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时代”是清初石涛一段普通画跋中的话，二百余年后却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奉为圭臬的一种艺术观，以及倡导艺术创新的至理名言。然而，笔墨如何随时代，随什么样的时代？这“笔墨”是指狭义的中国画技法与形式，还是泛指中国画的精神与内涵？不同的解读使得中国画的面貌与走向居然大相径庭。我这里当然不是要谈中国画，而是想把石涛的绘画观念移植到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来。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但文学与时代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既有可能与时代同步，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面，还有可能是落后甚至于悖谬。文学有先进与堕落之分，时代亦有光明与黑暗之别，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不能把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简单地理解为“跟随”时代，有效地介入时代、表现时代以至于引领时代或许才更接近石涛之本义。因此，文学批评在面对文学与时代的时候，既不能脱离文学而在时代精神上凌空蹈虚，亦不能够囿于文学而置时代精神于不顾，文学批评的艰难与复杂状态由此而生。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我的感觉却是食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而不化，导致与文学创作严重错位。换言之，没有真正有效地参与到中国文学创作的进程中来。我理解的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一种更富于文学本体意味的文体，它的位置是在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它的价值在于直接参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的进程，当然，它会给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提供最具现实意义的依据与互动的动力。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所达到的高度是不容质疑的，但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生搬硬套”，却让近二十余年的中国文学创作没能真正吸收它的非凡成果，不仅仅是水土不服，甚至是水火不融。这样讲并不是排斥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研究与借鉴，而是说，生搬硬套的结果只能使当代文学批评界在缺乏作家关注、没有读者参与的情况下自我狂欢或自娱自乐。亦可谓，批评未随时代。
石涛的另一句话是“夫画者，从于心也。”就是说，思想、精神和情感才是最重要的。文学批评置作家鲜活的创作与时代的发展于不顾，而是囿于学术体制与学术规范，或沉浸在某一套理论批评体系与话语中不能自拔，这样的批评如何称得上“随时代”？比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在2009年第一期的《收获》上连载，至今已三年有余，并未见有太多批评关注。当然可能与神龙见首不见尾有一定因素，但完整的长篇大论可以没有，随笔呢，某一方面的感想啊什么的还是应该有的吧。批评家，除了能够在自己的某一套理论批评体系与话语中自说自话外，对这样一部小说无动于衷，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对文学感受力，另一方面也不具备引领文学与时代精神的气质与气象。有作家自谦说自己是码字的，码的是创作方面的字；这样的批评家能否说是码批评方面的字？三年前，我在那一期的杂志上随手写下这样的感想：“这小说写得太地道了，叙述语言、写景状物、人物描写、风俗、俚语等诸多方面都尽得中国古典文学之精神，尤其是人物刻划更见文学功力，只用人物寥寥数语，音容笑貌已现。我觉得，中国近百年之小说达到如此功力者鲜矣。”终于，前不久看到《南方文坛》2013年2期上，周立民在一篇对话中提及此小说，观点与我不谋而同。这里不仅可以窥见文学批评家的艺术敏感与鉴赏力，也体现了文学批评所要承担责任与义务——在与创作的互动中建构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理想与精神。
哈罗德·布鲁姆说，“想象性的文学处于真理和意义之间”，这就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我所谓“文学批评当随时代”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引领作家与文学，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建构，要用自己的道德理想影响作家、读者，进而影响时代发展的走向。文学批评不能够与所处的时代相融合，不能够用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参与时代精神与理想的建构，这样的文学批评肯定不是好的文学批评，更遑论伟大的文学批评。莫言已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讲，这都表征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成就与高度。可是批评呢？苛刻一点说，恐怕连与世界对话的资格都还不具备。学问可以教书，但很难批评，因为批评必须要“从于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