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一种批判的地方性

　　这一段时间连着参加的几次会议，都涉及到文学的地方性问题，再联想到近期刊物上的有关文章，更是让人感觉到，地方性的自觉，已经不只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创作动向，也是学术界与文学批评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性问题。

　　我们实际上都很清楚，文学中的地方性自觉并不是自本世纪的中国才刚开始。不消说在古代和外国，单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这种自觉就一直很充分。“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沈从文的创作、“东北作家群”、“京派”和“海派”、赵树理、孙犁、“荷花淀派”、“山药蛋派”，还有后来的“寻根文学”等等，都对地方性有着突出的书写。现代以来的很多作家、很多诗人和很多的文学研究者与文学批评家，也都对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有着充分的思考。不过说实话，这一段时间我在考虑地方性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想起的，倒反而是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诗。我以为在这首题为《亲人》的诗作中，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被诗人作了前所未有的表现与思考——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  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雷平阳是二十一世纪以来颇受关注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尤其以对云南的地方性书写而著名。他有一部诗集甚至全都写的是云南，书名就叫做《云南记》。诗歌界和诗歌批评与研究界对地方性问题的讨论，也总是离不开对雷平阳关注。但就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在一方面表现出非常强烈和非常“狭隘”与“偏执”的地方意识和地方认同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又对地方性有所质疑。这种质疑，主要表现为他所热爱的“地方”由“云南省”到“昭通市”再到“土城乡”这一“逐渐缩小的过程”。这样的过程，非常突出地说明了地方性的相对性本质。相对于国家，“云南省”是“地方”；相对于“云南省”，“昭通市”是“地方”；而相对于“昭通市”，“土城乡”又变成了“地方”······这样一种悲剧性的和类似于剥洋葱一般的“逐渐缩小的过程”，最后所揭示的，实际上是相对于“亲人”的“地方性”的虚无。在这种怀疑主义的地方性观念中，诗人最后的立足点和最可靠的认同便只剩下了建立于“血亲伦理”基础上的“亲人”。我想，这也是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亲人》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意义上，《亲人》中的地方性观念不再把“地方”形而上学地凝固化和本质化，而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质疑的精神，正是我要倡导的一种批判性的地方性观念。

　　“批判的地方性”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在雷平阳的《亲人》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那就是我们在突出与肯定地方性的意义与价值时，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它的相对性本质，而且这种本质不仅表现在空间上，还表现在价值的层面。地方性在空间上的相对性，意味着某一个“地方”要通过比它更大的另外一个“地方”来确认与发明，这就如同雷平阳在《亲人》中所写到的，“土城乡”的地方性要通过比它更大的“昭通市”来发明，而“昭通市”的地方性，却又要通过“云南省”来发明，“云南省”的地方性被确认，当然是要以中国为背景。在这样的意义上推而广之，相对于更加广大的现代世界和全球化的空间背景，中国，以至于东方，其实也只是一个被发明的“地方”。中国在被西方列强强行性地打开国门之前，一直都是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国，只有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非常有限的“地方”，而不是此前自以为是的世界“中心”，从而也才逐步获得了自己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虽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悲剧性的震撼体验与精神痛楚。自从人类的历史进程进入了现代世界以来，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地方性”，大到一个区域(如“东方”、“东方性”)或民族国家，小到一个蛮荒孤岛和土著部落，都只能在现代世界的空间背景中来理解与确认。现代性像一个覆盖与穿透了整个世界的巨大磁场，每一个“地方”都难以逃脱它的渗透与影响。整个人类的现代历史，实际上正是现代性在空间上对每一个“地方”强力突进与征服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学中的地方性书写就应该在非常自觉地具有相对性这一自我意识的同时，着力书写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与冲突，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地方性书写的历史经验。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它所书写的就是现代革命对于未庄这一具体而微的地方的冲击，是地方性遭遇现代性的强行进入后所引发的巨大震荡与精神悲剧；而似乎与鲁迅迥然不同的沈从文，他不仅在《萧萧》中书写了作为现代性的代表与象征的女学生们对于乡土世界的进入，而且还在其代表作《边城》的“题记”中，一再指出其作品中的地方性应该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来理解，非常突出地体现出他地方性书写中所具有的相对性的自我意识。这篇“题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国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农村是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程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在这段文字中，《边城》中所书写的“世界一小角隅”与“全国民族”的“空间与时间”、“二十年来的内战”和“中国现社会变动”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将非常具体的地方性置放于一个更加广大的现代世界与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动的背景中来关切与理解的焦虑，表现得非常深切。《边城》的世界似乎是封闭的，但由于作家对它的书写在时、空方面包含着更加深远的考虑与忧心，满怀着悲悯，才使它的内涵深沉动人，并且具有着相当持久的魅力与价值。

　　实际上继鲁迅和沈从文等人的创作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地方性遭遇现代性的书写模式一直占据着主流性的地位。无论是萧红的《生死场》、茅盾的《春蚕》甚或是赵树理的小说，还是“十七年”时期的《红旗谱》、《创业史》和后来如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作品，都是在书写“地方”被“现代”的强行进入，那些波澜壮阔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壮剧，那些形形色色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命运与人生的“地方人”的苦难、困惑、觉醒、喜悦与辛酸，无不是对现代性进入地方性这一历史宿命的丰富演绎。专注于对地方性的认同与书写，却又对这种地方性的相对性本质保持着一种足够的清醒，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更加意识到地方性被现代性强行进入的历史宿命，是“批判的地方性”观念与书写的主要内容。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批判的地方性”还意味着在价值的层面上对于地方性价值的相对性本质具有理性和清醒的自我认识。现代性对地方的强行进入除了表现在地理和空间方面，还很必然地同时表现为价值的冲突。无论是对人类历史还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民族国家来说，现代性的起源和它的不断扩张必然要引发价值的冲突，迄今为止，这种冲突都没有结束，现代性的价值重建仍然是一个未能完成的历史性工程。在这样的意义上，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对于现代性的价值重建来说，诸如精神、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甚至语言方面的地方性价值无疑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资源性意义；另一方面，地方性价值中的问题与局限也应该被我们清理与批判。这种对地方性价值较为辨证的批判性态度，正是我们所应该坚持的。就前者而言，比如在一九二三年，周作人的《地方与文艺》一文在肯定地方性对于文艺的重要价值时曾经指出，我们的文艺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他所竭力推崇的“地方性与个性”，因此也被他看成是文艺家的“生命”之所在。周作人的这一番话显然还只是在创作论的层面上来强调地方性对于文艺创作的资源性意义，强调地方性对创作主体的精神滋养。实际上在整个现当代文学中，这种从地方寻求资源的努力向未断绝，像“京派小说”中沈从文的湘西、废名的黄梅、萧乾的北京和芦焚的果园城等，“寻根小说”中韩少功的楚地、李杭育的吴越、郑万隆的关东、贾平凹的商州、张承志的草原和后来莫言的高密等地，都曾经作为文学史中非常著名的“地方”而被我们的作家从中挖掘出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毫无疑问，这种挖掘对于现代世界的价值多元或价值纠偏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文学却对地方性有着足够的清醒。地方性的宗法制度、陈规陋习与精神蒙昧，特别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地方性精神即“国民性”，被启蒙主义文学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与批判，这样的揭示与批判，甚至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种深厚与强劲的精神传统，被我们的文学代代相承。有一个非常明显和关键性的问题是，无论是我们对地方性价值的接续与发扬，还是我们对它的批判，都需要有一个价值基点。我以为在这样的意义上，一些普世性的价值标准就显得非常必要。在我们的人类世界，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也无论这个“地方”有着怎样被不断声称的“独特性”，都有一些无法被超越和不允许被挑战的价值底线，这些底线就构成了我们必须遵守的普世性的价值标准，像在我们前面所读到的雷平阳的《亲人》中，“血亲伦理”和“血亲情感”无疑就有这样的普世性意义。在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价值论閾中，在现代性重建的价值关切中，在很多地方性价值被我们所充分地发掘、肯定和书写的同时，诸如自由、人道和正义这样的现代性的价值标准，更应该被我们谨记与遵守，在我看来，这无疑是“批判的地方性”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