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出土的一件文物”——王蒙谈《这边风景》

　　79岁的王蒙在与39岁的自己对话。

　　“我找到了，我发现了：那个过往的岁月，过往的王蒙，过往的乡村和朋友。黑洞当中亮起了一盏光影错落的奇灯。”

　　《这边风景》的出版，对于读者来说是新作，对王蒙来说，是40年前的旧作，但他不想对这部旧作做过多的改动。“第一我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就会使那个时代的很多时代特色都消失了。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新作，2012年我对它重新作了整理归纳和某些小改动，我需要有一个21世纪的态度和立场，需要给读者一个交代。”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人语”出现了，今天的王蒙在点评40年前的写作。

　　小说写于1974至1978年，40年来一直未曾出版，直到2012年作者重新发现，2013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日前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王蒙。

　　读书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创作这样的作品是否也有一定的压力？能够沉静下来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有什么契机？

　　王蒙：1974年我读了一篇安徒生的童话，大意是在一个墓碑上写道：死者是一个大作家，但是尚未来得及写出作品；是一位大医师，但是尚未来得及给人治病；是一个大科学家，但是尚未来得及做发明。我受到很大刺激，我在妻子的鼓励下，决心把自己远赴新疆，破釜沉舟，一杆子插到底，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想写成了一部大的长篇小说。

　　读书报：您的作品一向有很强的政治性，《这边风景》在“文革”当中完成，却没有写到“文革”，而且语言也相对没有那么锋芒毕露。但是，您还是在创作中借用“二十三条”来批评此前社教运动中的“形左实右”。

　　王蒙：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我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从此在政治上极端小心翼翼。但是我感情上并不是极左，也不可能是走向极左，干脆说我也没有极左的权利。相反，我感到的是那种库图库札尔式的不怀好意的挑拨是非，鸡蛋里找骨头，是章洋式的狗屁不懂却一心革所有人的命，是人民的生活正在受人为的与不知怎么回事的政治风暴的折腾。而此时的政治事件能让我写出上述感受来的，唯一就是二十三条的出现。这是不得已，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读书报：创作中既要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一些话语会贴着文革的标签，但是依然保有丰富的文学性。在当时，您就有清醒的认识吗？在写作中是如何驾驭的？

　　王蒙：我的想法就是，大框子需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标签政治口号，写到生活细节，写到人物命运，当然只能是文学的，不能是令人产生生理厌恶的图解与声嘶力竭的狂喊。

　　读书报：《这边风景》在40年前开始写作。您后来的创作进入反思文学，那么，您如何评价完成于盛年的《这边风景》在自己创作历史上的地位？您认为它的生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蒙：它是我写在盛年的一部奇怪的书，它充满了极左口号，却又具有极丰富的生活资源、文化资源，有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描写与当时的中国梦的理想，有大的规模体量，光人物表上列举的人物就有八十多个，写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至少二十多个。它是带着镣铐的动情之舞。它是相隔近四十年后出土的一件文物，却仍然因生活的真实生动而依然活着，我面对它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痛苦。并不是每一件作品都是能经得住四十年的考验。

　　读书报：在完成自传三部曲时，您接受读书报采访，就提到自己有着光明的底色。这一特点在《这边风景》中也依然存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健康乐观而且积极向上的基调，很具有感染力。这种“正能量”来自什么？

　　王蒙：来自我自幼革命的童子功，来自人民的奋斗前进的生活，来自老一代革命家的理想主义，尤其是来自边疆人民的乐观豁达的性格。

　　读书报：作品中，在“小说人语”之外，既有后记，还有非常独特的情况简介，您是怎么处理现实和既往、心灵和历史、政治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用当代目光和历史对话，是怎样的心情？

　　王蒙：我的心情是，第一仍然怀念历史，第二仍然愿意重温历史，第三已经跨越了历史，第四今天是历史的今天，历史是今天以前的准备，第五叫做故国正堪回首月明中。

　　读书报：小说中对爱弥拉克孜的描写令人动容。这里隐含着对少数民族的内心深处的爱，也有对女性的尊重。您是要借此表现自己心目中的维吾尔族吗？

　　王蒙：我要表达的是“这一个”，其意义当然超出一个，而是一族一国直到人类。我在写作小说的时候从不过度分析概括。好的小说里生活内涵永远有进一步阐发的可能。

　　读书报：小说中的故事和语言都是贴近少数民族生活现实的，但是也有来自西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方面，您应该是中国当下首屈一指的作家。您觉得呢？

　　王蒙：我写我的，一指还是六指，让历史去审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