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民工的时代歌者

　　范小青认为，构成小说的各种要素，必须具备参与总体运作的动力，必须顺应总体发展的逻辑，才能符合自己的要求。这使她成为一个随物赋形、富有高度表现力和综合抽象能力的优秀短篇作家，在小说营造中一切着眼于总体性效果，而不逞才使气、无节制地旁逸斜出。她的许多短篇中，叙述者隐身于本文后面，无偏无私，在对各色人物的深入叙述中不断变换视角。范小青向读者敞开生活中互为矛盾的多面，把握着故事推进的火候，叙述者仿佛一个遥遥地保持着一段距离的领航人。叙述者虽然很大程度上与范小青是复合的，但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在那众多的故事中，贯穿始终的是一颗耐得住世事、经得起沉浮的是她的苏州心，一种对生命本真的审视。这种氛围笼罩之下的范氏短篇故事平滑而流畅，处处映现出理智创作的意图。她追求雅致的叙事，一切需要简练明了，保持微妙平衡，力避那种因缺乏理性提炼而造成的庞杂臃肿的毛病，理性的健全和成长使范小青走向人生更为开阔的境界，笔墨近乎线条，没有一般女性作家的华丽和温情，巧妙地展现了社会时代的变迁与人物的命运。

　　生活中的范小青是一方“领导”，但创作中的范小青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她也真正喜欢接触小人物，并固执地认为，每个小人物身上都有闪光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被附着更多意识形态，因此更加透明、纯粹，她关照他们的生存就像在打量自己的命运，她与他们休戚相关。她所记述下的点点滴滴或许并不起眼，但它们像人生所经过的一个个小小的驿站，连绵组成了生命的历程。

　　范小青曾经与家人一起，被运动冲击到了苏州吴江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在那里生活，她就在乡镇读中学，后来当“知青”，实实在在做起了农民，直至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然后留校任教，再成为专业作家。因此，城市的边缘人，引车卖浆者，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下岗工人，普通小人物，构成了她短篇小说中的基本人物图像和现实人生的生命版图，也正是这些普通的人物和生活场景，让她的作品有着生活的质感和不一样的人生情怀，以及人性的温度，特别是近十年在作品中(包括了中、长篇)对农民工的描写，当代作家中如此卓有成就、如此引人注目、如此倾注深情厚意、如此赢得方方面面尊重与肯定的，实在不多！中国社会长期的城乡分割，形成了文学上的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划分，二者在思想内容和审美形式上有诸多的不同，作家不能用过去那种单一的狭窄的眼光去观照生活，必须用更加宏阔客观的视野——城乡交融的视野。范小青近年的许多短篇小说将视线放在与乡村生活特别是农民工有关的人和事上，具有一种沉静绵长的韵味，读者能在她醇厚的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中，感觉到那种真实而纯朴的农民工气息，哪怕是写现代都市生活，她也会引入乡村原野的清新自然之风，质洁淡雅之花，嵌入她所塑造的卑微质朴的乡下人最纯美的形象，然后组合为城市水泥森林中一道纯美的散发着无限生命活力的风景。

　　在不平而压抑的城市生活中，遥远的乡村已成为一种温馨的记忆，给人们带来情感和心灵的慰藉。对农民工而言，城市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和乡村代表的诗意生命体验不可兼得，物质与诗意分裂，现代化背景下的生存真实变成了一个被迫远离诗意的过程。农民工进城现象，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是贯穿世纪之交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数以亿计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给城市带来了活力与繁荣，也给社会带来了压力和阵痛。农民工话题，如今早已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热点：民工潮、民工荒、层出不穷的诗薪事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民工犯罪问题，等等，许许多多的宣传，加强了人们对农民工信息量的摄入，但广大农民工的内心世界却很少被人知道，原因之一是关心农民工的疼痛温暖的文学作品太少，农民工题材在许多作家那里成为一个失落的空白。范小青的农民工题材短篇小说，无疑成为解读农民工命运的一个窗口和范本。中国目前有5亿城镇人口，其中一亿是农民工。他们进入城市后，不是改变衣着、把方音改为蹩脚的官话就能变为城市人的，在巨大的反差面前，他们从感觉困惑到揣摩、适应，伦理、心理等方面受到的冲击以及发生的变化都有很大的书写空间，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这种深刻的描写是很少的。曾几何时，小说要么是剑走偏锋的光锋，要么是梦呓般的后现代，要么是小资文学、二奶文学，记录时代变化、反映时代心声这一功能已蜕化成为很多作家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写着不痛不痒的文字，捞着实实在在的好处，难怪人们惊呼：文学到了唱国歌的时候了，离大限不远矣！

　　自从范小青开始注意农民工，她的目光就再也不能从他们身上走开，他们牢牢吸引了她，主宰了她，他们辛辛苦苦为城市卖力卖命却被城市踩在最低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城市牢牢地排斥，甚至他们一分钟前还是一个城市的创造者，转眼就变成了城市的破坏者。城市对他们的看法是暧昧而复杂的：农民工已不再是乡里的农民，穿戴得不伦不类、模仿着城里人举止的农民工，无情地破坏了城市对质朴农民的原始想象，身穿劣质西装的小伙子和绿红失调的姑娘们在城市背景的衬托下不仅强化了城市人关于乡下人土气的观念，而且让城市人看到他们“贪”的一面。不仅如此，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不速之客，还打破了历来城市人对待乡下人的心理上的安全距离，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成了城市下层居民的竞争对手，他们到处出现在原本只属城市人的生活场所里，城市人真切地感觉到了农民工正在入侵并瓜分原为自己独享的城市空间；由于流动人员相对较高的犯罪事实，不安全感正在城市人心中迷漫开来。凡此种种，对于既有的农民工、打工者、外来人员、流动人员等认知意识，不可能不造成冲击，也不可能不影响人们看待农民工的视线，以什么样的视角去面对大量离乡背井走入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观念上对社会公正的诉求与现实中对农民工的不适应，多少令城市人感到无所适从。正因如此，人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对作为抽象类别的“农民工”表示关怀的社科研究成果，却很少见到以真诚情感书写现实“农民工”的文学作品。农民工的精神游离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民间之间找不到归宿，这是一种新型的边缘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在城市穿梭，他们是连接城乡的桥，因为有了他们，城市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变化，从对世界的认识到每个人关注的对象，都发生了变化，范小青自己也不例外，近年写农民工的作品，至少占了她所写小说的一半，《在街上行走》、《回家的路》、《象鸟一样飞来飞去》、《法兰克曼吻合器》、《城乡简史》、《父亲还在渔隐街》、《这鸟像人一样说话》等等，均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父亲还在渔隐街》是一篇发人深思的好作品。“父亲”在小说中既是一个实体，亦是一个符号。小说以寻“父”开始，它成为小说主线。“父亲”是进城务工的剃头匠，娟子和母亲没有他的消息，只有寄回的钱证明着他的存在，对留在农村的母女而言，“父亲”已遥不可及。考上大学的娟子到城市寻找父亲，她只记得“渔隐街”这一符号，但原来的渔隐街已变成了“现代大道”。在这里，“父亲”与娟子母女的阻隔不仅有城乡之间的障碍，还有时间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不仅父亲消失了，与“渔隐街”相关连的一切都消失了。范小青在小说中创设了几种可能性：作为一个农民工，“父亲”的消失可能是一个陈世美的产生，可能是混得不成像子或其他什么，不愿与家人联系……这些可能性在小说中都有暗示，但一如既往地都没有答案。不仅表现了农民工的命运，也彰显了他们进城对传统生存意义的重大影响。“父亲”进城改变了娟子与母亲的生活，所以，他进城打工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精神行为，他的消失对娟子母女无疑是一种极大伤害。从传统意义上讲，父亲往往与话语权威、存在主体、精神支撑相联系，“父亲”的消失意味着这些东西的丧失，而“父亲”消失的形而上意义在农村已是一个普遍的不争事实，随之形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土地荒芜、社会治安、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伦理情感……小说中，读者发现不仅娟子在寻找父亲，还有更多的人也在寻找父亲：“娟子没有想到，她从寻找自己的父亲开始，结果发现了一个令她惊愕的事实，并不是只有她的父亲隐去了，许许多多的父亲都离开了他们的亲人，他们都在城市里消失了”。这些父亲不仅遁离了亲人，也迷失了自己。小说蕴涵丰富，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困惑。作品没有简单地将“父亲”这些农民工演义为一群承受社会不公的需要社会关怀的弱势群体，也没有刻意描述这些来自农村的人群与城市间的格格不入，作家为读者保留了多义的解读可能，她决不假意关怀农民工，更不迎合城市人，她只是一个有心、尽职的记录者。在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对峙中，作家做出了自己的精神选择。同样，作家没有用道德的观念去评价农民工的是非对错，而是客观表现他们的生存真实，农民要走进、融入城市，不仅仅是经济、身份问题，更是心理、文化问题。这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难解决的课题之一。

　　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因凸显了当代城乡变革中的人性与复杂，充分发掘了短篇小说所能达到的广阔度和深刻性，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诚如范小青在获奖感言里讲的，小说的题材来源于她生活经验中的一种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行为。范小青将这种行为赋予文学的意义的同时，更赋予了一种社会学的认识意义。城里人自清爱书如命，因买书太多，成为累赘，“在书的世界里，人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压抑，最后人要夺回自己的地位，就得对书下手了”。自清将一部分书捐给了西部贫困地区的学校，不曾想将一个记账的日记混在其中了。自清一直有记账的习惯，仿佛成瘾了，账本的丢失，引发了自清一场心理和身体的不习惯。账本辗转到了甘肃西部一个叫小王庄的地方，落到了贫困学生王小才手里，他与父亲王才通过账本第一次看到城市的文明和城里人的生活，王才被其中一笔账弄糊涂了，一瓶“香薰精油”475元，他被什么是“香薰精油”这个字典上也查不到的名字和“拇指大”一瓶的价格所深深吸引，“王才想，贼日的，我枉做了半辈子的人，连什么叫‘香薰精油’都不知道，我要到城里去看一看‘香薰精油’。”于是决定举家进城，不是去走一趟，而是去生活。他进城租住人家的车库做收旧货的生意，发现城里真好，决定要做城里人了。王才来到自清所在的城市，戏剧般住进了自清小区的车库，他虽然靠收旧货为生，却自感异常幸福。因为账本误捐一直闹心的自清费尽周折打问到它的去向，决心去寻找，那里有他过去的日常生活记录，他不希望因为日记的丢失而中断了过去的日子(类似《在街上行走》)。当他看到在他日记引导下到城市里寻找生活的王才在自己的破门上写的别人欠他的账“一笔勾销”四个字时，他彻悟了。范小青把笔触从南方城市伸向西部贫困村庄，用一个城里人的记账日记把地域跨度很大的情节勾连起来，刻画出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人们对美好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向往，也透示人性的复杂性。王才的满足感其实是很心酸的，但小说没有写他叫苦喊累，他住在租来的车库，其中堆满了收来的旧货，密不透风，“自清问他：‘师傅，车库里没有窗，晚上热吧？王才说：‘不热的，’他伸手将一根绳线一拉，一架吊扇就转起来了，呼呼作响。王才说：‘你猜多少钱买的？’自清猜不出来。王才笑了，说：‘告诉你吧，我拾来的，到底还是城里好，电扇都有得拾’……”王才的生活条件是够差的，在城里的生活也是很辛苦的，但他乐在其中，真可谓辛苦而不悲苦。很多作家写农民工要么是简单写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被歧视，找不到工作，要不就写农民工犯罪。范小青的农民工就是一种无奈，一种默默地承受，她真切妥贴地描述着他们最卑微的生活追求与生活满足，他们对生活的敬畏、对人间温情的向往、对周遭的关切。王才形象苏州文化的色彩是明显的，他不是一个强悍的农民工，也不是畏缩的农民工，他比较平和，又容易满足，面对生活的严酷无情，人生的种种无奈，他的精神世界是简单中有充实的，人性是粗疏中有温暖的。

　　《这鸟像人一样说话》写快过年的时候，人们相互提醒，要过年了，门窗锁好，自行车放好，其实是说外地人(乡下人)要回家过年了，得提防他们，这已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他们回家过年时要偷本地人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忙了一年，工钱没有拿到，也太冤了，或者工钱也有，日子也过得节省，偏偏家里需要较多的钱派用场”。种种理由都让外地人在春节回家时要在城里捞一票！此时，小区物业与业主空前一致：物业业主如一人，严防死守外地人。长年在小区收旧货的老王因为也是外地人，同样不许进入小区，连小区业主也不能带他进去。宣梅的男朋友也是讲一口并不标准的本地话的外地人，被刘老伯一眼识破，次次去看宣梅都受到他的盘查。严加防范的小区里终究还是发生一件盗窃案，刘老伯媳妇多年辛苦积攒的一包金银首饰不翼而飞，保安班长王大栓因此被撤，老王、宣梅及其男友都受到怀疑，(其时老王早已回乡)，最后查明却是刘老伯拿了。在争夺那包首饰中，刘老伯被情急之中的媳妇推了一下，等他重新再站稳、回过神来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张嘴，说出了一连串谁也听不懂的话，他再也不会说本地话了，经方言专家分析，这是西南边远山区使用人口不足一千人的方言，原来刘老伯是大山里的人，五岁以前，他就说这种语言。收破烂的老王虽然回了乡下，但他的话却留在了小区。小说最后写一户业主养的一只八哥学会了老王的话，引得人无不大笑，有人居然听出它说的话是苏北口音。作品中，尽管人物的灵魂与身份分别置身于城市和乡村的临界点上，哪怕成为“城里人”几十年，依然改不了那一口乡音，刘老伯患了老年痴呆症，没忘的竟然是罕见的土语，极具反讽意味。但谁又能说这是真正的“土”呢？这种语言蕴藏着故乡大地源头上的气息和个人生命意识的起源，它深入骨髓，刘老伯用复原方言记忆的方式回归故乡。这种乡土中国的个性化书写，体现了范小青对中国农民和乡土的深切理解，她痛彻地参悟，不计其数的中国农民，他们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工作、打工、安家等)和时间的先后进入城市，受其诱惑或胁迫，妥协于城市的现代化，但他们的根始终扎在曾经生养他们的乡土中，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表达了作家对世界的宽容、对人类的关爱、对普通生命的宽度和温度，使文本直抵人道和人本关怀，融会了范小青对笔下人物的理解、忠诚和热爱。小说中，刘老伯的痴呆、八哥说话、宣梅的立场、保安小万与王大栓的换位，写得意味深长，充满寓言韵味，小说让你快乐却无法笑起来，辛酸却哭不出来，不是刻意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也不虚伪地追求尖锐、深刻与力度，但表述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理体验。小说写出了外乡人在城市的遭际，表现出范小青对日常生活细致如微的观察力和感悟力，这正是成就优秀小说家最为关键的素质。

　　范小青对农民工的关注带着自己强烈的独立色彩，她的农民工都是老老实实的但又有点小聪明小狡猾的那种。在范小青笔下，虽然现代农村生活也有鸡鸣狗盗，人们也会颠覆传统，也有现代锣鼓的喧嚣，但都抵不住她以超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将恶的东西撇开，将那些最明净最具人性的东西，如探宝般挖出来，呈现在众人眼前，让你惊叹这世间还有如此纯美的情感。即便是在肉欲横流、痴男怨女的暴戾之气遍披华林的现代都市中，她依然不改初衷，力图在霓虹闪烁、情感漩涡中苦撑的都市人群落中，塑造纯朴的农家子弟，如何患难与共，如何坚守一份此生不渝的感情，让人感叹！在迷离梦幻的都市中，掀开鲁粉铅华与灯红酒绿的华表，作家更多地喟叹拥有如此纯美得散发着田野气息的风景的可贵。

　　通过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范小青的短篇小说在关于当下的欲望、奋斗、冲突、失败甚或灾难的诸多情绪体验方面，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通过“回忆”和考量现实这条写作的门径进入了一座光彩夺目的文学圣殿。她是如此深刻地洞悉了人生的种种表象，又是如此生动地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感性的生存图景，并由此引领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去深思，这不正是文学的高贵精神和使命吗？作为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的作家，她对短篇的理解以及短篇在她手中的变化让人觉得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范小青的短篇这一实体超越了本身形式的模态而成为了一种精神现象，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范小青熔铸在短篇小说中的一以贯之的精神指向，以及它的人文关注和价值理念；其二是与之相关的高贵典雅的美学处理。就前者而言，是范小青的叙述选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日常经验的经典性处理；后者是指范小青找到了自己特有的小说语言与叙述状态。所以，范小青的短篇在意蕴的经营和完成度的把握方面几乎做到了完美的自控，这两者恰恰是短篇写作中最难处理的。如她对农民工的描写，她意识到了农民工文学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当下社会矛盾的焦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她清楚地看到了农民工是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也难以回归乡村，他们的艰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苦与精神的贫苦，后者尤为突出；农民工进城推动了城市的蓬勃发展，但农村却付出了衰败的代价；等等。范小青都深情地加以注目，同时，她仍以善良温情的笔法，写农民工跻身城市艰苦打拼并互相温暖，由变革时代的生活，引发出农民与市民的联系。小说隐匿在背后的是一种精神的互通性，性善、坚忍、通达的底层人生的精神本性使范小青的农民工小说找准了时下社会底层百姓中最为基本的精神单元和最为平常的精神情态，这些小说使读者明白，农村的现代化、城乡的一体化，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国作家在这一领域的创作刚刚起步，文学创作与现实发展同样任重而道远。

　　尽管范小青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应该说，她并不是一个被炒作得大红大紫的作家，也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归类划型的作家，她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路走来，整整三十年的时间，为读者世界带来了二百余篇短篇小说，她是勤奋的，耐得住寂寞，尊重艺术规律，珍视创作个性。范小青叙述的语气是平和的，声调是柔美的，如小河流水般舒缓而曲折。她的短篇中没有肃杀悲壮之气，不会以恐怖之景惊吓读者，她的小说令读者品味到人生的乐趣，得到启迪，从而珍爱人生。在她的短篇世界中，人生是美好的，或者最终是美好的。她给小说中的人物以最大的宽容与体贴，并不是她过于温情而缺少反拨精神，因为她对善恶有着明晰的判断，她更愿意以优雅从容之笔去点染人性中善的亮光点，以此温暖读者的心灵，让人觉得人生难得，应该很好地生活下去，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文学提醒，也是范小青最值得人感激和敬佩的地方。

　　注：

　　①《鲁迅全集》，第4卷，《三闲集》，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鲁迅全集》，第7卷，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③何西来：《从勤勉谈到叙事场效应》，《文艺报》，2008.4.18；

　　④ 王尧：《文化气质与女性身份的重新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第81页；

　　⑤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