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自己在从事文学批评写作时，关注的对象大多是我的同时代人。因了共同承受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同时代人会形成此一代际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但无疑，即便共同于一段时空而存在于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差异。所谓的“同在”、“同时代”，并非假设同质、合流、无差别，而是预期在众数、多元、异质、个体、对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参与、“不齐而齐”。且如董启章所言，正因为知觉到差异甚至是鸿沟的存在，故而“必须为理解或沟通搭建一条可行的桥梁。这样的桥梁一旦建成并且被踏上，大家就有了成为广义的‘同代人’和‘同世界者’的基础”。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于杰出作家和批评家在精神的旗帜下集结，比肩而立。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同样需要同时代人的嘤鸣激荡之声，相互应答、分享、承担和创造。
“同时代”不仅意谓着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也指向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但正是因为这种境况，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阿甘本)。既“附着”、内在于时代，又不是泯然陷落在时代中；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感知黑暗中的光。
文学批评的“同时代性”，还意味着一种身处局限性中、特殊的研究姿态和方法。打个比方，文学如同不绝长流，设若我们要了解同时代的某种文学潮流的演进情况，一种工作方式是，将自己化作置身于此一河段中的石头，感同身受水流的实感；另一种工作方式是(如果我们个体的生命长于这一段文学潮流)，站在岸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或捡拾退潮后留下的时代“遗物”，带回实验室作研究。在以上两种姿态中，后者往往因为确定了潮流“结局”的绝对性以及将认识对象固定化，而得出结论予人“正确”、“客观”的印象，同时置身事外提供了优越感，于是负起“指导读者、批评作者”的大任；前者则丧失了后见之明的支撑，其判断很可能与文学史后来给出的“结局”不一致，无疑是一种审美与知性的冒险，“预测的落空，是进行同时代史研究不可避免的命运”，但这种工作表明了认识主体在具体、实际而流动的状况中进行选择、判断的高度紧张感，这一紧张感暗示着批评者内在于时代，就好像置身于长流里的石头，切身感受着河水的流动、砥砺、温度，它奔腾时的冲击力，或涓涓细流时亲密的爱抚，并且将自身的生命信息与能量传递给河流，以生命信息和精神能量的集结、聚合来回应时代……也许以上两种研究姿态都不可或缺，但我心意中具备“同时代性”的文学批评，更多指向后者。
在方法上，这种文学批评始终以建设性的态度，试图在创作“可能性的萌芽状态”中预期未来“更好的途程”。下面这段陈世骧先生的话，最能见出我心目中，在“同时代”状态下，文学批评与创作的理想关联：“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同时代”的批评不同于文学史研究或处理历史人物，在后者的场合下，不妨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思考逻辑、历史贡献以及所处时代状况作全面的洞察与把握。然而，“同时代人”的立场，决定了我虽然作为一个评论者，但并不能占据后来者的优势，因了然文学史的脉络与人物的结局而自命“客观”、信心十足地褒扬贡献、指点欠缺。而更应该预测创作去向的丰富，“计划更好的途程”；也期待这种未来的丰富性能够摇曳多姿，也惊喜于“预测的落空”。
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其实都是对生活发言。说到底，探讨同时代人的创作，既是追踪文学可能出现的“新变”因素，也是理解我们这代人的生命经验。
金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出版学术专著《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曾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2003年至2006年)，为《小说评论》开设批评专栏“小说的面影”(2007年至2008年)。
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推选“2012年度青年批评家”(《人民文学》杂志社、《南方文坛》杂志社主办)。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2012年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