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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潮流外写作的不懈探求

//m.zimplifyit.com 2013年05月29日15:23 来源:中国作家网 张德明

  “谁又能否认,人生也许就是一个很大的歧途呢。

  马北风只觉得一阵剧烈的疼痛快速地弥漫开来,他想,奶奶那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吧,马北风慢慢例下去,背对着门,和韩奶奶倒下去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和韩奶奶一样,马北风倒下去的时候,他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不,你不会这样的,你不会再做……’他也不知道这些话他到底说出口了没有,知觉渐渐地离开了他”——引自《误入歧途》①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侦探小说创作总体上是不景气的,女作家的创作更是稀少。范小青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砚》使当代探案文学绩效陡增,阅读界为之喝彩,文坛为之兴奋。乘此顺风,她1993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误入歧途》再创佳绩,人们再次为之侧目。在中国当代侦探小说本土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力求走出中国的侦探小说自己的道路开了好头。在范小青三十来年的创作生涯中,这两本书之前她没有写过同类小说,此后也没再涉笔,这对她自己的创作的确是一个异数,而就当代文学创作的全局和女作家群体看,同样是一个特例,因为当代文学中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她这样迅速地出手,又快速地收场,甚至男作家中也难见。

  20世纪90年代前后,全国上下商潮涌动,经济转型势头猛健,物欲横流,百鬼狰狞,人心思动,心绪不宁。文学界同样摩拳擦掌甚至可以说是磨刀霍霍,作家们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范小青却在潮流之外,在90年代前几年,独走险道,乃至抛下熟悉的写作路子,搞起公安题材的营生,且成就不俗,实在可嘉。应该说,到此为止,她的创作经历了很大变化,转了几个弯:从初期执着的城市世俗生活的生动描摹,转而对历史事件的生动叙事,再到90年代中期冷静客观的现实透视与社会批判,范小青经历了令人振奋的艺术磨砺和突破。《天砚》、《误入歧途》这种与“主流”文学话语不相适宜的单干行为,需要胆识,更需要才识。

  我们今天再看《天砚》、《误入歧途》等作品,不仅在谜团、推理方面出类拔萃,在人物、背景、作品主题上也很出色,时至今日,它们仍然魅力不减。小说气氛诡谲,笔法独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两部作品具有较多的法律特色,背景较为可信,小说注重情感脉络的把握,文学水平较高,根本上改变了很多同类作品只有探案没有文学的状貌。

  早晨7点30分至8点之间,梧桐大街18号高知楼502室,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已经退休的出版社老编辑陈逸芳被人杀害在家中。谁是凶手?《误入歧途》围绕这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刑警马北风本来受命调查蓝色酒家一案,但他仍暗中调查着这宗命案,且得到单位默许。马北风及其助手刚从谁有作案时间的困境中拔出脚跟,却又在死者的名人字画八大山人的谜团中受阻,凶手明明就在自己的身边,但不知到底是谁,一次次升起破案的希望,又一次次断了破案的线索;渴望破案,却又受着感情的煎熬。职责和感情迫使马北风顽强地去追踪,终于揭开了凶杀案的真相,不料他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人物真实感人,不仅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而且展示的主题令人深思。

  《误入歧途》是范小青涉足公安题材长篇领地又一次可喜尝试,是一部艺术上颇具个性和深度的作品。

  侦探推理小说又叫侦探小说,是西方通俗文学的一种体裁,由于传统侦探小说中的破案大多采取推理方式,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推理小说。实际上,从严格意义而言,由于侦探、犯罪、警察、间谍四类小说都具备“罪案、侦查、解谜、破案”的模式,所以都属于推理小说。侦探小说主要写具有推理、判断智力的侦探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破犯罪(多为凶杀)的疑案,它的结构、情节、人物、甚至环境都有一定的格局和程式,因此它也是一种程式文学。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称之为西方侦探小说“黄金时期”。仅英、美两国,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侦探小说,阅读侦探小说已不仅仅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消遣,下层阶级的人也竞相阅读。这时,早期这类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消失,谋杀案成了每一部小说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在这些作品中被谋杀者大部分只是一个符号,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是非、善恶的斗争,而是怎样把疑案侦破。大多数作家只是把他们的创作当作娱乐读者的猜谜游戏,或者说是读者和作家(通过他虚构的侦探)的一种智力竞赛。由于读者和侦探具有同样的案情线索和破案机会,所以这类小说也是一场公平的智力竞赛,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消闲解闷的迷宫游戏,既没有探索社会问题,也没有反映社会现实。侦探小说经过数十年发展,艺术流派的风格多姿多彩,其独特的创作方式以及作品的独特风格,使侦探小说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异彩。侦探小说以破案为主线,其矛盾的双方是侦探与罪犯,罪犯的作案动机各式各样,但总牵连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才胆大包天,蓄意作案。侦探代表了正义,他要将作案者绳之以法,运用法律严惩罪犯。侦探小说可以帮助读者认识社会病候,明确人间的是非观念。同时,优秀的侦探小说都有巧妙而脱俗的布局和构思,读来出人意外,结果又在情理之中,表现了文学结构的严谨与周密。侦探小说强调“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不仅侦探小说写得有血有肉,令人喜爱,而且塑造的罪犯也各具个性,由此增加了故事的离奇性与丰满度。由于对破案过程注重细节的描述与挖掘,从而使侦探小说的故事叙述细致而具体,无论是案件的本身还是社会环境氛围,都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充分显示了侦探文学的独特魅力。

  读者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范小青构筑了一个纯真、美丽的艺术世界,作品纯朴、文静、好思、内秀,寄托了作家最为美好的情感与祝愿。由于范小青这一时期的创作特别是有关知青生活的题材,真切细致地表现了青春女性的细腻思索,而且,在人物身上不难发现作家的自身经历,在当时亦被称为作家的“青春自叙传”时期。80年代中后期几年,范小青的题材渐为广泛,反映的现实人生也更加广阔,人物形象丰富多样,她更多地从人的价值、市民的文化心理和城市的历史精神价值的视角来进行思考,所以,主题意蕴更加深刻、丰厚,艺术手法上,也作了新颖的探索,这些作品为作家赢得了初入文坛的较高声誉,也奠定了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范小青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她开始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哲学视角观照社会历史、人的命运和情感变迁,站在文化冲突的高度来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制约下的民间生存。随着阅历增长和理性的成熟,她走出了早期纯任情绪奔泄的自然形态,开始有能力对自己的心灵体验作出哲理的思考和判断。同时,为了与自己的时代进行思想上的交锋与对话,她将写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因为城市几乎集结了当代生活的一切最典型的矛盾,她以为,要全面认知当代中国,首先必须全面读懂当代中国的城市。因此,必须描写多元的城市,寻找更具涵盖力的表现方式。正因为在理性状态下写作,从而作品的内在世界是面目清新、富有秩序的,判断和结论是果断明确的。将复杂的生活现象通过理性评判简洁化,漫不经心地表述出来,似乎对范小青而言是一种智力上的乐趣,而读者读来却惊心动魄。有时淡淡一句话,也会展开一个世界,引领读者进入小说文本那千回百折却秩序仍在的迷宫中,就像读《误入歧途》一样曲折而有趣。

  《误入歧途》中,陈逸芳被害后,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调查是两组人员同时进行的:一是以公安局老丁为领队的官方调查,一是因为马北风与死者的特殊关系而进行的半隐蔽半公开调查。双方都将精力集中在了与死者有关联的人物的调查上,从破案的几大要素方面逐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排查。由这个凶杀案引出了一系列的人物故事,特别是马北风与汪晨、韩山岳与江晨、陈逸芳与汪伯民、姚常川、邱正红等几对关系,把整个故事纳入了社会发展的大时代。

  探案小说的益智教化作用对我们有许多启发,侦探小说的破案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它尊重事实,启发读者一边阅读,一边去进行科学推理。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仿佛是进行一场高级的智力游戏。罪犯巧妙而别出心裁的作案,企图把水搅浑,让对手的思维步入歧途。陈逸芳被害后,老丁、马北风等都先后对和她住在一起的她的孙子韩小荣进行了调查,他七点出门上学已成规律,乘电梯下楼电梯工可以证明,他是那么爱自己的奶奶,所以丁、马等人的问讯只是寻求他眼中的线索而已,绝不会怀疑他是凶手,在陈家发现的留有指纹和鞋印的韩山岳、汪晨、姚常川、董成定、蒋小英、胡阿贵、金正明都在被调查之列。在对他们的调查中,我们随故事了解到,警察马北风、全市最大广告公司当家副总韩山岳、市医院外科医生汪晨三人为知青时代的插友,他们曾经一起远行,插队到一个遥远的山区。在那里,韩、汪已是公开的恋人。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汪晨先回了城市。就在汪晨回城的时候,韩山岳与当地的姑娘巧珍结婚,并育有一子韩小荣。多年后,汪晨成为马北风之妻,但始终没有说清楚她与韩山岳突然分手的原因。马北风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就是汪晨的心还系在韩山岳身上。韩小荣两三岁就被送到祖母陈逸芳家里,因为小荣的关系,马北风和陈逸芳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马北风与汪晨的女儿小月亮也成为陈老师的掌上明珠,这种和谐融洽的关系一直维持到韩山岳与巧珍离婚从乡下调回城不久,汪晨向马北风提出离婚,马北风多年来一直期待着的从来没有真正得到的东西彻底地消失了。出人意料,在马北风和汪晨离婚过程中吵闹得最厉害的居然是陈老太。原来汪晨与马北风离婚后要与之结婚的竟然就是韩山岳,陈老太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百般阻挠。这些年来,她早已把小马当作了自己另一个儿子,韩山岳不在家的时候,小马对她所尽的孝心比起亲生儿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即使为了小马,她也要极力阻止这一场在她看起来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事实上,当然她没办法阻止事件的发展,韩、汪终究如愿,但从此以后,她对他们的冷战亦开始了,不准他们与自己住一块。小马把自己的住房让给韩、汪结婚用,自己与女儿住单位集体宿舍,陈老师不仅打了小马一个耳光,还骂出了“你个没出息的东西”的重话,抱着马北风的头痛哭。围绕陈老师母子、婆媳关系,小说的叙述是深刻的。比如,韩山岳虽然重新得到了真心相爱的汪晨,可是他却失去了母亲的爱,他也实在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如此固执。这是一个悬念。同时,韩山岳也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和马北风的兄弟般的情谊,马北风让出汪晨做得漂亮,没有记恨韩山岳和汪晨,读者甚至在怀疑他们之间友谊的真实性,起码对马、汪二人婚后感情的侵略上,韩山岳显然违背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他可以在生意场上应付自如,叱咤风云,可是在小马面前他做不到,他欺负了马北风的宽厚善良,玷污了朋友间纯洁的友情。他永远地欠下了小马的一笔债,这是一笔他永远也还不了的债。陈老太对小马的一打一哭,把韩山岳的心彻底冷却了。

  韩山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两重世界中,一边他是大权在握的副总,另一边,他却在母亲、妻子、朋友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他不断地调解着母亲与汪晨的关系,希望有一天能够打开僵局,可是,他越调解,局面越糟糕,他隐约感到母亲和汪晨已经到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地步。他实在不明白,人怎么会变得这样,包括他自己的变化,从马北风手里“要回”汪晨以后多年,他突然对自己当年的行动产生了一种极其陌生的感觉,找不到夺朋友之妻的一丁点理由。韩山岳可以在事业上飞黄腾达,但在家庭事务中,他却觉得心力憔悴,常有想竖起白旗的感觉。小说因陈老师的意外带出了韩、汪的家庭生活困境。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也终于明白,原来陈老太坚持反对儿子与汪晨结婚,除了小马这一层关系不好面对以外,还因为她与汪晨之父汪伯民由于八大山人古画的旧帐未了。当年,两人都以为对方占有了八大山人的古画,曾因此长期彼此猜疑彼此仇视,这层因素,应该是更为重要的。这一方面消释了陈老师阻婚的原因,又为故事后来的发展伏笔。但所有的原因都不能妨碍侦查机关对他们的调查,然而结果是他们都与该案无关。韩山岳曾指出马北风对他们夫妻的怀疑是走入了歧途,果然印证。蓝色酒家肇事酒客将老丁及马北风的侦查视线彻底引到了八大山人的古画上,步入误区。他们先调查了邱正红、金正明、姚常川等人,过程漫长,结果却惊人一致,这些人都不是凶手。小说对姚常川接受调查时的心理刻画是非常成功的,陈老太被害时他正在家中睡觉,后来被警察抓住的小偷(他以前的同事)证实了这点。但他还是怕,怕什么?他想不明白。“姚常川想警察果然怀疑到我,果然问到过我的情况……他很想和小荣说几句话,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慌乱之中,似乎已经忘记跑到小荣这里来是做什么的,后来就把钱拿出来,给小荣,小荣没有要,居委会的老太太斜着眼睛看他,他知道这一下糟了,老太太准会去报告警察,他想要是真的是我杀了陈逸芳,我要杀的第二个人说不定就是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太太,或者就是小荣这孩子,我和陈逸芳的所有的事情,小荣也许都知道,所以应该杀他灭口。”小荣没有收姚常川的钱,使姚常川明白自己犯了急躁的错误,他还不知道,他说马北风对他与陈老太死亡及其古画之间关系的调查是马北风走上歧路,他这一急躁,又把对凶杀案的调查引向了歧路。

  《误入歧途》布局严谨,构思精巧,层层递进,可说是一气呵成,精彩之处可圈可点。小说情节跌宕起伏,谜团重重。凶手在故事中,他(她)在暗处,侦探与读者在明处,有同等的机会去侦查。小说创造了公安文学推理的新境界,新颖独特,审美蕴含丰沛。很多同类题材采取归纳之法,读起故事来有“本该如此”的感觉,情节顺理成章,没有变数,小说象案件总结。破案者的推理显得很现实,大部分推理过程,都靠已知条件和线索,进行总结推理得出结论。这与外国推理小说的推理方式相反,如福尔摩斯的故事一开始就告诉读者:他是靠演绎推理找到凶手的。我们知道,对于归纳推理而言,推理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是其必然前提,所以,它具有确定性、唯一性、必然性的特点,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一定是唯一和正确的。对于刑侦推理来说,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唯一和必然的。即:结论只有一个,且它必须是成立的。所以真正的刑侦破案,在推理中一般使用的是归纳推理,这种推理过程机械、呆板,没有变数,读来索然无味。应当知道,实际的破案也是很枯燥甚至很无聊的,而我国当代的绝大多数的侦案小说,依据真实的破案过程写作,大量故事都是紧密跟踪到处调查,警察累得够呛,凶手亡命躲藏,读者同样疲于奔命,太多的推理小说主要把笔力放在调查取证的描写上,故事中的警察常见的是走东家串两家,搜集线索。这些小说有个固定模式:案发后警方开始排查,通过排查找出作案动机,理顺关系人的关系,然后进行归纳推理,由此得出嫌疑人,缺少新奇和丰富多变,当然更谈不上独特。

  《误入歧途》以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艺术感受力观照时代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带来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伦理道德的种种嬗变,没有盲目渲染自私贪欲、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厚颜无耻等人性丑恶因子,关注平凡人物生活方式、生命形态,追求对生活的真实观察、深刻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感悟,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小说给予读者的审美感受不仅是对情节的欣赏,还借助侦探小说注重情节的特点,引导读者关注蕴涵其中的社会人生内容。作品焕发了崭新的智慧色彩。在马北风进行的单枪匹马的侦查中,韩山岳、姚常川、小董等都先后对他说过,他(他们)走了一条弯路,认为他(他们)谁都怀疑,且没完没了,肯定要走入误区。难道真是小马他们有误?的确,越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都感觉是在一条歧路上奔波,找不出理由,当然,也只是感觉罢了。当初,老丁、小马等人有一种直觉:正是陈老师对有无古画态度上的暧昧含糊才导致了她的遇害,所以凡是与之接触的人都难逃干系,查来查去,结果令其大失所望。应该说,言传陈老师藏有古画是整个案情侦破走向发生变化的关键,而且是小说情节更加复杂的巧妙构筑,并直接形成小说独特的结局。作品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牵着鼻子走,找不着北。为一个“八大山人”许多人茶饭不思,很多人提心吊胆。人们都在为一个影子瞎忙乎,调查结果是当年汪伯民和陈逸劳谁也没有拿八大山人的鱼和鸟,为了一件根本没有的东西,却产生了令人心惊的两个结果:汪伯民疯了,在很多人看来,陈逸芳也因此死了。那么,她的死亡到底和八大山人有没有关系?这是又一个大悬念。

  其实,马北风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想法,或者是猜测,根本就没有八大山人,没有八大山人的画,没有什么“白眼向人”,什么也没有,而且他内心的这种猜测,这种想法,早已溢出其内心世界,他已经不止向一个人说过,甚至向邱正红、姚常川也都说过了,这说明,他的这种想法已经不是一般的猜测,如果他能够认真冷静地审视一下自己,他也许不难发现,他自己已经被这种猜测、想法征服了。但现在,一旦这种猜测,这一种基本上无根无据仅仅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推测出来的想法真正被证实,马北风又突然地觉得无法接受,他无法面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尴尬局面。

  一切的事实都在无情证明着相同的结果:现在活着的人,谁也没有见到过“白眼向人”的鱼和鸟。那么:

  “如果汪伯民知道这样的事实,他还会疯吗?

  如果陈逸芳知道这样的结果,她会怎么想?

  如果邱正红早知道这样的结果,他会为他的白费努力感到滑稽吗?

  如果姚常川早知道这样的结果,他会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沮丧吗?

  如果韩山岳和汪晨早知道这样的如果,他们还会一次次追上陈老师的门上吗?

  ……”

  至此,我们才完全明白,古画与陈逸芳被害没有任何关系,她与汪伯民都没见过古画,古画早已不知去向,一年后马北风因为一个案件到南昌,在八大山人故乡纪念馆看到了八大山人真鱼和鸟的真迹,确实是“白眼向人”。这却是无名人氏捐赠的。排除了那些嫌疑人,那么,难道他们真的走进歧途转不出来了吗?其实不然,事情恰恰相反,老丁、马北风此时产生了一种感觉,甚至是一种不祥的感觉,凶手越来越近,排除的人越多,凶手就越近,当所有的怀疑对象都被排除时,凶手往往已经露出了他的面目来,马北风等人应该高兴才是,但马北风内心却涌荡起了悲哀。读者已经从韩山岳与小荣的对话和马北风针对女儿说小荣曾向她说起过自己坐过出租车进行的问询中基本猜测到了故事的大概。不错,小荣才是真凶!作品结尾在马北风去找小荣时有一段马北风对这种结局进行内心争斗的描写“……小月亮从刚刚懂事起就失去了安安稳稳的生活环境,但是小月亮的天性里没有悲哀,没有更多的痛苦,也没有仇恨……可是小荣,小荣和小月亮一样,从小不能在一个正常的平安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有许多人爱着他,大家都是爱他疼他的,他怎么会……天性?难道是天性?”

  小荣杀死了疼爱自己的奶奶,不为金钱,不为古画,只是因为陈逸芳发现了处于青春期的小荣自慰的秘密。作品写道:“陈老太太想到昨天夜里送走客人后到小荣房里看看小荣睡了没有,无意中又一次发现了小荣的一个小秘密,当时小荣的那个窘样,让陈老太太回想起来就要笑,老太太笑了一下,她突然想到,小荣是长大了”。这个小秘密到结尾才被小荣破译。小荣认为奶奶知道他的“坏事”后嘲笑他,看不起他,不再管他的事情,不再关心他,不再爱他,“我想和奶奶说我能改正,可是奶奶不愿听我说,她一直嘲笑我,她再也不……”。陈老太太就这样冤死在自己孙子的水果刀下,事情就这么简单,案后小荣不断地向小马、老丁提供的情况,尽管是挤牙膏,但他确实没说谎。小马惊讶于小荣知道事件结局的冷静,很奇怪他怎么对一切掌握得那么清楚,居然能够跟随、甚至与侦察人员同步地进行着他自己的“破案工作”,他对公安机关的一切行动都能了如指掌,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许多重要情况慢慢地透露出来,把马北风和老丁他们的注意力一一引向值得怀疑的每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是小荣牵着他们的鼻子在走,使他们一再误入歧途。其实,误入歧途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最后他发现了这一点,歧途是没有出路也没有退路的。而且,为摆脱老丁等人的追捕,他把尖刀送入了马北风的腹部——这天是他十八岁的生日。结局已很清楚,留下的是悲哀。

  《误入歧途》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案件侦破,更多地还是带给人们生活上的那种思索。小荣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也许,正是大家不正常的爱,使小荣慢慢走到了这一步,父母的离异,家庭的变故,也许是孩子成长中的一个不利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把一个孩子的变质完全归于家庭的因素是不公正的。山荣的悲剧,并不是因为他得不到爱,事实上,他周围的人都爱他,也许,正是因为大家给予他的同情和爱太多,以至到了不正常的状态。

  韩小荣最终误入歧途。“谁又能否认,人生也许就是一个很大的歧途呢?”

  韩小荣正是在周围人们出于爱心为他设置的误区中从八岁走到了十八岁。

  读者依据范小青在开篇提供的种种蛛丝马迹,设置的层层雾障,进入寻幽探密,直至小荣浮出水面,真相大白,获得清朗的结局。其中正是作家巧布的扑朔迷离的悬念,跌宕起伏的情节,使读者或紧张、或期待,与小说中马北风、老丁等侦查人员共同经受智慧、毅力、勇气的磨砺,从中获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精神满足。小说对谜局构筑的丰富性使故事充满变数,读者被深深吸引,这是小说致胜的法门。中国当代侦破文学几乎清一色的把中心谜团押在凶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上,读来寡淡无味。侦探文学的情节构造和现实世界不同,现实中警察破案主要是调查案件相关人员情况,看谁有作案动机,再调查相关人员是否有作案可能,通过调查涉案的各类情况归纳总结出案件嫌疑人,最后再通过寻找证据加以证明。但侦破小说不是,它的故事主要是先大胆假设,而后小心求证,即案侦人员先通过对现场的初步勘验进行演绎推理,假设作案者有什么特点,然后设定一个具有某些特征的作案人,再去寻找证明他犯罪的证据,在此过程中往往要出现新的证据推翻原有假设的情况,并且提供新的嫌疑人线索,于是办案人员再依据新线索通过演绎推理重新假设嫌疑犯,然后再次寻找证据。《误入歧途》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不断提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假设,而不是侦查人员不断地去调查寻找破案线索以及侦讯有关人员的口供。韩小荣的结局出人意料,令人兴奋。最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小荣正是利用了人们(包括警察)对他的爱与信任制造了表面天衣无缝的阴谋。爱与恨的交织使有的人清醒,有的人疯狂,有的人堕落。范小青从这种困惑中巧妙地把写作的重心转向了人物内心。故事变化更迭,引人入胜,突显作家的创作才华。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侦探文学创作出现了倾力展示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寄托,并开凿社会与人性的深刻底蕴,作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形成自身的创作个性。这是一种可喜的创作局面。应该说,《误入歧途》是有代表性的。范小青摒绝先验的情感投入,注重的不是侦探小说中警察身上体现的职业特征,更多的是对人与社会的关注,正是因为有了相对超越的眼界,所以才在小说中以冷峻的视角,理性观照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审视人性的魅力与社会的痼疾,剖析深层的人性本色和社会心理的历史根源,使小说闪烁哲理的韵味。这与《天砚》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它们不见得达到了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但仍为我们提供了表现这类题材的新思想、新视角、新手法、新的叙述风格,留下了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范本,也使我们看到了人物独特而蕴藉的人生况味,观览到独具美学魅力的公安文学世界。《误入歧途》在吸收中外案侦小说艺术精华的前提下,突破了固定的情节模式,摆脱他人窠臼,形成了自己特色的侦探小说情节建构模式。范小青在组织故事层面的浅层结构情节时,更加注重人物形象包蕴的历史、文化、人性等因素的深层结构情节的建构,使之成为小说艺术形象与情节的有机部分,增加了作品的内涵、韵味、厚度,揭示出生活本质与人性底蕴,同时小说拒绝淡化情节,使情节具有丰富性和多变性,奇特而不荒唐,曲折而不造作,惊险而不失真。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误入歧途》对人性的渴求与张扬,赢得了读者的热烈加分。人性是复杂的综合体,同时也是小说的最高价值与最后深度,小说只有写出人物深处的复杂扭结,方能产生恒久的艺术震撼。范小青从同类作品单纯的描写案件转向写人本身,在以人为一切起点与归结的审美原则下,力图对人的精神向度、人的性格、人的情绪、人的内心、人的生存作深入探讨,形成了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审美价值取向。小说直面人性,没有对此作任何躲闪与回避,通过马北风与韩小荣两人之间的故事,从多个角度展示了马小风丰富多彩的性格,既充满斗争性、坚韧性,又富于同情心与仁爱之心,也提示了韩小荣内心世界的单纯与无限矛盾。在同类题材中对人性的关注与深化,当之无愧地说,是很少见的。作品对人性中往往被普遍忽略的自然性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对人性现实和精神细节进行了精微观察与透彻表现。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是人的发现和完善即人性化的历史,它使人获得尊严和价值,对人自身的局限与多重性进行善意地表现,公安文学创作中,以审美对基本特征的人物形象逐渐常态化,体现着从人的发现到人的成长与完善的艰难转化。《误入歧途》真实地体现了这种状况。

  《误入歧途》有着深厚而真实的生活底蕴,小说中案侦的细节描写,既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也为人物性格的塑造铺垫了很好的基础,作家对生活的认真体悟和思考,也通过人物的刻画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范小青写作态度的认真和虔诚以及对于文学理想的执着,赋予了这部小说较高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它为提升公安题材作品的审美品位作出了一种表率和示范。

  《误入歧途》也有遗憾,小说将韩小荣写得很唯美,很让人怜爱,甚至根本让人恨不起来,他不仅杀死了自己的奶奶,在亡命出逃时又手刃胜似亲人的警察马北风,即使如此,读者对这个刚满十八岁的青年人依然产生不了仇恨。这种描写是可以作些艺术上的慎重处理的。另外,小说受主流文学影响,出现了一些冗长而又无甚意义的人物刻画、心理描摹和抒情式的社会人生分析,也有无聊乏味的调查取证,使故事拖沓,情节推进缓慢。当然,小说既追求形而下的鲜活,又追求形而上的意蕴深邃,这是审美创作的两难困境。

  注:

  群众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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