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大地上的灿烂繁花——2012年少数民族文学综述

　　2012年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举行了第5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和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同时，各个民族地区也纷纷组织了各类文学奖和文学活动。这些活动和所取得的成绩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种路向：

　　“自上而下”与“由内而外”

　　我们可以从“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两种路向来观察2012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概况。“自上而下”是指各类民族文化扶持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引导和帮助；“由内而外”则指随着文学出版和文学翻译的加强，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到了本民族地区以外的更广阔的天地。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会调动后者的积极性，起到扶植和赞助的作用；后者则在实践中进行试验，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经验和教训。

　　毋庸置疑，“自上而下”的文化扶持政策对2012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以主旋律、文化工程、献礼作品等形式，刺激了一部分文学作品的诞生。益希单增(藏族)的《进军西藏的小小兵》就是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8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1周年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农奴之子空山参加解放军的故事，朴实无华，散发着革命年代明朗简单的色调。班丹(藏族)的《泉心》写退休老作家在采风过程中结识小女孩嘎嘎，他在付出爱心的同时收获了纯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这是一种互相哺育的情感。在人际关系日益疏离的社会进程中，这是个美好的故事。

　　达真(藏族)的《命定》以成长小说的形式与结构，描述了两个小人物——土尔吉和贡布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经历。土尔吉从一个自为的少数民族个体，成长为一个自觉的现代民族国家之一员，而“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命定”的过程中，将各个不同的族群凝聚在一起，成长为一个宏大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族群个体的成长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形成了同构。这不仅是两个藏族士兵的成长史，也是整个现代中华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中成长的历史。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具有重塑一个时代精神历程、民族凝聚和历史脉络的信心。

　　中国作协在2012年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扶持力度，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开展东西部地区“一帮一、结对子”活动。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的《蝴蝶时代》就是上海市作协和新疆作协对口合作的成果之一。该小说的语言如同波光粼粼的伊犁河，散发着金子般的光芒；哲思如同博格达经年不化的雪峰，凝聚着深邃的思考。它以精练的篇幅锲进维吾尔族当下的生活，深入浮世男女的情义世界，描摹当代新疆的荒诞现实。小说有着传奇波折的故事、绵远不绝的警言与妙喻，以及意识与现实相交错的结构，让读者读来如同策马奔腾于果子沟目不暇接的花木丛中，启示与美的享受络绎不绝。

　　在各地，集群性、总结性的成果也陆续面世。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一辑共6本，包括意西泽仁近年的散文随笔精品集《雪融斋笔谈》、格绒追美的散文随笔集《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桑丹的诗集《边缘积雪》、贺先枣的中短篇小说集《雪岭镇》、窦零的诗集《洞箫横吹》、赵敏的长篇小说《康定上空的云》。四川民族出版社推出的《金色甘孜——甘孜州优秀藏文作品集》集中了60位甘孜作家用藏语创作的小说、散文等，集中展示康巴藏族作家群最新创作成果。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第四辑和“广西当代文艺理论家丛书”第一辑，收罗广西各民族作家、批评家如李约热(壮族)、包晓泉(仡佬族)等作家的成果。青海土族互助县的“彩虹印象系列丛书”全面展示了王文泸、王立道、鲍义志、梅卓、井石、祁建青等80多名互助籍作家、诗人的作品。这些丛书构成了阶段性的文学史料，也是地域文化与族群文化交融的鲜明个案。

　　2012年，《民族文学》杂志拥有了汉、蒙、藏、维、哈、朝6种文字版本，为少数民族语与汉语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翻译提供了良好的发表平台。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出台了相关的文学翻译扶持政策。夏木斯·胡马尔(哈萨克族)著、姚承勋翻译的《博坎传奇》是“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的成果之一。这部民族英雄传奇讲述的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阿勒泰的哈萨克乡约博坎为了维护族群民众的利益，带着同胞们从故乡迁徙到博格达山，又向青海湖进发，最终到达藏区的故事。他们周旋于清廷统治者、地方蒙古王爷以及其他各种不同势力之间，陷入苦苦挣扎。最终，博坎的身体埋在了青藏高原，头颅却被清朝统治者砍下来，辗转带回金山阿勒泰，分葬两地。小说细腻地描绘了当地丰富的民俗细节，展现了哈萨克人沉重的苦难历史以及坚韧的求生意志。

　　藏语诗歌方面，2012年翻译出版了“野牦牛丛书”。该丛书第一辑包括《居·格桑的诗》(龙仁青译)、《尖·梅达的诗》(洛嘉才让译)、《赤·桑华的诗》(老藏民译)以及《藏族女诗人15家》(久美多杰译)。这些诗歌以其藏语文学特有的语感质地，融汇新时代的体验与感悟，带来了别样的美学风味。

　　文学与别的艺术门类的结合是全媒体时代的新趋势，如文学改编为影视，影视作品改编为小说，影视技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等。中国作协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合作举办了“民族文学与影视”研讨会，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少数民族电影定位为“新文化电影”，从这些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密切交流，显示出“大文学”的趋向。

　　三个意象：

　　底层的沉默、暮年叙事、女性心语

　　产业结构的变化、人口的频繁流动、信息传递的加快，对于大多数人口依然在从事农牧业的少数民族而言，不仅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产生了断裂性的局面，这中间带来的体验和感受无疑是复杂的：交织着感伤与希望、残酷与温情、失落与憧憬。2012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的底层叙事与边缘关注，尤其是关切城镇化时代的农村命运、不同文化碰撞时的心理与情感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我在目力所及范围，将这些文本体现出来的意象归纳为底层的沉默、暮年叙事和女性心语3种。

　　1.底层的沉默

　　潘小楼(壮族)的《小满》是一部情节复杂、线索交错、人物众多的小说，涵盖了两代人面对残酷现实的反应。早岁丧父的莘在8岁时的一次失误造成母亲被强奸怀孕，生下妹妹小满。作为城市里的盲流，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靠卖卤菜艰难生活。同样的单身母亲林姨在母亲帮助之下勉强立足，却偷走了卤菜的秘方，又抢走了可能同母亲结合的老黄，但母亲却体谅了她的不易。莘在童年阴影之下，对生活和感情都有洁癖，正因如此却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抛弃了有真爱却不是处女的杨希希，娶了貌似纯洁的薛雪，最后却发现她的处女膜不过是医疗手术的产物。自己也做了母亲的小满在事故中被烧死，上大学后就没有回过家的莘终于发现了同母亲和解、宽恕薛雪的契机，但是，何去何从？小说节制而又富于张力的叙事，让这个关于漂泊、过失、坚忍和宽恕的故事，充满了对于复杂人性的体谅，呈现出转型时代中国的伦理与道德的嬗变。

　　尼玛潘多(藏族)的《协噶尔村的央宗》中，一位农区男人到藏北草原谋生，受朋友临终委托，将他的情人带回家照顾，引起妻子误会，直到死后真相才揭开。小说一方面体现女性情感的幽深纠结以及男女之间沟通的艰难，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日益变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普通人家庭乃至情感结构造成的冲击。

　　在许多文本中都得到突出表现的是：底层的民众是失语的，在喧嚣的社会变革中，他们丧失了言说自己的权力。谢以科(侗族)的《菊花，你开在哪儿》中，“我”到城里寻找逃婚的妻子菊花，在无望的寻找中，菊花在“我”逐渐被城市腐化的过程中愈加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她成了男主角心中的美好念想，即便任何人都看出来那只是幻想。从这个意义上，“乡下佬”在执拗中显示出了深刻的悲剧力量，而他只能在城市中沉默地游走，所有语言只能沉潜在心中，成为一种喃喃自语。

　　李进祥(回族)的《换水》中，“换水”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清水河回民的习俗，小说以马清、杨洁夫妇换水始、换水终，中间是整整一年的城市打工生涯。这是一个由洁净到沾染了污秽，再到洁净的过程，这是都市化进程的疾病，却让来自清水河的农民承受了苦痛。农民在遭受侮辱与损害时也只能默默离去，逃离于主流之外。孙春平(满族)的《城里的黎明静悄悄》极力描写城市的莫测、凶险与神秘，打工仔在这里不过是资本和权力捉弄的脆弱存在，悄无声息地消散在迷雾之中，散发出令人恐惧的彻骨荒寒。

　　我们可以观察到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所秉持的写作道德：丢弃廉价的煽情与软弱的哭泣，持续地通过“无语”的姿态，对不平等、非正义作出批判。肖勤(仡佬族)的《暖》将极为悲惨的事件集中于12岁的农村女孩小等身上。父亲去世，母亲在外逃债打工，祖母疯癫，她独立支撑着整个家庭，在身体的苦痛之外，精神上也得不到母亲的抚慰。在绝境中，她希望从瘸腿老师庆生那里得到一些庇护，却不可能。在一种绝望的恐怖中，小等终于在雷电中得到了最终解脱，这是一个能够在有限篇幅中显示出崇高感的小说结尾。

　　钟二毛(瑶族)的《回家种田》颇有些余华《十八岁出远门》的意味，不过少了冷漠的置身事外，多了成长小说的追问：“我”在广东打工和在香港旅行的经历，让回归乡土的愿望更加强烈。虽然作者在细节处理和节奏把握上显得有些草率和急躁，但是这个题材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它提示我们注意到乡土在城市化入侵时被强势话语所压抑的一部分认同。

　　向本贵(苗族)的《扯扯渡》中，基层干部的敷衍了事与底层农民的本分善良都具有真实的质感。这个小说并不是进行直露的讽刺或揭露，而是以一种平常心讲述日常中国的麻木与感动、冷漠与良知。在救人牺牲的老渡工那里，闪耀着照彻灵魂的光芒。杨仕芳(侗族)的《没有脚的鸟》对于社会的复杂性有着隐喻式的表达——这个世界并非黑白分明、逻辑清楚的架构，而是充满了各种暧昧、模糊、解不开的谜团。“我”的婶婶余艳阳无疑就是复杂生活中一个难以索解的谜，这个神秘的外来女人与乡村其他事物格格不入，然而却又与乡村相依相存。最终长大了的“我”终于明白，秘密可能就是生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2.暮年叙事

　　对于想象中美好田园的挽歌式的怀念与向往，反衬出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与欲求。2012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中，有关怀旧与守望传统像过去几年一样，依然是个显著的主题。

　　千夫长(蒙古族)的《阿尔斯楞的黄昏》里，阿尔斯楞老人被送到城里生活，他和牧羊犬狮子并不太适应没有草原的生活。城市的生活只是让他在不停的回忆中加深对于草原的思念，然而就在准备返乡时他却中风了，而狮子也在错乱中跃出阳台摔死在楼下。这对他反倒是最好的结局，因为记忆中的牧场已经不复存在——被儿子改造成盖上水泥蒙古包的旅游景点了。陈萨日娜(蒙古族)的《哈达图山》写萨姆嘎老人对于火葬的恐惧。儿子阿古拉的不理解、儿媳妇吉姆斯的无动于衷、孙子胡格吉乐的冷漠，处处显示了传统面临断裂时的文化冲撞和代际冲突。而老人最后的自决，让人深深感叹。

　　但这样的叙事也并非总是充满凄怆。陶丽群(壮族)的《一塘香荷》说的是恒久的时光轮转中沉淀下来的“宽容”。恣睢嚣张的乡民廖秉德年轻时曾强占势单力薄的李一锄家的土地，但对于土地的认同和亲近让这两个“仇人”在暮年时达成了谅解。大地上的恩怨终究尘归尘土归土，惟独不能被都市化进程所割断的是与土地的亲缘关系。而罗荣芬(独龙族)的《孟恰》写独龙族母女的一世恩怨，到老年终于获得了心灵的平静。这一方面可能来自于信奉基督教的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在经历了无数情感和生活的折磨后，孤身一人的孟恰终于在收养的孟社儿身上看到了温情的回报。女性的戾气、压抑、坚忍、博大和宽厚，在平静细碎的字里行间喷薄而出，带有边地特有的生命力度和厚度。德纯燕(鄂温克族)的《喜宴》写涂音老汉弥留之际，儿子金明和柳真请钟大爷来主持丧事。在个体和群体的回忆中，一家人的一世患难相恤，慢慢由记忆的碎片糅合为一个动人的情义故事。这是真正的人世温暖所在，因而最后原本充满凄凉色彩的垂死时分，变成了集体性共同体悟相携互助的恩义的喜宴时刻。小说叙事精巧，细节与心理描写细腻而生动。

　　其实，这些通过老年人视角写出的故事，讲述的核心是“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焦点命题之一，在青春题材的作品中此类观照同样也比较显著。朴草兰(朝鲜族)的《飞吧，龙！龙！龙！》(金莲华译)写到边境的“中国朝鲜族”在跨国的人口流动和务工潮流中，“整个世界都在剧烈的震荡”，“我”在经历亲人的生离死别后，在北京的地铁上醍醐灌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口井……流淌着汩汩清泉的水井，那里游动着一条银龙……如果是一口枯井，堆放再多的东西都只是欲望之井。”认识自己，找到认同坚守，让在艰难生存中的人有了希望的力量。而赵吉雅(蒙古族)的《人间第一等的幸福》写到法国学艺术的富家女慕诗仪租借男友的过程，也是蒙古族认同逐步觉醒的过程。从巴黎、上海时尚文化到对蒙古文化的回归，是身份认同的直观表达。老年人决绝的固守与年轻人最后的回归，二者似乎路向不同，却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如何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定位自己？而非少数民族和外来者又如何去看待这种定位？

　　3.女性心语

　　女性视角在2012年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使用值得关注。白玛娜珍(藏族)的《西藏的月光》用女性的敏感探触西藏血肉肌理的大美和柔软。达拉(达斡尔族)的《庭院雨花落》用带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风味的语言讲述了哈石太村的日常故事，尔汝恩怨、爱恨喜乐在岁月长河中被磨洗得也无风雨也无晴。扎西措(藏族)的《林中放牧人》通过卓玛的个人体验，展示了半农半牧区藏民日常生活的变迁，内蕴着底层民众的韧性和对于生活的信念。苏·阿拉腾图力古尔(蒙古族)的《穿上我的红裙子》(朵日娜译)从高中生哈琳娜、车祸受伤后智商只有8岁的哈琳娜，以及医生阿罗斯的不同角度，共同编织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其中涉及到城市变迁带来的人性异化、家庭纽带崩解、邻里关系扭曲等，而最终以童年时代象征纯洁美好的“红裙子”作结，表明了作者对于简单质朴情感的向往。

　　那些以男女细腻的情感为中心的作品则是女性写作中最为让人注目的。尼玛潘多(藏族)的《琼珠的心事》写协嘎尔村的琼珠姑娘到拉萨参加过一次运动会开幕式之后，对拉萨所代表的现代文化充满了向往，试图走出本土，但她要通过唱藏戏这样的古老形式才能获得接近拉萨的机会。最终，琼珠不切实际的幻梦在无可奈何中复归于现实。段海珍(彝族)的《私奔的兔子》中，绿绿和博尔出走的故事，同塔白村旧事的交织，共同营造出一个充满迷幻和迷宫的女性自语。马瑞翎(回族)的《昨夜的火》中，镇医院的女医生不满意于乏味的生活，同时因为崇拜市文联主席，而成了一个业余的作家。在可以单独相处的机会中，两个人又发乎情止乎礼，这是一种清洁的精神恋爱，充满了女性的自省。

　　徐连顺(朝鲜族)著、金莲兰(朝鲜族)译的《请饶了蜘蛛吧》是通过男性视角来展开叙述的女性写作。小说对童年创伤、性别压抑和职场压迫的描写同那个神秘的蜘蛛隐喻一样，充满了灰暗、紧蹙、憋闷、无力反抗的绝望，让人窥见当下生活在光鲜背后的暗角。达吾提·麦迪尼亚孜(维吾尔族)的《咸馍馍》讲述了一个极端荒诞的故事。因为赛迪尼萨在做馍馍的时候放了盐，就让周围人包括丈夫和父母都视她为异类，最后逼得她上吊自杀。这个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让人不寒而栗——因循守旧的顽固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一点变革都可能带来极端的权力戕杀，这是父权制下女性话语的微弱表达。阿舍(维吾尔族)的《玛丽亚的舞毯》描写得很细腻、精致，在回忆童年时代玛丽亚家中舞蹈时的场面描写堪称绝妙。玛丽亚的舞毯象征着对于纯粹“美”的向往，这种美是超越于任何功利与理性之外的。但是，这种心灵之光在现实中不得不破灭——不仅是“我”在大学中偷偷烧坏那个舞毯，而且体现在玛丽亚最终屈从于现实的重压，放弃了舞蹈，跟着世故粗暴的丈夫做起了地毯生意。它可以理解为一个寓言小说，更可以视作女性精神在现实中曲折婉转的表达。

　　各具特色的多元声音

　　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种类繁多的文化传统，很难一言以蔽之。它们在文本中透露出别具一格的难以为通行美学范畴所规范的特质，形成了文学多样性的表征。比如布林(蒙古族)的《怪诞的胡日格岱》中，胡日格岱莫名其妙在喝喜酒时被鬼魅附身，做了许多荒诞的事情，却又莫名其妙地当选了嘎查长，小说散发着不可名状、无法用理性解释的荒谬。穆泰力甫·赛普拉艾则孜(维吾尔族)著、苏永成(回族)译的《黑嘴驴驹的眼睛》是一篇极具特色的动物小说，作品通过一只能听懂人类语言的驴的视角去观看人类的生活，既有辛辣的讽刺又有深沉的怜悯。帕蒂古丽(维吾尔族)、李克坚(蒙古族)、刘国强(满族)、冉仲景(土家族)、欧阳克俭(苗族)、艾吉(哈尼族)、孟学祥(毛南族)、南泽仁(藏族)、彭愫英(白族)、李俊玲(布朗族)等人的散文也以原乡风物、精神秘境、人情民俗等各有专擅，丰富了当下散文创作的生态。

　　主流叙事中常见的青春与成长主题，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显示了不同民族有意味的区别。才朗东主(藏族)的《那个叫桑的女人》是一部带有哲理色彩的小说。拉贝少爷疯狂迷恋上了一个叫“桑”的女人，从瓦德小镇千里迢迢去斋嘎绒寻找她。途中经过一户农家遇到了对自己有意的少女秀姆，但是拉贝还是一心追寻心中的爱情。最后在一个寺庙中找到桑时，才得知桑母女两代受过情伤，不再信任爱情，拉贝决定为了证明爱情同桑一起殉情，最后被救活时得到桑的告诫：只能用生命来保护爱情，不能用生命来换取爱情。而“桑”的意思其实就是“醒悟”。经历了这么多，拉贝在跟班尼嘎的提醒下，开始意识到可能秀姆才是踏实可靠的情感皈依。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算是一个成长的寓言。袁玮冰(满族)的《兴安岭的寒冬》中，少年在大兴安岭伐木场中的一段经历，让他领会到艰难生活中爱与死、青春的懵懂与世事的无常。小说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林场的细节写实，处处给人不饰雕华而自有一番风情之感。

　　更多的作品则显示了与汉族作家无异的探索与思考。王华(仡佬族)的《香水》里，一个乡村教师半生的经历，其实暗合了人生由少年时的浪漫情怀到中年时心事浓如酒的历程。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彭人初对于自己的“文化”有自信，对同事陈丽丽的爱慕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胜过一般健全同事的地方在于对香水知识的了解，也就是“文化”。而现实中他只能同“大老粗”张丽结婚，后者看重的也恰是他的一手好字——“文化”的象征。多年后，陈丽丽卖淫吸毒身亡，而彭人初同张丽则终于在经年日久的相濡以沫中达成了宽容和体恤。苏兰朵(满族)的《香奈儿》中，出租汽车司机王军捡到一个“香奈儿”手包，在还包的一波三折的过程中，手包主人许丹外表光鲜实则虚幻脆弱的本质逐渐向他铺展开来，于是王军重新审视了生活的真实与虚伪。小说犀利的讽刺如同一柄无情的刀锋，割开了虚荣和虚伪不堪一击的表皮。孙玉民(赫哲族)的《月儿弯弯》中，收到交通罚单的张三无力支付，路政稽查队长龙飞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却又自己掏腰包帮助他交罚款。

　　在创作和对创作的反思中，一些作品有着自觉的探索，石一宁(壮族)的自选集《湖神回来了》是作者多年来在各种刊物发表的散文随笔结集，谈史论今、说东道西、艺文杂话、岁月履痕……这些芜杂的内容经过作者信笔点染，举重若轻，饶有诗情与趣味。黄培宗(壮族)的小说《完整的印象》则是对写作本身的一种反思。作家路大山尽管多年前塑造了造林英雄江万林的光辉，但是对其真实的处境并不知情。多年后，当江万林“堕落”之时，他依然不知道这个人背后的曲折悲欢——写作永远只能是片面的真实，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限度，有了这种自知，写作也就获得了对于“真理”等超验终极命题的心平气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少数民族泰雅作家瓦历斯·诺干的《当世界留下两行诗》，可以称之为极简写作，它用看似随意实则别具匠心的语言实验，在现代汉语诗歌中树立了令人难以忽略的范例。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5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壮大有目共睹。但是，少数民族文学如同散布在广阔大地上的繁花一样的多元性，也给任何一种试图全面概括它们的行为造成了无法逾越的困难。这里所说的，必然受制于本人的阅读视野，仅作为一条指向广阔森林的路标，读者如果能够循此路标自己深入千林深处、万花丛中做一番寻觅与采撷，则收获当更多。(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