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幸福咒》：来顺的死亡反讽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虽然还在推进之中，但同时也具备了某些后现代文化的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自觉的学习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作家，创作了一些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小说。这样的创作思潮对一些优秀的“打工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模仿和运用后现代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和表现形式的同时，他们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人的生存境遇相融合，创作了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打工小说”，体现了后现代的精神实质和内涵。“打工作家”曾楚桥的《幸福咒》(原载《收获》2007年第6期，收入《2007年短篇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敬泽选编)无论在叙述的文体上还是内在精神上，都具有成熟的后现代小说特点。

　　《幸福咒》是充满了真正结构性反讽的后现代小说文本。因为真正的结构性反讽，只能在后现代小说创作中才会产生。反讽是后现代主义写作消解书写主体自我情感的有效方式，也是伊哈勃·哈桑借以描述后现代文化特征的系列性定义之一。结构反讽，是在一种含有两重意思的结构中表现出来的持续的反讽，通常借一个天真的主人公、叙述人、代言者，他们糊里糊涂的天性导致了对情况的误解，于是作者心领神会地引导读者去修正更改。人对自己周围的世界、他人以及自己的错误认识而遭到命运的捉弄，是造成反讽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幸福咒》中，民工来顺死后，单纯的媳妇翠珍要按家乡的风俗在城市给他做场法事。工头在女人的坚决要求下，请来一年轻和尚念咒语。和尚最后念的是“幸福咒”，“其实和尚根本就没有什么幸福咒可念，和尚只是用风流底话一遍一遍地唱《我要幸福》，和尚早就看出女人是个刚从乡下出来的，就是风流底话骂她，她也一样云里雾里去的。”假和尚是这篇小说的叙述枢纽，也是这篇小说的反讽之源。在假和尚做“法事”的一个晚上，许多乱七八糟的人，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集中上演。这些完全有违女人为丈夫做法事的初衷，让她感受到了命运的捉弄，这是一种深度的对“幸福”的命运反讽。而在机警的读者看来，这些都是可以修正或避免的，读者也可以从中体味出叙述者的反讽意图。因此，在《幸福咒》中，单纯无知的女人的行为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矛盾结合，就造成了《幸福咒》的结构反讽，因为整个语境的反讽性，决定了文本内一切组合关系的反讽性。文本中的一切要素均制约于整个反讽语境，反讽推动了文本中的一切。连小说的名字和死者来顺的名字都是反讽的，明明痛苦得要死，却偏偏叫“幸福咒”，明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偏偏叫“来顺”，符合人类缺什么想什么的原理。这种本质性的结构反讽，使《幸福咒》充满了后现代色彩。

　　反讽作为《幸福咒》的中心原则，决定了文本中人物、故事、情节、细部、语言的关系均是反讽。人物反讽：比如和尚“一头歌星般的长发，手腕上还刻有刺青，样子不像是个和尚，倒是和香港电影里那些烂仔有几分相似”。比如看上去弱小却意志不亚于刘胡兰的二奶，还有看上去大方却骨子里算计的包工头。场景反讽：小说中多次描写热闹的麻将桌，多次描写死者放大的彩色照片，“死者一脸幸福的笑容”。细节反讽：比如和尚念咒时，拿出手机给女朋友回信息，这在话语上构成了冲突和相互拆解的格局。最有力的细节是小说的结尾，“女人突然发现照片上的丈夫长出了长长的胡子”，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死者照片长胡子的悬念看似不可能，但仔细一想也完全有可能是女人昏睡期间某个人的恶作剧。构成对命运、对故事、对人物最强有力说服的是细节，细节是我们洞察人物与事件的根本所在。小说中密集的细节非常有力地揭示了小说的反讽性质。小说里的细节，既是主题的，又是人物的。故事的轮廓是用细节从各个角度和方向填出来的。一方面，整篇作品的叙述流波澜不惊，另一方面，每个角落都有不安的小骚动，于不事声张处，给人以巨大的震惊。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术，在《幸福咒》里形成了文本语境上的喜剧色彩。死亡与喜剧性似乎难以对接，但小说文本偏偏实现了这种对接。包工头与来顺的工友打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表现出无聊、无奈、不认真和游戏的态度：“工头现在已经赢回了一部分钱，兴致特别高，工头的兴致一来，他就忘记了法事，至于和尚来不来似乎已经与他无关了。”这汲汲于现世的活着的人们，对死者和死者妻子的态度颇有几分敷衍的意味，表现了对生命的麻木状态，流露出冷漠的精神特征，体现出对死亡的隔膜态度。而工头二奶和三奶的到来，更让来顺的死，在这里成了一场闹剧的道具。她们先是看工头打牌，后来吵起嘴来，并大打出手。“林黛玉”把“牛仔”打伤了，“牛仔”搬来两个男人报复“林黛玉”，“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灵堂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两个男人就把‘林黛玉’轮奸了。整个过程‘林黛玉’始终一声不吭，一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模样。”灵堂里的场面很是滑稽，描述简直是一场精彩的小品。在小说里，喜剧手法成为一个中介，因为它的作用力，使悲伤、怜悯、严肃、恐惧等传统的悲剧感情中渗入了异质性的谐谑、嬉戏、悖谬的因素。而小说中的那张假钞，更为来顺的死亡悲剧增添了谐谑成分，成为喜剧的滑稽与悲剧的沉重的结合。工头让女人去买几瓶红牛，随手甩给女人一张百元大钞。大钞是假的，女人自己掏了腰包把红牛买了回来，一声不响地坐在了草席上。和尚来做法事，收了女人准备好的五百元红包并不满足，又让女人支付二百五十元。假和尚对女人递来的钱非常在乎，发现了那张假钞。当灵堂里最后只剩下和尚和女人时，和尚以念“幸福咒”为名，再次收了女人的一百五十元。这应该是和尚对收到那张假钞的不满，巧立名目来报复女人，所谓的“幸福咒”只是和尚用风流底话一遍一遍地唱《我要幸福》。这样的叙事消解了传统文学中死亡的悲剧意义，悲剧失去悲剧的意味，甚至走向它的反面，呈现出喜剧的特征，成为喜剧性的悲剧。对于他人之死的同情性悲恸，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情怀，与此相适应，悲剧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表现形式。曾楚桥却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死亡，这种生存悲哀告别了作家传统的死亡表现形式，然而，给人的震撼力却来得更为强烈。可以这样说，在这里苦难和悲剧非但没有得到消解，反而是更强烈地加剧了。用喜剧表达悲剧，无疑如同黑白色调间的对比，会产生反差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在小说设置的喜剧情境中，女人最后在灵堂里把三天的安眠药一齐吃下去，悲剧的主角在悖谬中得到了强化。她无法接受自己心中神圣的超度亡夫的宗教仪式被别人一再地戏弄，反复地亵渎。当工头和工友们在亡夫的灵堂里打麻将的时候，当工头的两个“二奶”在亡夫的灵堂里大打出手的时候，尤其是当一个俗不可耐的伪和尚在那里为她的亡夫念着假咒语的时候，女人的心其实在暗中滴血。表面上的冷静和忍让掩盖不住她内心的愤怒、绝望和痛苦。在抒写高潮后，留下的是一片死一样的静寂、彻骨的寒冷、无限的悲情。因此，女人“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回家，她一刻钟也不愿意在城里停留”。在反讽的语境中，体现着叙述者曲折表达的否定情感和批判力量，淡然、调侃、嬉戏的非常姿态后面，隐藏着更执著的态度、更强烈的愤怒、更深层的悲哀、更难排解的苦痛。

　　小说的结构性反讽决定了小说的叙述态度。在《幸福咒》里，曾楚桥用冷静和克制的态度来讲述生命毁灭的故事，包含着话语和语调的双重反讽。这是上世纪末期先锋作家偏爱的叙述态度，也就是当时小说界风靡一时的所谓“零度情感”或“零度叙述”，作家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抑制感情倾向和理性评价，使叙述者的主观因素保持不介入状态或零度介入状态。在这种“无我”的叙述中，叙述者看起来表情漠然，对不幸者没有同情的表示，对作恶者也没有激愤之辞。曾楚桥成功地运用了零度介入的方式，造成了小说文本较丰富的意义层次和情感的张力。从叙述策略来看，“局外人”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情感态度。小说展示女人失去丈夫之痛时，叙述者却不动声色，显得若无其事，并刻意细致入微地进行貌似纯客观的描述。故事的悲情与叙述者的漠然态度、读者的震撼感与叙述者情感的“零度状态”，其间反差过大，必定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追究，意义的增值也最显著。故事和人物提供的暗示已经确立了文本的基本价值，作者的零度介入强化了这种价值。

　　反讽作为一种曲线表达，是对负性表现对象的一种隐性批判。这种批判比直接批判更有力度，更具震撼力，更耐人寻味，也更具艺术感染力。《幸福咒》以作者的反讽叙事精神，从话语嬗变的角度，关注时代物的异化、人的异化和精神存在的异化。曾楚桥在小说里发掘假恶丑，把做法事的夜晚变成了一个假恶丑的狂欢节，对和尚、工头和工头的二奶三奶们进行戏谑式的嘲弄。在“牛仔”和“林黛玉”的物质纠缠中，工头已经异化成了一个物质的符号、欲望的符号。工头身边的女人，什么“二奶”、“三奶”之流，看中的全是他的金钱，而不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价值。连和尚的灵魂世界都为物欲所塞。所谓“幸福咒”，其实是假和尚欺骗女人的一个招揽钱财的伎俩。小说的反讽叙述批判了人性的异化、现代社会的病态，也暗示了生存的荒诞。曾楚桥对人性的洞察是深刻而痛入骨髓的。他的《幸福咒》，毫不留情地把肮脏与丑恶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与此同时，小说也开掘了女人本真善良的细微之处，展示生命的受虐和反抗、屈辱和高贵。那个女人其实并非不知和尚的伎俩，她明明已经识破了和尚的骗术，但她却并没有揭穿和尚的假象，而是选择了“假中求真”，满足了和尚贪得无厌，额外索要钱财的要求，一定要他为自己的丈夫，同时也是为自己念一百遍“幸福咒”。因为女人此时已决意去死，去追随丈夫的亡灵。在面对人性的丑恶和冷酷，面对社会的冷漠和阴暗，面对生存的荒诞和荒谬，她渴望在死亡中找到生命的归宿。小说最后写女人吃安眠药，想跟丈夫一起去另一个世界，既含有对异化世界和周围人性之恶的控诉，也寄寓了对不幸者灵魂之美的肯定。小说由此实现了对丑恶的超越。这种来自于西方现代小说经典的写法恰恰证明了曾楚桥小说骨子里的精神根基是先锋的，牢不可破的。他固执地探求的正是人类灵魂深处的奥秘，是尊严与屈辱的交替，是生与死的考验，是灵与肉的搏杀，是美好与邪恶的交战。小说以特殊的反讽方式介入主题，对一个充满荒诞感的现代灵堂进行了后现代深切揭示，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本质性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