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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写建议吗?”
“你能代表你的民族吗?”
“你的建议会被采纳吗?”
……
十二届全国大人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前,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一家境外媒体频频向来自基层的少数民族代表们抛出这样的问题,以此“探测”他们的履职能力。
那么,基层少数民族代表的履职能力究竟如何?记者对此做了调查采访。
“我们反映一个民族的意愿”
连任全国人大代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富春丽,这次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锡伯族代表富春丽曾是察县第一中学的老师,保护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特色是她的夙愿。在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她提出的关于保护好锡伯族语言文字的建议被及时采纳,“现在县里的小学生每周都要上2至3节锡伯族语言课。”富春丽说,下一步察县的初中将开设锡伯族语言课,基层干部也要进行锡伯族文字培训。
今年,虽然从中学转到了计生部门工作,但是富春丽的目光仍然聚焦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她向大会提出了“打造一个国家级的锡伯族博物馆”的建议,再一次表达了本民族的呼声。
谈到这些年的履职感想,富春丽说:“我时刻牢记那句话: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记者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统计发现,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代表,共44名。而包括锡伯族在内,有34个少数民族都只有1名代表,他们大多数来自基层,有一线工人,也有农民。作为锡伯族唯一的一名代表,富春丽说:“我们反映一个民族的意愿。”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民委主任赵立雄说:“这一名代表是否称职,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意见和建议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一个人不称职,可能意味着一个民族缺席。”赵立雄也是一名连任代表,他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少数民族代表大多关注本民族的发展,包括经济、文化等方面,而他们的合理建议一般都能得到采纳。
连任德昂族代表的杨艳,来自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她向上一届人代会提交的关于“希望政府加大民语译制投入”的建议得到采纳,从2010年开始,国家、省、州财政已经陆续下拨了相关经费,“这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也有好处。” 杨艳说。
今年,杨艳的建议是把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的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进行试点,她希望国家参照对西藏、新疆的教育扶持力度,在北京或沿海发达地区开设类似于西藏班、新疆班的云南班,以培养人口较少民族人才。
“人大代表是荣誉,更是责任”
在十二届全国大人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有两位“80后”人口较少民族代表,他们年轻、活泼、充满朝气,会议发言时从容又自信。
1981年出生的扎西央金毕业于西藏大学数学专业,曾任教于西藏山南地区第一小学。“2011年10月,党和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珞巴族,特地成立了山南地区隆子县斗玉珞巴民族乡,我有幸被推选为副乡长。”扎西央金说。
2012年,扎西央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是珞巴族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为了履行好职责,来之前,我和乡里的老书记、老干部们一起,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听听乡亲们有什么话需要我带到会上。” 扎西央金说,“在西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我把群众要带的话都一一进行了汇报。”
另外一名人口较少民族全国人大代表——门巴族代表白玛曲珍,从1998年开始到内地上西藏班,直至大学毕业。最后她回到西藏,在墨脱县德兴乡巴登则村当起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综合素质极高的白玛曲珍不愧为门巴族的代言人,她不仅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了如指掌,言出也必谈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是一个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们是代表一个民族在参政议政。” 白玛曲珍说。
“一个民族选这样的人作为代表,是明智的”
3月11日,记者见到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高峰镇麻郎村党支部书记刘乔英时,她正在和另外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杨爱东交流前几天的发言感受。
刘乔英曾是十一届全国人大贵州代表团唯一的一名农民代表。这一次,像她这样的农民代表在贵州代表团有7名,而且全部是少数民族。
“有那么多村干部,为什么选你?”记者问刘乔英。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当选代表,内心无愧。”刘乔英告诉记者,她当了20多年村干部,熟悉农村的情况,了解农民的需求。在当地,刘乔英不仅是一个心里装着百姓的村干部,还是一个致富带头人。
而刘乔英更喜欢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农民代言人。为了了解外出农民工的困难,她曾经跑到浙江、福建等地调研,听说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些农村没有村医,她又跑到当地去查看实情,而她本人则是安顺市人。
她的这些调研成果都形成了有关建议并提交给大会。“不要认为农民什么都不懂,我们的素质也是挺高的。”面对一些质疑,刘乔英笑着说。
杨爱东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石洞镇红坪村的村民,她从1987年开始创办生猪养殖场,带动了村民致富,不仅在2010年被评为贵州省“双学双比女能手”,2012年还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称号。“我们都不是顺便被选上来的。”杨爱东开玩笑说。
采访完毕,两位代表给记者留下她们的QQ号。“我们是新时代的农民,也经常上网。”刘乔英说。
赵立雄认为,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对少数民族代表来说是“优中选优”。无论是理论政策水平,还是文化水平,他们都是优秀的代表。他们来自基层,最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他们对本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一个民族选这样的人作为代表,是明智的。”赵立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