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成长记忆出发，叙写少年往事，是许多七十年代生人的选择。路内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徐则臣的“花街”系列都可划归此类。然而，随着写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有的70后作家已经不满足于此。变化在悄悄地发生。
一条道路是以“自我”为桥梁，走向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叶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不仅成就了作为作家的乔叶，它更像是七十年代生人创作实践的一个“寓言”。如果说之前，“我”和祖母的关系是对峙，隔膜，那么，随着成长，逐渐走向了理解、体贴与和解。乔叶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亲人之间微妙复杂的爱，代际之间的隔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像乔叶所感悟到的，“揭开那些形式的浅表，我和她的生活难道真的有什么本质不同吗？” 这样的抒情语段如果用来理解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也是精准到位的。我们终于意识到，对他人的理解就变得无比重要，因为，从他人的镜像里，能清楚地映照出我们自身的样子。正因为如此，当魏微接连写下《李生记》、《胡文青传》，李生，是特指，更是泛指，李生，是我们每一个人。魏微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女性主义的视角和叙述语调，开进了都市“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开始锲入她曾经感到茫然的历史，去寻找一个人的出处与来路，这努力很勇敢也很可贵。同时，这努力中还隐藏着巨大的野心。在对一个个“他者”塑形的过程中，魏微想要完成的是对时代的追问，即一个人成为什么样子，时代在多大程度上要为其负责。相比起魏微驾轻就熟的情感题材而言，难度不可谓不大：且不说在短篇有限的篇幅内如何依靠情节和细节而不是概述来叙写一个人漫长的一生，更遑论时代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褶皱中立此存照。因为是探索之作，不能说魏微处理得多么圆熟，字里行间还有刀劈斧凿的痕迹，但我以为，在这篇小说里，作家展示了和小说人物的“同一性”，即“自我”的变动不居与尚未完成。
怎么写和写什么向来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在走向他者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乔叶的新长篇《认罪书》的探索可资借鉴。我将之名之为“说话的态度”。为了探求梅梅的秘密，金金选择了让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开口说话。于是，被隐匿起来的真相就像拼图一样被一块块捡拾起来，在众声喧哗中拼出了一个答案。这十分考验作家的功力。她不仅需要“因人塑声”——根据一个人的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度等多方面信息写出他要说的话，还得“闻声见人”——根据一个人的说话反映他的性格、命运等。对此，乔叶显得游刃有余。事实上，在她写于同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扇子的故事》，就完全是在“说话”中完成了所有的叙事。
无独有偶，作家鲁敏在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里显示了大致相同的路径。她也选择了让六个人物依次讲述故事，于是，我们看到了同一故事的不同侧面，或者是故事的接续。有论者认为，“六棱体的心灵化的叙述，使鲁敏得以越过人物的外部经历与故事，而完整地进入了历史和心灵的内部，得以叙述他们的心路历程，并展示他们彼此的依赖与冲突，以及他们血肉相连或休戚与共的性格与命运。” 为什么会这样？我猜，一方面是因为70后作家们在耗尽了“讲述自我”的动力之后，对他人产生了深深的兴趣。他们需要在文字中尽可能地深入他人的世界，内心的和语词的，将自我与他人联接起来。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必经之路，正如魏微所说的，“我这些年，总觉得是与什么东西连起来了，大片大片的，使我知道，我不再是孤独的个体。” 另一方面，近些年“非虚构”的盛行使口述体渐入人心，是否可为小说带来新的质地还在实验当中。
七十年代生人踏出的更为勇敢的一步是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直接进入历史，探询社会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历史成因。这方面，不能不提到的是魏微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沿河村纪事》。这篇小说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寓言化加工的方式叫人想起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有论者将它与王蒙的《坚硬的稀粥》、韩少功的《爸爸爸》相比较)，体现了作家与意识形态和思想传统展开对话的能力。这个在现代化影响下逐渐打开自己的小山村，可不就是古老中国的隐喻。魏微在这部中篇小说里探讨许多宏大的命题，比如革命是如何生成的，权力话语与经济话语是如何共谋又是如何互相牵制的，比如知识分子在后革命中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等。在戏谑化的叙述中，一个荒诞的嘈杂的中国历历在目。在这篇小说里，魏微摆脱了单一的叙述语调，多种声部交织在一起，有着雄浑、阔大的力量，一洗往昔小儿女的姿态。作者对于自己的这种变化是有自觉意识的，魏微反省说，“一些更广大、阔朗的东西走进了我的眼睛里，那就是对自身之外的物事的关注，千头万绪，愈理愈乱。年轻时自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到了中年变得繁复无比。”
魏微的创作实践是否暗示我们：七十年代生人将告别“经验个人”，走向一个更宏阔更繁复的世界？恐怕也无法轻易断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满足于在小说中塑造“经验个体”的作家正在探索“叙事个体”的构建。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这一代人对于“怎么写”的热情要远远超过“写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