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才能更好创新”——裕固族当代作家访谈

　　问：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贺继新：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歌，出版有诗集《火苗在一堆干柴上舞蹈》。我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对草原生活特别熟悉、特别感兴趣，因此诗集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诗作。《火苗在一堆干柴上舞蹈》这一首中这样写到：“一簇靛蓝色的火苗∕在一堆干柴上舞蹈∕吊着的茶壶里∕溢出一串欢笑”。在我的作品中，始终努力用一种精神鼓舞周围的人，不能老是忧伤。

　　杜   曼：我是1984年开始创作的，当时只是业余写一些诗，后来放弃一段时间，90年代初继续写。我的创作主要是以诗歌为主，因为我的思维跳跃很快，写不出小说、散文来。而且，诗歌是情感的表露，生活中的种种情感都可以写成诗歌。我目前出了一本诗集《天狼》，狼是我们共同的图腾。我是一个老师，得备课、上课，没有太多时间写作；而且我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人，往往高兴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所以产量就不高了。

　　铁穆尔：小时候曾经想画画，后来觉得还是写东西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一直就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整天看见那些牛呀羊呀天呀山丘呀，就是草原上的这些东西，总觉得心中有什么话有什么感情想表达出来。我的创作以散文、口述历史为主，我也想过写小说，但总是提不起太大兴趣。我觉得裕固族游牧的历史非常残酷，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这些严峻的现实让作家必须直面现实，没有时间去虚构，所以就选择了“非虚构写作”。

　　达隆东智：我从1998年开始创作，当时主要是写诗，但现在则是以小说为主。我的小说主要围绕本民族的生态危机、文化危机来写。我比较喜欢写我们即将消失的游牧生活的影子和童年时代所处的游牧生活。我也写裕固族人的宗教哲学理念。我们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祁连山原始森林，那些东西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我不太喜欢写现代人的城市生活。另外，我还做裕固族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翻译工作。

　　问：开始创作时，受到哪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贺继新：具有现代性的那些诗歌对我的影响大些，我觉得它的魅力特别大。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找对象失败了，写过一首《爱情的含义》。很多人写爱情，都是写一些缠缠绵绵的东西，容易在狭隘庸俗忧伤的痛苦境界里奔走。我觉得应该站在一种高度，表现男子汉特有的“粗放爆烈的心情”。所以，我的诗歌表达的是一种精神，特别是那种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我想，这其中虽然包含传统的东西，但现代性的东西更多。

　　杜   曼：我是教外国文学的，我喜欢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我的性格有刚烈的一面，所以非常崇拜俄罗斯作家，他们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中国作家中，我喜欢鲁迅，他在作品中对人性的表现，让我感触很深。我想，我的创作是从这些作家身上不断汲取营养的。

　　铁穆尔：裕固族的民间文学，留下来的就是一些民歌，还有颂词等，这些东西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不应该把裕固族的文学传统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群体里。应该看到，裕固族的文化历史传统是非常悠久的，所以很多文学作品都可以纳入到我们民族的传统中来，而不仅仅只是看到这几十年裕固族民间流传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可能是因为俄罗斯跟我们这个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很多相似性吧。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铁穆尔：肯定会有的。我最早的那一批作品，主要是写“寻根”的，思考历史问题，再后来就是梳理游牧文化以及它与农耕文化的区别。裕固族作为一个比较小的游牧民族，其中有着很多复杂的文化传统，不要说跟农耕文化不同，就是与大的游牧民族相比，它也是具有特殊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挖掘。在语言表达上，我们是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思考，但是要用汉语来表达，是有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种文化就代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观、一种观察世界的眼光。

　　达隆东智：我觉得裕固族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民族，但是它具有非常古老的文化。另外，游牧人的文化思想和农耕民族的文化思想是不一样的，而裕固族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对北方游牧文化的借用，也就是蒙古文化、突厥文化甚至中亚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正是我们的父母以及长辈们的文化，比如一个传说、一首民歌，还有故事、童话、谜语等等，都会影响我的创作。但是，我个人一直沉浸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有时候创作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从本民族文化中跳出来，没有用另一个眼光去看自己的民族文化。

　　问：您对裕固族当下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看法？

　　贺继新：我认为裕固族文学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文学氛围比较浓。很多作家写得都很好，比如苏柯静想、杜曼·扎时达尔、杨玉静等。但也有一些“混乱”的状况。比方说，当地文联举行一个征文比赛，需要作家们写一些稿子，大批的作品都交上来了，质量都很不错。但是到网上一查，有些诗是剽窃的。我认为应该杜绝这种现象。当然也有按照自己内心想法认认真真写作的，这样的写作者需要更多的鼓励、更多的扶持，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另外，作家之间也需要经常切磋，通过切磋好多作者就能坚持写下去。

　　铁穆尔：裕固族的当代文学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汉语以后产生的。实际上，50年代到70年代使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并不多。80年代以后，杜曼、贺继新等人开始创作，到了90年代就是我们这一批作家了，比如贺中、妥清德等。我感觉新的这一批作家没有能够很好地继承传统，不注重挖掘传统的文化。就是学会汉语以后，学习汉族作家的写作中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所以跟民族传统文化几乎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只有继承传统，才能更好创新。但是要让作家从传统文学中去学习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需要作家有很多的民族知识。

　　达隆东智：目前裕固族从事文学创作的有一大批人，但是这里面没有出来几个经典的作家，没有从本民族文化中冲出去，没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现在写诗歌、写散文的比较多，写小说的比较少，因为散文比较自由好写，小说写起来比较费劲。裕固族人上世纪50年代才接触汉语，接受汉语的程度是比较低的，母语的思想用汉语表达出来也是有难度的，这是裕固族作家有时候突破不了的原因。

　　问：对裕固族年轻作家有何期望？

　　铁穆尔：年轻作家需要有那种对文学认真、执著和奉献的精神。现在很多作家都想早出书、早出名，着急了一点，不够踏实。其实文学这个东西是老实人干的，靠投机取巧耍小聪明，肯定不行的。写作，首先要感动自己，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一些人想走捷径，为了发表而写作、为了出版而写作、为了某种目的而写作，那就失去写作的意义了。这种问题在很多民族的年轻作家身上都有，我希望裕固族的作家们能够真诚地、持续地写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采访：杨春、阿荣、胡艳红、姜可欣、孔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