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眼下重要的是积累剧目

　　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以“一颗晶莹的水珠”为理念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被更多人视为一个莫名出现在风格统一、富有历史的建筑群中破坏整体和谐的奇怪“巨蛋”。

　　五年过去，北京市民逐渐适应了这颗“蛋”的存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与市民的距离逐渐拉近。川流不息的长安街旁，每个黄昏，环绕“蛋壳”的水池萦绕着夕阳波光，时而起风吹动涟漪，已成一方风景，不少北京市民把这儿当成休闲散步的好去处。而一水之隔的“蛋壳”内部，却是另一番全然不同的风光，古典、高贵的艺术殿堂每天都上演着高品质的艺术演出。

　　今年4月，号称“最难歌剧”的威尔第名剧《奥赛罗》开启了本届国家大剧院歌剧节。随后，歌剧名导强卡洛版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土耳其出品的莫扎特喜剧杰作《后宫诱逃》、反映蒙汉战争的原创生命赞歌《钓鱼城》、殿堂级歌唱家多明戈领衔的《纳布科》等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上演。从4月11日至7月7日的88天里，国家大剧院共上演12台33场歌剧演出。无论是演出频率还是出产速率，刚满五岁的国家大剧院在歌剧制作和运营的脚步都远远走在全国最前列。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西方国家逐渐放慢歌剧制作的脚步之时，国家大剧院却在迅速发展壮大，目标是成为全球歌剧制作的“航空母舰”。

　　60%开销靠自营

　　上海大剧院6.6万平方米、悉尼歌剧院8.8万平方米，肯尼迪中心作为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剧院是11万平方米，而国家大剧院的建筑面积达到21.75万平方米，远超世界上其他剧院；剧院运行所需的水电气热要11座变电站、300多间机房共同供给，一年仅电费就要3000多万元，每天运作成本超过50万元。斥巨资建设、维护成本巨大的超级大剧院，是否会像近几年中国许多城市拔地而起的剧院一样成为一出华丽的“空城计”？这个问题长时间来令人担忧。

　　五年多来，国家大剧院平均每年卖出90万张演出票、吸引180万人走进剧院，超过4000场的演出吸引了近15万名艺术家在此演出。现在的国家大剧院整个生产线拉开一年能够生产八部歌剧，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先进和高产之列。算上复排和外邀的剧目，全年歌剧演出在80场以上。

　　这样的优势在同行看来是政府支持、不惜投入的结果。沪上曾有资深剧场从业人员说过，“把国家大剧院一年拿到的财政补贴分给上海10个剧院，全上海演出市场的票价都能降一半。”这话虽有些夸张，但“有钱”是所有业内人士谈到国家大剧院时不可能不提到的关键词。

　　记者从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部长李志祥处了解到，国家大剧院每年的预算超过5亿元，财政部每年补贴3000万元，北京市政府补贴9000万元，每年能获得补贴共计1.2亿元左右，其他还有一些企业赞助约有8000万元。因此，国家大剧院仍有60%的支出依靠自身经营所得。相比欧洲票房仅占支出的百分之一二十，国家大剧院的自营率是十分不易的。而上海大剧院院长张哲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及，上海大剧院每年获得上海市政府补贴为1500万元，占剧院年总收入的8%。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强调，国家大剧院的制作其实“性价比”极高，“《纳布科》同等规格的制作在美国需要300万美元制作费，而我们只用了不到150万元人民币。按照国际制作标准，已经非常低了。”

　　歌剧发展遭遇“中国特色”

　　国家大剧院建院之初，在艺术门类上选择了既能突显自身艺术品牌、又利于国际交流的艺术形式——歌剧。但这样的选择在当时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冒险。

　　歌剧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人才的匮乏自不用说，中国请国外演员的出场费高，演员选择余地小。演员选择方面，西方歌剧院的制作人就能拍板的事，到了中国需要权衡各方共同研究，有时歌唱能力并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加之中国歌唱家往往有单位归属，需要出席各种“晚会”、“慰问演出”，中方演员常在排练中“消失”是外方导演感叹在中国遇到的“匪夷所思的事”。

　　除了做西洋经典歌剧，中国歌剧也在探索以西方歌剧语汇讲述中国故事的艺术形式。

　　在节目选择方面，西方选材宽泛；中国则需权衡更多。西方歌剧院除了传统和经验，有上百部歌剧的储备；中国歌剧则需要从头积累。400年传统保证了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和优良素质，而在中国所有的剧院、院团都将培养观众作为“工作重点”，“没有观众”更是大批二三线城市拥有豪华剧院却无法演出歌剧的最重要原因。2007年12月22日，国家大剧院开业后的第一个演出日，马林斯基剧院在此上演歌剧《伊戈尔王》。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歌剧院里的人像参观尼亚加拉瀑布的观光客，满是拍照和议论的声音。

　　国家大剧院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与西方一流歌剧院及艺术家合作的道路，并逐渐由“联合制作”发展为邀请外方主创加盟“国家大剧院版”的演出，甚至吸引一线歌剧艺术家加入中国当代歌剧的创排。不过，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对国家大剧院在中外人员投入上的“不公”提出质疑，认为国家大剧院在个别国外艺术家身上“投入过大”，而对于自己的艺术家则过于“苛求”。

　　在今年的歌剧论坛上，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感叹中国歌剧制作遭遇的种种“中国特色”问题，每一种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见招拆招”，“吸取西方歌剧制作的精华和它的管理内核，结合中国的情况探索适合中国歌剧的制作体系，这就是国家大剧院在走的歌剧发展之路。”陈平说。

　　从数量积累到增加场次

　　相比于每年8部新剧的制作数量，每部歌剧只能演出3场左右的数量就不如前者那么“骄人”了。关于这一点，李志祥回应，积累剧目的数量是当前国家大剧院建设的重点方向。“虽然我们生产速度很快，但现在仅仅积累了24部剧目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和世界一流的歌剧院同等的积累量，这样的生产速度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世界歌剧之林的优秀剧目品类如此繁多，选定哪部剧目投入制作、需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会拍板投产？李志祥说，这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我们从英国皇家、意大利斯卡拉、俄罗斯马林斯基等世界上最优秀的歌剧院搜集数据，看他们最受欢迎、最常上演的是哪些剧目。虽然乍看之下歌剧剧目琳琅满目，但依据制作要求、文化归属、演员条件等因素排除，可能只剩二三十部。再根据导演和演员的制作档期和条件来选择，范围就又小了。”

　　此外，还要根据国家大剧院的制作能力，比如乐队、合唱团的水准和规模，逐步提升演出歌剧的难度。比如今年的《纳布科》，是一部以合唱为最大看点的歌剧，正是目睹了合唱团的长足进步后，这部剧才得以进行。“如果刚成立的时候排《纳布科》就砸了。”而每年，同时几部新制作还要在一起综合考量，如果已经做了一两部大制作，就要搭配一些体量小的制作。

　　“也许十年后我们做剧目的脚步可以放缓，变得从容一些。减少剧目、增加每场演出的场次，这是下一个阶段会做的事。而眼下，积累剧目不仅对于我们自己，对于观众来说也同样必要。”李志祥说。

　　让小众艺术亲近大众

　　2008年，国家大剧院与意大利帕尔马歌剧院联合制作了第一部歌剧《弄臣》，剧终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几乎要把歌剧院的顶子掀翻。那时候，陈平突然发现，剧院内放眼望去没有一个学生，全是成年人。从那天开始，国家大剧院带着艺术家从大剧院走到北京各个区，在各学校、社区等建立了150多个“歌剧兴趣培养基地”，两三年后，剧院的观众群体就发生了变化，售票率逐渐上升。

　　现在国家大剧院每年投入2000万元，做1000多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而平均票价从2008年年均450元已降到去年的314元，也让更多的市民在接受普及教育的熏陶后能够走进剧院更直观感受艺术的魅力。国家大剧院还通过举办“歌剧角色试唱”、“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高级剧院管理人才培训奖学金”计划等，培养青年艺术家及剧院管理人才。“古典音乐频道”推出苹果、安卓客户端的新媒体尝试让古典音乐及歌剧知识的鉴赏及普及通过网络影响让更多人共享剧院的优质资源。

　　在5月24日歌剧论坛的总结发言中，陈平向世界歌剧界的同行发布了剧院的最新动态——国家大剧院经过近两年的准备，舞美基地将在不久后开工，明年可投入使用。基地位于通州，占地86亩，建筑规模6万平方米，由一个4万平方米的集装箱库房，加上舞美车间、服装车间、精工车间、道具车间等制作车间以及一个和国家大剧院剧场1：1舞台大小的排演剧场组成，今后大量的排练就直接在基地进行。这样，国家大剧院就能腾出更多空间置办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