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是自古以来最富盛名的“中国故事”之一。这个故事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左传》，后经过司马迁的重塑，尤其是元代纪君祥杂剧剧本 《赵氏孤儿》的出现，它以各种文学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杂剧《赵氏孤儿》篇幅不长，但其强大的戏剧张力和其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使其跻身中国古典悲 剧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和德国文化巨擘歌德都曾被其折服，并亲自进行过改写与改编。
3年前，陈凯歌导演了电影版《赵氏孤儿》；如今电视剧版本也登上了荧屏，即阎建钢导演的电视剧《赵氏孤儿案》。“赵氏孤儿”的故事被一代代人讲 述，可见其魅力已经超越了古今。但人们忍不住要问：在电影版之后再拍这样一部电视剧，其意义究竟在哪里？电影版的《赵氏孤儿》虽采用了元杂剧基本的故事架 构，但实际上却拆解了这个具有史诗性质的古典悲剧，把它变成了一个传输导演观念的现代戏。或者说，故事的核被替换了，而这个核，就是人间大爱和人性至善。 面对一个几乎所有要素都被剧透到无人不知的故事，阎建钢的勇气和担当令人敬佩。我们必须说，敢于面对和创作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向传统文化致敬、打捞 传统人伦精神的行动。
当然，改编经典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性的智慧。电视剧版首先要面对的困难就是：在将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扩充为符合电视剧体式的长篇叙事 时，如何能做到忠实于原著及其负载的精神内涵？从电视剧成品呈现的效果来看，《赵氏孤儿案》作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该剧既承传和诠释了故事本身的传统文 化内涵，又创造性地赋予骨架以血肉，使之以前所未有的丰满形态示之世人。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赵氏孤儿案》用力尤深之处。剧作抛开了为主人公寻找新的动机的努力，把劲使在了将矛盾、冲突及其对人性的挖掘还原到历史语境 里，着力去丰富前因后果和每一个逻辑空隙，程婴、屠岸贾、赵武等等这些本来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一个个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或者说，电视剧《赵氏孤儿案》 创造了一个发生这一千古悲剧的历史环境，在战国那个烽火四起的年代里，个人的命运不由自主地裹挟进了国家的命运之中。这样的处理，使得电视剧建立了自己的 大逻辑，程婴的义举、赵武的复仇等一切情节都有其来龙去脉，不突兀。
表面上看，《赵氏孤儿案》依然围绕看似过时的一种传统中国精神——“忠义”——展开，但它绝非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个“愚忠”的故事，它的忠，不再 是对个人的忠，义也不再只是对个人的义，忠义的对象引申到了国家的层面，成了大忠大义。在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核心点——复仇主题上，《赵氏孤儿案》所做的就 不仅仅是继承，更有了极好的发挥，它引入了一些现代的价值观念。或者说，电视剧借助许多现代社会才产生的理念，合理地超越了个人和家族复仇的叙事，把简单 的复仇故事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比如，赵武在最后陈述杀屠岸贾的理由时特别强调：屠岸贾之该杀，是因为他投敌叛国弑君，而非杀了他赵氏家族300余 口。赵武对屠岸贾有着切齿仇恨，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仇恨就破坏国家的法律，在国法与家仇的矛盾中，赵武选择了前者。再比如，程婴在教导赵武时说，忠义是 本，仁善是源，忠义固然重要，复仇固然重要，但如何能不仅仅在肉体上获得胜利，而且在精神上实现超越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电视剧的结局是屠岸贾不仅败了， 而且终于看清自己的罪恶，回到都城，自尽而亡。这些都是原来故事中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种创造性的改变超出了传统的以“忠义”为最高准则的精神，具有 了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色彩。
《赵氏孤儿案》成就的仍然是一个动人心扉的悲剧。屠岸贾自尽之后，程婴亦饮毒酒而死，程婴的死为整部电视剧的悲剧画上了最终的句号。19年前亲 生儿子死去时，程婴已经注定必死，但却活着，他的悲剧不是死，是带着痛苦活着。程婴以他对屠岸无姜的教育，完成了对屠岸贾的复仇：屠岸无姜亲手毁掉了屠岸 贾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政治阴谋，这显然比赵武杀掉屠岸贾更富戏剧性，也更有力量。从小受程婴教导的屠岸无姜，最终将“忠义”放在了“仁孝”之前，因而程婴救 下的不仅仅是赵武，还有屠岸无姜的灵魂。《赵氏孤儿案》的悲剧性不再局限于程婴献出亲生骨肉的痛和苟且偷生的辱，而是他19年与国敌家仇日日相对的琐碎和 漫长，是他愚公移山般一点一点打垮屠岸贾的坚持和忍耐。这种悲剧精神，既保存了原来故事的人性深度，又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悲剧色彩，一如俄狄浦斯知晓自己杀 父娶母的命运时的痛苦，一如哈姆雷特面对“存在还是毁灭”的犹豫挣扎。悲剧落幕时，大雪满都城，这既是冤情得雪，又是还世界一片清洁。
《赵氏孤儿案》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更亲切、更立体，也更具有代表性的程婴形象。在这部戏里，程婴成了春秋战国时期义士的一个代表，也成了数千年中 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代表。他为上忠，为下善，忍辱负重，舍生取义，而且坚持的是大义。对程婴而言，就算是皇帝的儿子，也不会比自己的孩子更宝贵，但他之所 以愿以自己的骨肉去死，是因为他深深懂得托孤的背后所隐藏的重大文化价值。赵家孤儿不仅仅是赵家血脉，更是国家忠良的象征，是忠良最终必将铲除奸邪的火 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程婴在关键时刻献出自己的儿子，才是可能的，也才是可信的。事实上，这种牺牲精神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一直绵延 于中国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个体和家族的复仇，最终消解于国家和民族的和平稳定上，这是一种大义，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风骨。《赵氏孤儿 案》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尽管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和平年代，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不该被抛弃。谁也不能保证和 平是永久的，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关头，我们同样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英雄挺身而出。
“中国梦”，时下正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充满了瑰丽色调的词汇，到底有什么样的蕴涵？笔者看来，“中国梦”的要义之一便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苏 醒。而传统文化的苏醒，绝非是要写古文、背古诗那么简单，其核心是让人们尊重、学习和认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在这个道德失序、物性崛起、人性矮化的 时代，重温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何其迫切何其紧要。在这一点上，《赵氏孤儿案》作出了榜样。这部戏的大胆和创新之处还在于，它没有因古而古，故意将 台词处理成附庸风雅、诘曲聱牙，而是力求口语化。而且程婴也不再是原来那种悲苦的形象，他更多了一分幽默，一分智慧，这些可能部分观众刚开始看时会略有不 习惯，但如果考虑到观众层次的年轻化，这种尝试反而是积极的。这些创新性改编，都有助于让更多的年轻观众接受这样一部沉重的悲剧，继而更好地理解何为忠 义、何为牺牲。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改变，但总有些东西是不该变也不能变的。在荧屏里充满了哭哭啼啼的家庭戏、 小三大斗原配的感情戏和男女青年的偶像剧甚至是雷人剧时代，拍一部如此严肃的千古悲剧，并且既能完整地保留原剧中的文化内核，又恰当地融进了许多现代意 识，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讨论《赵氏孤儿案》，不能不说说它的导演阎建钢。无论是《秦始皇》《尘埃落定》还是《中国地》，阎建钢的作品总是有着独特的标识：聚焦“大历 史”，挥洒中国精神，具有人文气息和家国气概。《赵氏孤儿案》一剧，集中地体现了阎建钢的导演风格和文化品位。在吐槽历史、拆解历史、戏说历史盛行的当 下，阎建钢固执地选择对历史“正面强攻”。《赵氏孤儿案》开播当天，阎建钢导演在微博上写道：“对自己而言，《赵氏孤儿案》是我的静心之作，敬心之作，精 心之作。一生只有一次面对这部经典的机会，惟有如此。”导演对待历史经典的态度，决定了电视剧的品格。正因为静心，才可以心平气和，而不刻意献媚于观众喜 好；正因为敬心，才有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尊重；正因为精心，才能够奉献出这部融合了现代意识的古典悲剧优秀之作。
今日中国的电视剧创作，受制于惟收视率至尊的单向度评价体系，先天符合大众趣味的家斗、宫斗、谍战、武侠题材占据了荧屏绝大部分生存空间，历史 情怀、现实承担与诗性品质早就在“重口味”、“轻趣味”前沦为了牺牲品或者不值一提的点缀——传奇止步于传奇，争斗终结于争斗——一切只为刺激观者的感 官，只为感官强刺激背后收视率数据和曲线图。笔者以为，电视剧创作的市场属性固然不可否认，但将市场属性与审美品位截然对立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偏差和错 位。对历史多一份诚意与敬意，对现实多一份热忱，对人和人性多一些思索，在构思上多一些匠心独具的创造，在创作制作上多一些精益求精的追求……对作为一种 戏剧形态的电视剧来说，与市场化所要求的“精彩度”、“观赏性”没有必然矛盾。戏剧有其规律，那就是要张力，要矛盾，要情感，要冲突；但戏剧也有其本质， 那就是要文化，要价值，要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氏孤儿案》对经典的创造性改编，是具有典范意义和经典价值的——当兼顾文化审美品位与观赏性的精品剧 创制成为潮流，并以其亲和的面孔获得观众青睐之时，趣味低劣、粗制滥造的“神剧”和“雷剧”，自然会被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所汰除。(梁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