起自强之剑，刺破城乡壁垒，赫然形成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

　　……／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小儿／别了老娘／卖了猪羊／荒了田地／离了婚／／我们进城去／／我们进城去／我们要进城／我们进城干什么／进了城再说／……(谢湘南《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歌》)

　　那年夏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到南方去／至于具体到南方的什么地方／我并不清楚。—南方／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词语／仅仅是一个不确定的方位／和指向。我只需要／像一只深秋的候鸟一样／矢志不移义无反顾地／朝着南方飞翔／就行了。我还知道／像我这样到南方去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像细菌一样的多，像细菌一样／挤满了火车、汽车和轮船／等等交通工具的肠胃，到南方／去找寻一块自己的土壤／而我混在他们中间，仅仅是／一颗芝麻粒大的／一个黑点(辛酉《到南方去》)

　　今天的村庄／不说到它的寂静说不过去／打工时代的村庄／村庄多了一种流行的家具／那就是行囊／行囊都到异乡到城里谋生去／村里能不寂静吗／许多孩子跟着行囊外出／村庄小学里没有了童年的朗读／村庄能不寂静吗／青蛙王子进城／在城市酒桌上变成可以吃的哑巴／村里的蛇也进城／在酒桌上成了被吃的龙／蝉小姐进城／到城里的夜总会当歌手谋生／村庄里再也听不到她们的歌声／该进城的都已经进城／只在村庄的大地／没有鞋子穿／就没有进城／剩下来的村庄／用减法减完的村庄／只剩下寂静在村庄里／像风一样到处生长(张绍民《寂静》)

　　千百年来，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血浓于水，唇齿相依，是须臾不可分割的两个名词。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农民不断从土地上剥离出来才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农民不甘差别／扑向城里的圣火”(高平《城市》)。他们依依不舍地望一眼山沟里平原上低矮的房屋，穿越田野上弯弯曲曲的小道，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的谋生大迁徙。他们“像细菌一样／挤满了火车、汽车和轮船／等等交通工具的肠胃”：他们搭乘最便宜的汽车，钻进最末等的船舱，躺在火车的过道里或蜷缩在臭气冲天的厕所里，被捞世界的五彩梦怯生生地带进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天堂般的城市。城市文明作为一种诱惑，一种目标，时时吸引着大批的乡村追随者；而乡村追随者为使自己能融入城市，必须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蜕变历程。“身上沾土 脚下挂泥／比起你笔直的西装 当镜子照的皮鞋／我简直就是一只灰鼠 挤公共汽车／你意味深长地避开我／这有点伤我的自尊／视泥土为脏物的人 根扎何处……／这些都没有让我不羡慕你／都没有让我不梦想成为城里人／只是一旦梦想成真 我会珍惜／泥土 善待乡下人”(卢卫平《乡下人进城》)。“在这座青春的城市里／早茶卡拉OK快餐和煲仔／还有生猛海鲜及蛇煲／诸多新鲜无比的事／深深打动了我／这个来自乡村的打工仔”(徐道勇《来自乡村的打工仔》)。“他们的普通话说得越来越流利／他们也学会哼几句粤语歌曲／／他们不愿再回老家去种地／他们宁可在这儿受城里人的气／／他们的梦想正一点点破碎／他们的梦想正一点点实现”(张德明《打工仔》)。城乡的文化转型往往便在此种蜕变中不知不觉地完成。它代表了文明的进步方向，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但同时，此种蜕变也是痛苦的。它并非是个体的痛苦，而是文化的痛苦：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以乡村为特征)面临着咄咄逼人的现代文化(以城市为象征)，日渐茫然，力不从心，在左冲右突中最后不得不或归顺城市文化，或成为顽固的乡村文化的守灵者。由于中国强大的农业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城市的现代都市化过程显得尤为艰难。诗人无法回避这种过程，更无法回避在此过程中的城乡两种文化冲突。某种意义上，此种文化冲突构成了“打工诗歌”的一个主要的、特有的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中，我们怎么来承担历史赋予给我们个人的力量？我们的写作怎样与真实的人生发生遭遇而不是陷在空洞中？“打工诗人”在此问题上能很好地显示自己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精神，这是他们诗歌写作的灵魂和闪光点。

　　我又看见农田了／在列车上／它们在飞奔／像浪 一层层涌进／我长途跋涉的眼里／那些禾苗绿得多么干净／真想伸出手去抚摸它们／可是这轰鸣的列车／离它们越来越远／我已多年不问农事／看见农田／我惭愧不已(张守刚《农田》)

　　这是离芒种还有两天的下午／夏天的一个角落／我慵懒／在办公桌上左手托着腮／望着窗外的雨发呆／这是农事繁忙的季节／中午的电话听筒里／耕牛吆喝的声音／还在耳边响起／父亲说：都一把老骨头了／还得亲自下田／他举起的鞭／像抽打在我身上／别人的秧已经栽下去了／已开始转绿／父亲有些着急／得在芒种跟前把秧插进田里／“芒种打火夜插秧啊”／我有些无奈／这双多年不问农事的手／已经无法将／长满荒草的土地／铺成绿油油的稻田(张守刚《我在工业区想着稻田》)

　　张小民是田村第一个到城里打工的／他春节回家向乡亲们讲城里的女人……／张小民过完春节回到城里／田村的田里长出一种奇怪的杂草／张小民的爷爷 田村最老的老人／都没有见过这种杂草／这种杂草只用三年就覆盖了田村／在杂草中出没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卢卫平《奇怪的杂草》)

　　“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千六百年前，诗人陶渊明发出了这样的追问。千百年来，这样的追问一直停留在人们的耳边。千百年来，拥有一块或大或小的属于自己的田园，曾是无数中国人一生的追求。田园上生长着一个朴实民族的光荣和梦想。但现在，田园成为遗弃甚至诅咒的对象，长满了“奇怪的杂草”。“农民”纷纷离家出走，“已多年不问农事／看见农田”，“惭愧不已”。“青黄不接的青纱帐／已看不到农人们忙碌的身影……／我好像／不再热爱自己的故乡／和故乡的女人”(韩少君《来到城市的民工》)。“女人们在疯狂购物／男人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亲昵的机会／老人和孩子守住田园／群山被凿开……／从农村到城市／人们挤满了列车／他们要用热爱金钱的痴狂／去终结一个时代”(谢湘南《结束》)。在陶渊明的时代，荒芜的只是他自家的田园，他因为做官而不能悉心照料。但现在，所有的田园都面临着荒芜的危险。诗人从个人的命运出发，通过诗歌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了诗化的、深度的开采，打开了诗人从农村到城市身份转换的复杂情感和记忆，展示了在农业收益过低和农民负担过重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出现大面积弃耕——制度的缺陷无情地切断了农民与土地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的亲缘关系，农民抛弃之于自身具有生存保障意义的土地，这一残酷而无奈的历史图像。“一年一年有蝗虫飞来。家乡人忙着迁移／大花房和广州的梦想”(曾蒙《家乡》)。诗人“只有用诗歌忏悔／只有请农具和牛们原谅／虽然我搁浅了农事／但仍与庄稼一道呼吸”(徐非《眺望萤火点燃的乡村》)。

　　“打工诗人”是村庄丢失的一块块奔跑的乡土，是乡土中国裂变所产生的诗歌因子，是将挎包当作家园背在背上的异乡人。乡土，是农业文化精神积淀最深最厚的堡垒，其封建性，也就保存最多。由于特殊的视角，“打工诗人”得以与农业文化作正面和反面的全面接触。“离开村庄好多年了／村庄的一切都放在村庄里／／今夜我猛然想到／我就是村庄丢失的一块奔跑的乡土／／这块乡土回故乡一次／村庄把它并没有丢失的一百多斤找回来了”(张绍民《一百多斤的村庄》)。生于乡下也死于本土的农民很难成为诗人。只有从那里走出来，然后又不时回望的人，只有那些不仅回望，而且对留下来的人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情，懂得什么叫“悲天悯人”的人，才会做一个诗人。

　　在异乡，破烂的民谣不足以取暖／我无法忘记：乡村是忧伤的／／譬如那个位于湘西南腹地／名字叫山下的村子，破旧不堪／但从不缺少阳光和传说。是我的摇篮／被村里父老乡亲唤做大山的干瘦老汉／是我的父亲。昨夜／在接通我的电话之后，他一边咳嗽着／一边说：我身子还硬朗／／父亲的两个弟弟／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叫山／其中一座已经躺下，因为一条毒蛇的偷袭／另一座，与父亲一样／还在承受着贫穷的践踏和别人的嘲笑／他们爽朗的微笑，其实也很忧伤／／我无法忘记：乡村是忧伤的／在异乡，我把单薄的民谣披在身上／像父亲那样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季(曾文广《乡村是忧伤的》)

　　这是在城市里打拼的“打工诗人”对苦难乡村的一次深层打量，他让我们回到了乡村命运和农民情感的复杂形态中去。真实的生存大地被书页层层掩盖，我们的“乡村是忧伤的”，远不是可以供人逃避的完美伊甸园。曾文广的诗切入了贫穷乡村的悲哀与痛苦，切入了其千年顽强挣扎中隐约的命运旋律。那个遥远的乡村在“打工诗人”笔下无法变得轻盈，因为“打工诗人”正视了那个乡村的真实面目，正视了父老乡亲苦难和屈辱的命运，尤其是他们勤劳、朴实、忍让背后隐藏着的那种深刻的悲哀。“打工诗人”“在诗歌的扉页抚摸每一个酸痛的部位／农业的根须吐着苦涩的气息”(陈芳《抚摸某一个酸痛的部位》)。张绍民在《砍柴》中写道：“我在北京也能看到——几千里以外的父亲／一个七十岁的矮瘦老人／在冬天农闲时爬上树／用柴刀劈掉歪枝／他骑在树上／被大地举高／整个冬天／屋后堆满了柴禾／火焰和灰烬都藏在里面／它们在恋爱，拥抱／父亲砍了那么多柴／灶里的火焰／足能把生米煮成熟饭。”诗人卢卫平在《修坟》中写道：“有一间好房子住在乡下／你就哪儿也不去了／母亲你一生第一次出远门就到了天堂。”诗人进城了，他们的父老乡亲仍在凄然地忍受着悲苦的命运，只能躺在山高皇帝远的角落里，默默地舔着自己的火焰和灰烬。自始至终，寂静无声。“回到村里／有的人再也见不到了／他们在泥土里／守着村庄”(张绍民《提前》)。“在外打工一年回到村庄／娘告诉我／村里有三个老人去世／隔壁老李吃假药瞎了眼睛／村干部换届／村长还是他／时光真短／几句话／一年就过去了”(张绍民《一年》)。“打工诗人”致力于“零度”开始的某种可能形式，对农业文化中那些糟糕的东西采取放弃的态度，从而呈现出如梦初醒的对存在的领悟，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照亮乡土这存在之物。“打工诗人”对父辈的怜悯，其实质是自我溯源与内心解剖，是对辛酸社会与个人历史的反思与探寻。这是一种内在的斗争，“打工诗人”对现实的矛盾、怀疑、追问由此展开。在城市生活多年的“打工诗人”依然是城市躯壳上的边缘人，这是他们内心的沉痛和冲突所在，他们一直“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但他们却以惊人的平衡术，走出了一条崭新的诗歌之路：

　　朋友们，写下这个题目我就后悔了／我将被自己以及这个标题误导／这是个极具有象征和强烈抒情味的标题／现在我怎样面对汽车和尘土抒情呢？／我又能赋予城市和乡村什么意蕴呢？／譬如说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深圳／我出生地方湖南省的罗渡村／不错，它们之间的确有条线，很长或很宽／但那是条看不见的线，是空洞的，即使千万条／很多次我从出生的小村子奔到深圳／很多次我又从深圳回到我的小村子／朋友们，你能告诉我我走在一条什么样的线上？／你能告诉我在这条线上我都看到了什么？／朋友们，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只想打瞌睡(谢湘南《走在城市与乡村的线上》)

　　谢湘南以他诗人的智慧和激情，浓缩了在城乡二元结构所铸造的身份制的巨大阴影下，打工一族存活的真实状态。这首诗歌以特有的诗性方式，表达了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农民弃耕与农民背井离土后却最终无法与城市兼容、户籍制度尤其是身份制与个体农民的悲剧性命运等社会学问题的深刻思考。谢湘南笔下的罗渡村是象征的却也是现实的，深圳是现实的但同样是象征的，两地之间的不断往返带来了灵魂的渐变和尘世的忧伤。“打工诗人”的体验涵盖了城市和乡村，一种战栗的落寞之感油然而生。在现代都市，诗人感知到的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进步和喧嚣，还有压抑着的苦闷、难解的孤独。“我想逃跑／又想留下来／不知为什么／我有点依恋／在这个城市／我不想说孤独／黑暗中我只能拿双眼当灯笼／我看见了谁？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白天黑夜地想／唯有你像一束光／敲碎了我的玻璃／我的窗子开始有风／悄然而入”(谢湘南《孤独的城市》)。这是谢湘南个人对城市这个庞大肌体进行的思考。“打工诗人”置身其间的城市太虚幻了。可触可感的现实，正是他们可触可感的虚幻。从乡村到城市，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使谢湘南的诗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奔跑。对乡村的反思和表达，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农民与土地命运的思考，但更多的，是他通过诗歌寻找、抒写、表达人的归宿感。乡村是平和的、清新的、安宁的，但又是落后的愚昧的——诗人转回乡村，也不过是一种心态的暂时转移和祈求，因理想和向往遭受磨难后的祈祷和忏悔。某些制度上的束缚如果不被彻底根除，对于大多数“打工诗人”来讲，他们只能长期“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这和那些拥有城市户口的所谓“乡土诗人”有着先天的区别。

　　我在固始县无量寺村有一亩水田／那些无立足之地的人未必记挂它／十七岁之前我是一个农民／这土地的身份，钉在我的脚板上／在我离开无量寺村多年之后／那些无立足之地的人至今不肯俯下身子／在通往都市的长途汽车上／他们穿过我年年歉收的水田，冷漠、迷茫而坚定(杨晓民《无量寺村》)

　　诗中的“一亩水田”像一块永远的胎记，像身份的证明，诗人杨晓民用一种漠然、纪实的话题方式激活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在身份制社会中，如果你生在一个乡民阶层，如果你没能通过独木桥使自己进入主流社会，那么你的耻辱将是终生的。正视这种历史事实是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基本品格。然而，从历史的创伤中走出的人，并非都具有同等的觉醒。高考的契机使杨晓民改换了身份，进入了繁华的京华都市，但他却始终挂念着曾经为他所拥有的“一亩水田”，感同身受地关切、思考着农民兄弟的生存状况、欲望与迷惘，农村的制度瓶颈与农民尴尬的现实处境，城乡的分割与冲突，急剧变革年代里的农村及其顽强个体生命的困惑与挣扎等问题。杨晓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解放前的中国乡村是流动的，解放后，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成了身份制里最低的一个等级，只有通过考学、参军的独木桥才能摆脱乡村，改变身份。……因为身份制存在，中国的农村完全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像农民进城，还叫农民工，叫离乡不离土。所以我看到的乡村是肮脏的，使我有着无言名状的悲凉和对贫穷的不堪回首，以及它带给我的沉重。中国社会对乡村其实是带有歧视性的，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我就是一个农民，那么我去打工，我还是农民，是打工仔，是民工，这种身份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见解在所谓的“乡土诗人”群体中难得一见，这得益于杨晓民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十几年前的“新乡土诗人”陈惠芳曾一语道破：我们是一群有着城市户口的“农民浪子”。而“打工诗人”是有着农民户口的“城市浪子”。这种写作背景上的差异，也正是现在的“打工诗歌”与所谓的新乡土诗的根本差异。十几年前曾风行一时的“新乡土诗”是古代田园诗隐逸精神在新诗中的回光返照，隐藏或明示着与“仕途”的种种关联。即使如陶渊明那样亲自躬耕垄亩，也仍然是业余农民，因为他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雅，便不是为稻粱谋的农民所扮得的。为稻粱谋的“打工诗人”虽然搭上了通往都市的长途汽车，有的甚至在城市生活了上十个年头，但土地的身份，仍钉在他们的脚板上。尽管他们已经走了很远，远得都快找不到自己了，但制度仍把他们确认为“农民”。一亩贫瘠、年年歉收的水田以至成千上万这样的水田、旱田和耕地脱离了其原本厚重温暖的含义，异化成一种身份和人格，一块烙印，一种灾难，一种先天的劫持。从丧失了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开始，农民及其后代们也同时丧失了交易权、迁徙权、自治权、退出权以及所有相关权利。人与土地、人与物权、人与传统就这样触目惊心地分离着，排斥着，厌恶着。数以亿计的农民从不属于他们的田地上逃出，逃到了更加陌生、排斥和不属于他们的都市，这些现代化的垫脚石和弃儿，这些善良、憨厚而无知的阶级兄弟，他们的未来究竟属于城市还是乡村？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根究竟在哪里？他们已没有退路，他们别无选择，所以他们是冷漠麻木的，迷茫痛苦的，同时也是坚定不移的，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奔向城市的脚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是一群凄凉而铺天盖地的候鸟，同时又酷似神话中遭到天谴的罪囚。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打工诗人”成为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较量与碰撞、相互排斥与吸引的磁场。他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涌动，他们脱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难以寻找，难以辨认，他们生息于社会的边缘地带，沉默无声。“农民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业／这是我们大地的怪胎／乡村和城市畸形疯长／要选择／意味着你还没有出生”(陈勇《农民——献给秦晖教授》)。“当我生活在村庄里／村里的一切／都陪着我／当我离开它／它仍旧在我的身体里／在远方我带着它生活”(张绍民《远距离》)。“十年，多长的汉江，步行也该走完了／你的整个流域！但是，苏家河这个村庄／我永远记得你的荒凉／……但是苏家河，我仍然／把户口留在了你的丘陵上：／那些光秃秃的土壤，曾经勾起／我对富裕和广大的生存的欲望……”(冰马《苏家河村》)。时代迅变，农民与乡土的关系解体，生活图式混乱，生存区位倒错。生活的重量与生命的承担催逼着这一代人。因为户口关系，在城市谋生多年的“打工诗人”似乎还未能彻底逃离他们的乡村，他们以反思的态度求索生活本质及其变迁，将自己纳入生存的动乱里与之浮沉，诚实地观睹，幽微地勾连，成为时代命运的显影者。

　　2

　　与小农阶级从历史上消失这一过程相伴的是都市化进程。现代都市的崛起并取代乡村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这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重大事件。当代中国正在全面遭遇都市社会，以经济效益至上和生产消费理念为中心的文化意识升腾在都市上空，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传统的知识结构、道德规范、生命意识和审美趣味，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形态经历了沉重的嬗变。都市显明了人类进程的必然性，它包容了大善与大恶。都市是人类的第二个身躯，是现代文明的代表性符号。“火车站是大都市吐故纳新的胃／广场就是它巨大的溃疡／出口处如同下水道，鱼龙混杂向外排泄／而那么多好人，米粒一样健康”(杨克《火车站》)。被诗人身体化的空间是广州火车站。任何一个到过广州火车站的人都会对那里印象深刻。那人群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地劳工，他们主要是农村的逃离者，工业化主要的廉价劳动力。这种构成清楚地显示了现代城市文明还是处在“小农”(并非小农经济)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历史的“吐故纳新”中，“广场”是一个难于医治的“溃疡”。诗人唐力也写过以《火车站》为题的诗，“献给四处漂泊的民工，他们通过火车站，再一次诞生。”诗人“热爱候车室的人，这些大地上的人，这些浩大的，带着自己的省份行走的人”。诗人看出了火车站与历史相连的非常诡秘的一面，两个不同的时代和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被连接在一起，因为过去往往是当下内在的现实。

　　东南西北的方言／在此激动地汇合／这些来自土地的人们／带着家乡的风味／内心的张望／以及一代代传下来的本色／匆匆上路／高粱喂养出来的力气／山歌洗涤出来的贤惠／还有贫瘠烘烤出来的耐心／是他们永不褪色的介绍信／其实这一群一群的人／也是一列一列生动的火车啊／他们拉动乡村／专注地一步步驶向／灯火辉煌的都市(马明林《火车站》)

　　列车终究无法将我消化／它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我吐在迷惘的站台／旅途已经结束／而流浪还没有真正开始／行李卷儿无奈地耷拉／在我风尘仆仆的背上／它的真正意义／只是一个累赘／挤在黑压压的人流／我无法盘算出将去的地方／人蛇混杂的广州啊／你今夜打算将我／如何处置(张守刚《站台》)

　　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也有大规模人群／广场上堆着的行李就像炸药包／差一点我把头顶耸立的电子时钟当作了／亲爱的列宁。两个外国男人西装革履站在／一块牌子上，那是美国人的香烟广告／1996年3月我仍然是一个不抽烟的农家孩子／被人流从火车站卸下来，像从森林中抽出来的／一块木头。天空和土地都已改变／五块钱的盒饭只能占住胃的一个角落／不时有人碰撞我的身体—擦过去／一样的面孔，像不可抑制的革命激情／戴袖章的老头正逮着一个女人要罚款／旁边的小姑娘滞留广场，在夜色的敞开中叫卖／水果与汽车、报摊与票贩子在眼里进进出出／有多少人？或者就我自己：等着／“亲爱的列宁”打开一个时间的缺口／将陌生的衣服—穿得熟练(谢湘南《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

　　“打工诗人”被人流从火车站卸下来，便打开了进入城市的缺口。“打工诗人”进入城市，但宿命的旅程才刚刚开头。欲望的旗帜在城市上空迷乱地摇摆，意义消解了、持守的原则逃遁了，剩下人们朝城市这只人口大容器奔走的身影。城市对那些初到的漂泊者做足了冰冷和陌生的面孔。这些漂泊者被另外一些城市的固守者称之为“盲流”。“车票的前程叫做漂泊／车票的一生／背井离乡／／谁与车票一起上路／谁像早年的病根／离幸福还有三十三斤草药／／梦中的一痛是汽笛一声／车票离开叫做站的亲娘……”(子虚《有谁知道车票的故乡》)。背井离乡的农民进入城市，作为其中的“打工诗人”，他们对发生在城市的一切怀有特殊的敏感是天经地义的。“我醒来时／火车并非停在想象的旷野／我下车在所有下车者的后面／行李磕绊着前行的脚步／阳光显得陌生／／我醒来时／天空已经凌乱／我的声音传不出更远／我的心房堆积着焦虑／我四目张望／小心翼翼走过城市的隧道……”(谢湘南《我醒来时……》)。“听别人说／城市是个好地方／城市挣钱机会多／我来到城市／想象钞票／到处都是／／可我从这个月走到那个月／从这个日子走到那个日子／我眼睛望见的／被风吹动的都是／树叶”(风童《打工者日记》)。城市充满不确定的迷宫似的道路，希望和失望像城市的霓虹灯一样在打工者的脸上变幻闪烁。当他们在城市里看着来往的人群像落叶一样慢慢堆积，又四散开去，那些生动的、木然的、狡黠的脸，由不同的个性或宿命构成，又都在物质的重压下显示一个相同的平面，他们开始处于一种境地：渴望全面卷入，又被一只手不客气地推出。那种不是产生于逃避而是产生于向往的孤独，便是“打工诗歌”得以出现的肇始。

　　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从汽车车身锃亮的油漆反光里／我看到我瘦下来的青春／与城市的繁荣成反比／从查暂住证的吆喝声中，我才知道／在普通话的语境里／方言显得多么无力／／此刻，在别人的花园里／我写着这首让人费解的诗／这美丽的景色不是我的／但此刻的心情是我的／／这一刻，有一个句子／出现在我的诗里／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写到过的／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地踌躇／这让我莫名地悲伤的句子—哦，在北京，我狗一样生活／人一样活着(郁金《狗一样生活》)

　　初冬的北京／干裂的风吹裂了我的嘴唇／不能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啊／就连打个呵欠也得小心／／风中的叶子／被时间这巨大的肺／毫不留情地吸了进去／吐出来时，已找不到春天的门／哦，一片落了的叶子／她能否再一次长到树上／／一个落魄的诗人／口袋里只剩下风／骨子里只剩下诗歌，除了灵魂／他无法将更多的光芒献给生活／众多的词在他诗外的生活里流浪／但没有一个词带给他荣誉／带给他面包和吃喝／／命运，刀子般割着我／逼我交出身上的所有／如果一切不可避免／我宁愿交出诗歌／也不愿交出我的痛苦和欢乐(郁金《初冬的北京》)

　　狗一样生活，人一样活着。众多的词在诗外的生活里流浪，游荡于城市的迷宫之中。城市是我们惧怕的所在也是我们向往的所在。在以经济为重心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市场喧嚣的城市里，“打工诗人”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推搡，疾速的物流使他们陷入恐慌、穷于应付，扼杀了他们沉思中的美梦。纵向的封闭的文化心态使他们在城市面前不得不诚惶诚恐，不得不探头探脑，于是就露出些狭隘委琐的情形。在缺少温暖的环境里，他们的骨子里只剩下诗歌，除了灵魂，他们无法将更多的光芒献给生活。从内地小城漂到北京的诗人郁金，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与那些有着“农民”身份的“打工诗人”相比，郁金诗歌里的血性与他们一脉相承。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到美国诗人庞德的《比萨诗章》，再到郁金的《初冬的北京》，城市既给我们巨大的诱惑，也带来无尽的厌倦。城市生活的黑洞，它吸进了多少汽车、噪声、激动人心的话语、多少年迈或年轻人的身体？“在城市啃麦当劳／城市也在啃我／诱惑是一颗颗锋利的牙齿／欲望伸长贪婪的舌头／我被迫进入城市的胃／隐隐疼痛 隐隐感觉／自己就是一根瘦瘦的薯条／只不过穿着一件肥肥的西装”(徐非《在城市啃麦当劳》)。“在这个城里 我是被无数人啃过的骨头”(卢卫平《一封家书》)。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称之为“黑暗的撒旦的作坊”，至今仍然是一种警示。何况今日城市的扩张愈演愈烈，而土地却不能再生，环境污染也不能根治，对人性的硬化路面式的处理更是后患无穷。昔日城市的主角是机器，今日城市的主角是汽车，明天的主角是谁？人已被手段所工具化，被概念、信息所抽象化，感性的、乌托邦的城市在构建和实施中一挫再挫。在汽车车身锃亮的油漆反光里，城市无形了，喧嚣无形了，唯独“打工诗人”是无形中吐出的一根有形的肋骨。当经历了兴奋、抗拒、焦躁而无力与城市相对时，“打工诗人”谢湘南想到了《放弃》：

　　这是一个思考中的问题／我能用平静的语气叙述它／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这证明我已不是孩子还是更像孩子？／当然我绝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梭罗／但我真的打算回到乡下去／我想去守护我父母的风烛残年／去耕作他们宽阔额头上的沟壑／将他们眼角的忧郁搬到阳光中去／还有那些书上的指印，夹在书页中的／少年目光，都应拿出来晒晒／我不能肯定一个女人的身子是否会同样受潮／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已开始厌恶／我不能从一只鸟的图案中去猜测季节和颜色／我会在某个夜晚突然消失吗？／从这个城市或者就从这世界

　　即使如此，“打工诗人”也不可能自动放弃在城市中生存的权利，如同他们不可能放弃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因为城市还有他们所眷恋的东西。“我想到 我的青春／坚硬得像一块石头／如果不在城市里打水漂／就会沉到乡村的／寂寞的淤泥里”(谢湘南《我终将一无所成》)。“我们／像爱家园样爱着钢筋砖木／一座又一座拔高的建筑／使故乡和这里／有了真正的距离”(蒲仕相《从深圳走过》)。“我回来了／这个我呆了六年的城市／一点也不觉得熟悉／／原来一些又脏又乱的小区／已经拆除或者正在拆除／很快地，就会重新叠起一些盒子／我暂时只能住在朋友的家里／深居简出，寻找着／继续生活下来的机会／／我回来了／有时我走在街上／下意识地，避开那些熟悉的人”(游离《我回来了》)。怀乡也罢，返乡也罢，只能是一种纯精神向度的活动，而不可能付诸实践，他们只能在文明中想象着这种退去。这种象征性的“围城”效应决定了他们内心的城乡冲突虽然日益深刻、痛苦，但却始终只能是姿态性的、无声无息的。“他们用诅咒的方式／表达对城市的喜爱和依恋”(吴作歆《城市的歌者》)。“没有根能在玻璃上长出叶子／在城市 卑微与屈辱／是睡上下铺的兄弟／城市抛弃你 如同堕落的富翁／抛弃一枚硬币 既然如此／你就抛弃城市吧 和你的梦想一起私奔”(卢卫平《抛弃城市》)。“这些年，我似乎只是忙于／把自己的身体／从一个城市搬运到／另一个城市／就像我曾经把热爱／从一个女人搬运到／另一个女人”(向阳《在路上》)。“这座城市没心没肺／你与它相爱，分手／你与它相顾频频，一步三回头／它总是这样／似笑非笑地看你／或者面色铁青／转脸而去”(天骄《我身体里的雨水》)。城市就像一位矜持高贵的漂亮少妇一样轻轻拒绝着各种试图登堂入室的亲近，而她身上散发的美好又总传递着让人欲罢不能的信息。城市对于“打工诗人”来说，难以融入，也难以离去，他们只有不停地搬运自己。乡村出身的“打工诗人”，最终成长为当今这样的工商的城市、弄巧的城市、遵从感官快意原则的城市的最为顽固的异己者。一些诗歌作品正表现了他们所面临的惶遽和困惑。“这些忧郁的歌者／用文字的鳃在钢筋水泥中／寻找气孔和养料／‘城市是魔鬼教会人类的最后一个名词’／他们边说边挤上公共汽车／赶回市中心的窝”(吴作歆《城市的歌者》)。他们一头扎进城市，身子随着摇晃不定的城市一起摇晃。他们用喘息的时间来眺望、记录在城市生活的遭遇或一群人在城市的生活经历。在冷漠、暴力、失业、焦虑、浮躁的生活中，找回一点人的自尊和自信，并营造出小小的惊讶、恐慌和快乐，以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和四肢的弹性。“匍匐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一切／我把微弱的触须／伸向感知的岁月／希冀收获一个流动的声音”(罗德远《黑蚂蚁》)。“这些蚂蚁，多么像我乡下的兄弟／她们执着地把忙碌搬到城里／把简单的生活搬到城里／把未来搬到城里／／瞧，这些蚂蚁／以她们的小，以她们的轻／以她们的坚韧，爬在／命运的脉络上／／世界很小，与一窝蚂蚁相遇／是有福的。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是一只蚂蚁／卑微地活着，并深深地／爱着”(郁金《路边的蚂蚁》)。“打工诗人”以未来的名义，让他们的心与城市暂时地融为一体。他们写作的文本深处蕴含着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和呼唤，从而保存了他们的梦想。

　　进入城市是生存的需要，反抗城市是心灵的需要。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打工诗歌”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小米在《广东》中写道：“一个去广州两年了 一直没有消息／两年后 另一个也去了广州／前面去的那个人去了深圳／又去了珠海 后面去的这个人／也去深圳 也去珠海／在广东茫茫的人海里 什么东西／被蜂拥而至的热情淹没了／不是那么多城市不愿留下这个人／是一颗心 不肯收留另一颗心。”对“打工诗人”来说，城市似乎变成了类似于形式的东西。他们置身于城市，又不混同于人群。他们的诗歌在嘈杂的都市语言挤压下，还能展开由己及他的艺术关怀、批判和追问。“他们都是异乡人，像我一样……／他们叫卖着，从过了春节到春节来临／像我一样，普通话不一定标准／香蕉、苹果、甘蔗，黄昏时他们声音很好／他们推着小车，香蕉、苹果、甘蔗／他们叫卖着，还要学会隐藏／转移。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在岁月中／他们不一定叫出声来，但我听到了／像我一样，目光艰涩、像井”(谢湘南《卖香蕉的人，卖苹果的人，卖甘蔗的人》)。虽然卖水果的流浪小摊贩叫不出声来，但却通过诗人的喉舌叫出了声音。“打工诗人”的诗歌是对生存的盘诘和对体验的穷根究底。他们超越了自身的恐惧而去关怀周围的世界，他们站在比自己更弱的弱势群体一边，关注社会更底层人们和孤弱者的命运，实际上也是在关怀在城市中的自己。比起其他诗人对待一个遭遇不幸者的同情和关怀，他们更加牢固，更加发自内心、不含任何表演的成分。

　　珠江的宽阔就要流入大海／夜深了，江水像是在呜咽／对对情侣被情牵去／无人购买你孑然的背影／／小姑娘你不要对着江面落泪／江水无情它会卷走韶华／手中的鲜花就让它随水漂去／它毕竟不能自己走路／／把你眼里的空茫卖给我／在这珠江边上，灯火照不到更远／如果你真的想家，也请你不要落泪／泪水洗不掉脸上的铅灰／／夜深沉坐在身边／如果没有家也请你回家／不要等待黎明，不要用自己的孤独去等待／太阳的孤独／小姑娘！这样太残忍(谢湘南《珠江边上》)

　　一个过马路的人／他用四肢过马路／他双腿盘曲／他用他的整个身体过马路／他的脸形同路面／他的眼睛已经“骨碌碌”／到了马路那边／哦，他在笑／他是个快乐的人／／一个过马路的人／他总是一个人过马路／在别人的注视下／在别人都不敢过马路的时候／他走在马路中央(谢湘南《一个过马路的人》)

　　谢湘南的这两首诗可以借来隐喻“打工诗人”自身的处境。诗人将目光投向他人，他似乎写得很客观，似乎也看不见什么激昂的情感，但诗中作者之“我”并未死亡，而是潜得很深。“打工诗人”像珠江边卖花的小姑娘，对对情侣被情牵去，无人购买他们孑然的背影。他们又像那个过马路的人，艰难地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中央，他们的眼睛已经“骨碌碌”。作为从打工一族中走出来的“成功人士”，一些“打工诗人”或为报纸杂志打工，或以“临时工”的身份受聘政府部门，不知底细的人很难从中看出他们与正式人员的区别，但他们却体验到了一种可怕的差异，抑郁路上，抱困城中。他们早已在内心过上了城市生活，但暗暗贴在他们身上的“农民”标签却很难撕去，常常在无意中触动心中最疼痛的部位。“他们将沉闷的生活驮到／指定的位置而他们／没有位置”(黄吉文《城市负重者》)。在城市与乡村的吸纳与抗拒中，在当代晦暗不明的生活中，他们的内心被慢慢消耗，他们最为典型。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选择上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好和更好的问题，城市和乡村本来就不应该筑起高不可越的铜墙铁壁。发达国家过度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消失，就不存在所谓的“城乡二元对立”，也不存在城市的畸形繁荣与乡村经济的严重衰落。在中国，与发达的大城市相对立的，不仅是欠发达地区的广大乡村，还包括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内陆城镇。更多的城乡冲突是隐性的，并不以激烈的形式外现出来。那种城乡对立区域封闭的社会管理制度显得越来越滞后。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是物质与精神双重饱满的文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与之都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以“下岗农民”为主体的外出打工者具有某种被动性，他们仅仅是不情愿的、宿命的流浪者。民工潮并不是农民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是农业严重凋敝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唯一的出路。“民工，是什么力量的打击／使你们顽强地楔入都市／从传统的田地中拔出脚来／成为城乡两栖动物”(王锡文《民工》)。打工者辗转异乡，和过去的异地求学、从军、参加工作皆不同，没有那种荣誉感和责任感，也没有自然滋生的安家立业的感觉。当年的知青下放农村至少吃住不愁，而现在的不少打工者都有过流落或被驱逐的命运。“在拥挤的工业区／我的名字掉了／我听见乡土气息的名字／掉在生硬的水泥地上／喊痛的声音／在这个脚挤着脚的地方／我找不到我的下落／／我的名字掉了／再没有什么证实我真正的身份／想去的工厂都将我拒绝／我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规矩地写给工厂／它们都用怀疑的目光／像盯着一个行骗的坏人”(张守刚《我的身份证掉了》)。“城市的大街上／人来人往／我走在其中／学别人讲话／学别人着装／／怎么心里／还是觉得不像／像一滴油／漂浮在水上”(风童《悬浮》)。“这个城市日益繁华／驱逐了一个你／又来了同样的一个你／你是城市表皮的瘤／真正的毒瘤长在城市的深层”(魏勋《乞丐》)。真正的毒瘤长在历史的深处，它决定了中国无法在“城市化”这一现代化进程当中快速消化从土地上源源不断流出的小农阶层，不少“打工诗人”注定要像卖香蕉的人卖苹果的人卖甘蔗的人一样在城市与乡村的线上学会隐藏和转移，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来来去去，成为“悬浮一族”。对于他们，时代是不可选择的。他们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个已经死去，一个尚未诞生。城市，往往使“打工诗人”进入一种意识的晕眩之中，过去无暇追忆，现在难以把握，将来无可言说。“钟表的声音让我驶进了时间的隧道／暗了，全暗了”(郑小琼《感伤》)。一个比写作更具体更基本更严酷的问题每时每刻都横在“打工诗人”面前：在城市如何活下去。更多时候，“打工诗人”需要从诗歌中抽身出来，他们不仅要先应付命运从内到外的催迫，还要应付“城市文明”的侵袭，因为文明的进程伴随着人的异化过程。置身其中，“打工诗人”审视了自我的尴尬。“发生在外省／事件和爱情／朋友和陌生的女人／最显而易见的是饥饿／失业、居留问题”(安石榴《外省的生活》)。生存策略在这里高于对缪斯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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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在从乡村到城市的线上，中国社会在文化碰撞与激荡中出现转型，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都市生活呈现出非自然化倾向。商业时代的城市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最直接的危害，就是金钱支配下的人的异化，导致了精神的贫困和疯狂。“现代文明啼哭着诞生／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宣称万分饥渴”(高平《城市》)。作为见证，“打工诗人”往往通过对现代都市生活的透视，展开对城市文明的批评和反思，反映人与都市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压抑与释放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几乎都毫不动摇地坚信，人类历史的前进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给人们自己带来的都是绝对的好处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好处。他们认为靠科学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们最终就会从种种限制和诸多痛苦中彻底解脱出来。而人们恰恰忽略了，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了当初人们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现代科技的发明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的无休止的欲望的驱使，而事实上，人的欲望又是永远无法得到最后的满足的。因而，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不能把人类自己真正从苦难中永久地解救出来，相反却不断地促使人类的欲望更无止境地膨胀，并进而造成了人的许多新的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苦痛。如今，这样一个已经被商业化大潮所深深掩埋的真理，“打工诗人”也看得非常明白。

　　来城里打工这几年／俺家用的沙发茶几衣橱／摩托车彩电洗衣机电脑／都是在城里淘来的二手货／城里人喜新厌旧蔚然成风／穿了两水的衣服说丢就丢／贼亮的皮鞋说不穿就不穿了／那娶进门没几天的老婆／也说不要就不要了／出去找二奶三奶来供奉／可是那些老婆甩哪去了呢／俺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也没淘得来一个(散心《二手货》)

　　诗人用一种聪明的、调侃似的、令人能沉思且易懂的表现手法与口语来挖掘他在这“城市文明”世界的遭遇，有些玩票性质“随手而写”的轻快感，可是其间带有哲学式的嘲讽。这是一个追求金钱、追求享乐的年代，物欲尖锐的哨声在我们身边喧响。市场经济的机制保障了人们追求欲望的合法性，人性的解放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走到了“自己的亚当”(马克思语)的物欲与原欲的释放。与封建小农经济社会禁欲主义相比，现代商业经济社会则使女性更公开的成为商品，沦为物。

　　侄女长大成人／要用幻想征服什么／她的幻想发芽于乡村／向城市生长出绿叶／／侄女要进城／叔叔们都在城里有好的营生／叔叔们把城市建设／叔叔们总是怜爱稚嫩的侄女／……聪明的侄女爱好三级跳／喜欢美国香蕉而不是非洲茉莉／叔叔们你们有美钞吗／哪一位叔叔的美钞最多／侄女将城市的魔方玩转／将大洋彼岸的城市锁进心爱的抽屉／城市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关系……(谢湘南《侄女的幻想与城市相对论》)

　　谢湘南选取了欲望化女性—物欲与原欲的畸形产物，作为批判的对象。“侄女”进城之后，她的乡村素质——质朴、纯真、向善、求美——迅速蜕尽，一种世故而且世俗的庸人气和恶人心理弥漫全身。就精神而言，商品化过程就是自我离异的过程。这些年来，数百万来自乡村的打工妹在商品重重包围以及自身某种商品化后，蜕变成城市里的“小姐”、“二奶”、“女秘书”与“干女儿”，形成了中国庞大的地下性产业。“一个妓女在招手／一个妖艳的美人儿／在街道旁边的樟树下／站立成城市里／最为肮脏丑陋的风景”(辛酉《一个妓女在招手》)。这样一种都市里的特殊阶层，她们身上折射着社会变革的复杂投影。诗人发现，城市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关系。“当三陪的四表姐／飘香南方的一朵野玫瑰／去年回家乘波音747／消息爆炸了小村／你父亲心脏病被流言击中／你母亲哭干眼泪骂你扫帚星……”(徐非《当三陪的四表姐》)。女人“所能包含的一切永远在她的身体之内／在你想象之外／一个女人只需要一个暧昧的动作／就可以做成一笔大生意”(花枪《女秘书》)。“在乡下／耳朵贴近乳房／听到的是乳汁／神秘地流淌／／在城里／耳朵贴近乳房／听到的是欲望／赤裸地燃烧”(卢卫平《城乡差别》)。这一切遭遇是命定的，在乡村与城市短短的姻缘中，美好和谐总是昙花一现，欲望的折磨铺满心灵史。以致我们谈论任何话题，都似乎无法离开“商业化”这一带有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时代话语，就好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在一幅西式现代生活图景面前，人的各种本能开始表面化并趋于“合法化”，而人们对精神价值的人文关怀已为切身的需要所替代。凡俗时代早已来临，诗人也拒绝不了感性的欢腾，不要说“在通向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的”下半身诗人沈浩波们，连著名的韩东们也不能置身事外，把他们的触角早已深入到最污秽的生活环境中去。“那坐台女今晚和她的杯子在一起／杯子空了，她没有客人／杯子空了，就是空虚来临／她需要暗红色的美酒和另一种液体／让我来将它们注满，照顾她的生意／让我把我的钱花在罪恶上／不要阻挡，也不要害怕／灯光明亮，犹如一堆玻璃／……我和橡皮做爱，而她置身事外／真的，她从不对我说：我爱”(韩东《在深圳的路灯下……》)。妓女和嫖客之间的丑事，同样进入诗歌的审美领域，而且韩东的叙述和描写凸现了生活的真实，淡化了传统中的美与丑。对此，著名作家韩少功生动地描述道：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消灭思想便成为时尚，让我们万众一心跟着感觉走。这样，肠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人就是身体，人不过就是身体”(《夜行者梦语》)。人对人类丧失了责任感，这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在精神生活领域的表现，便是艺术的危机，诗歌的危机。在古罗马时代，诗人贺拉斯曾骄傲地宣称，他的《歌集》将是一座比青铜更富有久远生命力的纪念碑。确实，古典诗学充满了自信和自豪。而今，文化却沦落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打落了诗人内心脆弱的平衡。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与韩东沈浩波们相比，“打工诗人”却勇敢地表现出道德上的勇气，捕捉到生活中被遮蔽的东西：

　　她爷爷给她取的名字叫李翠莲／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上初中的时候有个男生对她很好／直到现在她也忘不掉／……／／别人介绍她去城里的一家酒店／给别人倒酒／后来陪别人喝酒／她没喝就在别人面前醉得一塌糊涂／然后就上了别人的床／……／她凋谢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带一大笔钱远走他乡／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悄悄卸妆／每次看着那些猪狗般的男人压在她身上／她的心里都会这么想 虽然／一切遥遥无期／……／她的娘又病了／她的爹下地干活又闪住了腰／她经常把积蓄往家里寄点／但她不愿回家 坐在破旧的瓦房里／她会感到伤心／……(老了《李小姐的皮肉生涯》)

　　那么多背井离乡的兄弟姐妹啊／他们只认识钱／常常忘记自己／通宵达旦的白炽灯下／谁的脸那么苍白／昏倒在最后一道工序的妹妹／已不省人事／老板骂骂咧咧／他责怪那个妹妹的体质太差／只能炒掉鱿鱼去做妓女／那些敢怒不敢言的眼睛／流露出的忧伤／只能在黑夜里掩埋(张守刚《在工厂》)

　　生活之恶一步步地蛀蚀着世界，缓慢而无情地吞噬一切生命的血与肉。翠莲们，在支离破碎的生存中，得不到喘息与安宁。翠莲们，在现实中无法维护自己的幸福，甚至无法存留哪怕对美好往昔的片刻的回忆。翠莲们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当“打工诗人”从乡村像个公跳蚤一样飘到城市的时候，翠莲们也像母跳蚤一样，承受着飘零的命运。在今天的中国，色情服务业虽不合法，但政府的行为却是暧昧的。这有很深的社会历史、现实原因和人性因素。在历史夹缝中生存的小姐，她们承担的各种压力在世界同类职业者中是少有的，身体的、经济的、人格的、心灵的。她们实际上是一个严重失语的弱势群体，在一个巨大的异己壁垒的压制之下，出现一种很吊诡的生存状态。诗人老了说：“其实她和我们一样有着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其实她和我们一样都要满足这个社会的欲望／虽然这是可耻的／虽然这是／可耻的。”对社会规定下的个体命运的思索具有了人道主义精神，这倒令我想起白居易的那句话：“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打工诗人”骚动不安、尖锐锋利之下深埋着的是对人的温情，尤其是对翠莲们命运的现实关怀，也是对自身境遇的挖掘和问询，对生活的有限挽救。生活失去了美妙的光彩，而显露出丑恶、畸形的本相。畸形现实对人格主体的解构，造成“打工诗人”背负着难以承受的主体失落感。

　　他有着失败的爱情／漂亮的湖南小妞／抛下他走进了／一个有钱老头的怀里／南下五年 打工五年／没有谋到一官半职／在工厂做车位工／每天穿针引线／却将针扎进自己心尖上／那个痛啊／是湖南小妞抛弃他的那种……(张守刚《和工友聊天》)

　　……在岔路口，我站住／想起那位拦住我的女子／(有些羞赧)，我掏光衣兜／递给她一枚1元的硬币／叫小姐的她／眼中的媚笑与绝望／将会噬咬我今夜的梦／／再拐一个弯／亲爱的租房，一屋子寂寞／将被灯光和一个男人／健康的呼吸／驱散(曾文广《走过零点的街头》)

　　发廊，性感十足的暴露女郎。她们挺胸抬头的样子／和我此时，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我终于明白有时学历和粪土有多么相似的本质(许强《流浪是块永不愈合的伤疤》)

　　在这些诗中，既有对鲜活的生活细节的叙述，又有对某一历史阶段人的生存状态的体悟、审视和忧虑，在开掘日常经验的过程中，产生出强烈的时代感、当下性。在诗人描写客观现实的叙述之中，我们分明感到了某种阴影的逐渐渗透。当我们读完诗中的场景，我们心中分明涌现出一种阴郁低沉的东西，甚至是尖锐而细的痛与无边的苍凉。我们已经无法拒绝这样一种经验事实：物化世界所导致的心灵挣扎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而激烈。在“饿死诗人”的时代里，诗人何为？“打工诗人”又能何为？他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他们的独特性和警示性。生活在一个堕落腐败的时代里，作为一个人，“打工诗人”不可能不对现实生存困惑产生深刻的怀疑。叙事成分的介入，使他们的写作与生活构成了互文性，传达出更多的现实生活信息，揭下了这个世界的种种面具。“我提起笔几次想写它／桥头巷 南洲路的第一条巷子／在金斗酒家门前一闪身／一条暧昧的巷子／像黑暗中的暗探／就抖动在眼前／／此起彼伏的犬吠声里／那些白天闭门不出的女人／娇艳地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她们铜锈的目光里 闪着欲火／一个形容猥琐的糟老头／避开老伴的唠叨／正与她们如胶似漆地打情骂俏／在她们的暗示下／他始终不愿掏出钱来／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是留着明天喝酒的／／桥头巷啊桥头巷／一个想入非非的异乡少年／在这里痛快地失去贞洁／这一次／刚好花掉他在流水线上／五天的工资”(张守刚《桥头巷》)。城市里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小巷，这是她的肠子。我们天天穿梭行走于她的肠子之中，吸取她的暧昧的身体带来的毒气，这是我们无法解脱的悲哀。身边的一条小巷白天看上去是那样疲惫和陈旧，但到了晚上却充满了色情和神秘。“打工诗人”常常会因为不知如何去反映他寄生的这座城市而感到迷惑，从这点上来说，这座城市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座迷宫。“我被海富大厦／每平方千元售价的广告／揭开贫穷的面具……／我住在八平方低矮的小屋里／被贫困包围／写着那种叫做诗的文字／我心安理得／住在海富大厦对面／海富大厦射出寂寞的灯光／我在写诗的空闲时间／想象海富大厦里／那个被孤独围困的女人／那个穷得只剩下／奢侈的女人／怎样搔首弄姿／等待有人去敲响她的门环”(张守刚《海富大厦》)。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在欲望化女性身上，寄寓着诗人对形而上精神家园的追求，深入幽微地揭示出一个时代的隐秘。“打工诗歌”作品体现了一种可贵的诗歌精神或是当代诗歌的力量——诗对某一历史阶段的真实介入、认知和纠正。“他们和／肮脏的城市始终保持着／一支扫帚的距离”(老刀《清洁工》)。“打工诗人”徐非在《寻人启事》一诗中对不慎迷失在红尘中的“小妹胭脂”充满了惋惜和呼唤：“胭脂穿粉红色低领紧身衣／超短裙 别手机戴金首饰／神经正常三去羊城四到深圳／AA广告公司做过文员／BB大酒楼当过迎宾／黑色高跟鞋踩着疯狂舞曲／不慎走失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里／如果有人见到她真实的背影／可电告本人 或者报警……”(徐非《寻人启事》)。“打工诗人”在困境中坚持某种操守，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腐蚀过程中，在磨砺与漫长的岁月中，葆有自然人的本真诗性，不啻是一种独特的声音和奉献。

　　豆蔻之前／十六岁的玉儿与姐姐相似／工卡一天一天收割她的芳龄／童心缺少一半／／玉儿晶亮晶亮／身材比姐姐美小几分／像田田的荷花／使工业区清清秀秀／／田田之荷／载不动众多的露珠汗水／滴在流水线上／拿男孩子一样重的工时／／玉儿常用眼睛说水灵灵的话／开比桃花还嫩的爱情／做一秒钟新娘(丽玲《玉儿今年我一十六》)

　　姐姐不沿妈妈的泪水流／未熟的杏子／从这家香到那家／打工的男孩像多年失散的表哥／姐姐是依人的小鸟／把打工的岁月全退还给媒人／远走高飞／／姐姐／陌生的方言是最亲的爱情／守身如玉的爱情是你另一个家乡／远嫁他乡玉儿说真感人／妈妈知晓却大哭一场(丽玲《姐姐比我香两春》)

　　丽玲的这两首诗非常富有人情味，富有一种亲切的、健康的、深挚的人情味，感觉是多么的真实和亲近。这种真实的诗歌就是真诚的诗歌，就是面对现代俗世、守护心灵纯净的诗歌。较之那些乞讨爱情的爱情诗，轻浮浅薄的爱情诗，故作高深的爱情诗，无病呻吟的爱情诗，“打工妹诗人”丽玲的“爱情诗”真挚质朴得多了，因而也就有人情味多了。她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对心灵的碰撞，但不会被物欲所缚，蒙蔽心灵。她的诗歌是穿行在俗世的烟尘里去寻找心灵的灯盏。现代城市生活对物欲、权力、性的贪婪追求使人日益显示出了野兽的筋肌，这么说可能反倒是在污蔑动物，其实人比所有的动物都更贪婪。人似乎越来越像“野胡”，连诗人们也往往变得铁石心肠。我们有关“爱”的倾述，成为语焉不详的喃喃自语。不过，一些“打工诗人”仍然以他们的“柔软心”让我们感动，他们仍然创作出一批对人间充满温情和爱意的诗歌，他们的作品是对爱的肯定，在一个物欲的时代，爱仍是存在的，纯净的心灵仍是存在的。

　　写字楼与俺无缘／俺是坐在最偏远的车间／手握一张小小的名片／俺名就叫阿秀／七四年十二月在寒风里颤栗／而母亲在颤栗中一分为二／从此降生一只丑小鸭嘎嘎而鸣／／而今请注意我一米六零的体态／既不丰腴也不纤弱／我虽然不是诗／但有油菜花的诗意／我虽然不是绝好的模特／但宽大的厂服裹不住我颤动的青春／你不必顾虑／我择偶的要求不会太苛刻／年龄 身高 五官的政策适当放宽／有无婚史住房及地域条件可考虑／我虽然走惯了山村的泥泞路／但城市户口也不拒绝／如果你愿意与我北上／你必须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你必须懂得将生命的根须植入／深深的土地／我不要你给我奢侈的山盟海誓／只要你爱得真诚爱得专一／我不要你给我金钱结构的小楼／只要你一方厚实的土巴墙／能遮挡我人生的风雨／如果是这样我的心房向你敞开／你就径直来我们电子厂／采我三月的芬芳(徐非《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

　　这首诗最先刊于1994年9月的《外来工》杂志上，大部分读者将诗中的女主人翁阿秀误以为作者，徐非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到了三千多封求爱信。这首朴实无华的诗歌，最先和最后打动我的，不是传达的技巧，也不是意象的诡秘，而是青春的心灵平和而又真切的袒露，是我们似乎已经陌生的情感的冲动和人格深层的低语。这首诗描写了“阿秀”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追求、幻想，塑造了一个大胆泼辣、感情炽烈、清纯可爱、未被世俗和金钱异化的打工妹形象，有着超越世俗的美丽和尊严，保持了“真人”的纯度。这一形象，不仅是打工一族苦苦寻求的理想，也是当今我们精神世界追求中所渴望的一方净土。在广东打拼十多年的诗人卢卫平则有把人的内心与现实世界相沟通的力量，使他的诗歌更具有草根性，他那首《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让人读罢久久不能自已：

　　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但它们都是苹果／这足够使它们团结／身子挨着身子 相互取暖 相互芬芳／它们不像榴莲 臭不可闻／还长出一身恶刺 防着别人／我老远就看见它们在微笑／等我走近 它们的脸就红了／是乡下少女那种低头的红／不像水蜜桃 红得轻佻／不像草莓 红得有一股子腥气／它们是最干净最健康的水果／它们是善良的水果／它们当中最优秀的总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接受城市的挑选／它们是苹果中的幸运者 骄傲者／有多少苹果 一生不曾进城／快过年了 我从它们中挑几个最想家的／带回老家 让它们去看看／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爹娘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希尼的诗“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这就是诗歌的力量。在“一地鸡毛”的时代，诗人卢卫平直视转型期人们渴望返朴归真的心态，用“一群苹果”象征着人类社会未被污染过的最纯洁的一部分和人性中最美好、最善良、最干净的一面，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拨，是一种返本心理的产物。诗人语气亲切平和，捕捉日常诗意的笔触越是具体、精确，就越是透露出他对一个生存群体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就越能体现诗歌之于生活无可替代的伦理价值。“打工诗人”徐非在平凡打工妹身上，诗人卢卫平在“一群苹果”身上都发掘出了人性的本真。不论是那个名叫阿秀的打工妹，还是接受过城市挑选的一群苹果，她们都抵抗了“文明”对她们的侵蚀、扭曲，不断地往回走，回到人的源头，回到作为一个人的最本真的要求。“乡下少女那种低头的红”，散发着泥土的芳菲。“必须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你必须懂得将生命的根须植入／深深的土地”。这样的想象毕竟有些过于浪漫和超脱了，残酷的现实已经根本不可能再为我们提供这样纯净的田园生活。然而，我们却不能完全放弃这样的向往。它起码应该在我们的心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