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我们当下的青年群体——包括青年批评家——本质上是缺乏真正意义的“青年性”的，而没有“青年性”的文学和文化是没有活力和希望的。那什么是“青年性”呢？“青年性”的核心价值是基于共同体责任的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蒙昧、反抗私欲、反抗诱惑、反抗权力的滥用和公器的私权化，反抗没有责任感和理想情怀的庸碌，反抗基于谋求名利和安全性的过度“和善”，反抗那“温柔”又“残酷”的世故习气……需要反抗之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反抗尚未发生或刚刚发生，青年就被压垮了，或“招安”了。
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就没有一个本质性的青年群体的存在了，尼采所说的“青年之国”、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鲁迅所说的“有声的中国”恐怕越来越渺茫，相反，“老大帝国”的情状日益顽固。那么谁在抑制青年的出现呢？当然是老年人。中国文化历来是老年性的文化，从古至今所有权力都控制在老年人或未老先衰的人手里。年轻人要想成为权力的合法的、合理的接班人，就必须接受这种权力等级的现状，必须小心翼翼地复制自己的父辈和祖辈的老路。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即权力的让渡需要顺从者，而不是掘墓人。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青年是没有活力的、没有勇气的，他们必须“顺从”，借用鲁迅的话就是：“现在的青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派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
美国学者沃特森认为：“我们的时代和过去许多时代一样，上演着一个持续、残忍、但又隐秘的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战争。”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特别重视年轻人和创新的时代”，但悄悄进行的却是“言论管制和现有秩序的维护。”所以，举目四望，当下能够诉求和实践反抗本性的青年人越来越罕见，有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变成“愤青”——“当下喷粪的肾上腺素分泌紊乱人群”，有的则自暴自弃地颓废为“达观”的“屌丝”，更多的人未老先衰、早生华发，按照安全、固定的制度逻辑盲目而庸碌地消耗自己的一生。
所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作为一个青年批评者首先要重建“青年性”，重新呼唤一种源于自由渴望的反抗冲动，或者进一步强调，这种重建首先要构筑在对现有文化的祛魅和破坏之上，简单概括如下：
检查：“对话老人——‘让我们继承下去吧。’青年——‘让我们检查一切。’十九世纪就是如此。” (司汤达，反击法兰西学院的古典派权威时的题跋)
戳穿：“这些话，好象是牢骚，但也是不得不发的牢骚。因为问题既已存在，与其加以裱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它的严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决。 ”(李敖)
捍卫：“永不疲倦地在我们的青年中捍卫未来，抵制那些未来圣像的破坏者。”(尼采)
自信：“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如果回到文学或文学批评的场域探讨“青年性”重建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要打破目前这个通过“纯文学”、“文学自主性”、“学术化”、“学院化”等等概念所建构的话语封闭性，青年批评者应该摆脱一种过度职业化的话语惯性，把抽象、空洞而恶性重复的文学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具共同体关怀和责任意识的“公共性”的层面上来，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个人自由与集体无能同步增长)之可能性，有赖于agora——这是一个既非私人，亦非公共而同时恰恰又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间。在这空间里，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不仅仅是为自我陶醉之快乐，也不仅仅是为通过公共展示而寻找某种疗治，而是寻找一种集体操控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一空间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些观念，并形塑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或‘共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