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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虽然人口较少,却出现了不少作家。上一期我们推出了贺继新、杜曼、铁穆尔、达隆东智的访谈,这一期则邀请钟进翔、妥清德、玛尔简、杨玉剑、杜曼·扎斯达尔谈谈他们的创作状况。在这些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观念,他们试图走出自己的民族,然后再反观民族的传统。
问:请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创作情况。
钟进翔:我1985年去当兵,在部队里开始喜欢文学。回地方工作后,主要写小说,偶尔也写诗。《萨尔走过的草原》是我最早发表的小说。2007年,在《民族文学》发表了小说《白骆驼》。2009年,《红女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征文比赛中获奖。很奇怪,我的小说,标题大都带有“色彩”,比如《白房子黑帐篷》《紫沙漠》,还有准备写的《青谷堆》。这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色彩。现在我感觉小说写着没多大意思,想往影视剧方面发展。所以,哪怕是写小说,我也会借鉴一些影视剧的手法。比如《红女人》《白房子黑帐篷》,我写的时候,始终设想着一个镜头的存在,使用影视中的镜头语言。
妥清德:我1986年开始写作,主要是写诗,带有“朦胧诗”的色彩。我记得当时写了一首诗叫《黑色的森林》,用了“晓雁”这个笔名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后来一直坚持写诗、记日记,每天晚上要写到两点才睡觉。1993年前后,发表的作品比较多。我是裕固族的,但是生活在农耕区,没有真正生活在大草原。所以,我总喜欢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草原的向往。我那时候坚持每天都写诗,有的时候灵感来了,就会写出很有感觉的诗来,而且写得也很快,自己会很满意。可惜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状态了。我因为写诗出了小名,有了调到机关工作的机会,可是却因此丧失了写诗的环境,因为得写公文,人事也较复杂。
玛尔简: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创作的,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宁夏的内部刊物《核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1992年发表在《甘肃日报》的《海子湖印象》。我所写的大多是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还有父母亲如何养育我们、我的学校生活等等。后来,视野就开阔得多,发表的也更多了,出版了小说集《海子湖边沙枣情》、散文集《我的家园》、诗歌集《激扬的牧歌》。
杨玉剑:我的创作是从1992年当兵开始的,当时没事干,写些诗歌、散文,后来就有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诗作,反映了当时部队的生活状况,表达一个装甲兵的梦想。但后来的创作跟这没多大关系了。我离开了城市,回到大草原,终于摆脱了那种压抑,心胸一下开阔了,思维也特别活跃。所以,我写的都是草原上的事物、自己民族的生活。我目前正在写我们那个部落的历史,属于纪实性的文章,目前已经写了16万字了,还没写完。另外,今年我还打算出版一本诗集。
杜曼·扎斯达尔:我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创作的,刚开始写诗,然后是散文、小说。我主要写关于生态方面的文章,我想探讨民族地区生态变差的原因何在。我曾在《西部散文家》《格桑花》《飞天》等杂志发表作品。但从2000年开始,我从创作转向搞研究,文学创作这一块就搁置了一段时间。但我想,我很快会回来的,想多写一些散文。
问:开始创作时,受到哪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妥清德:普希金、波德莱尔、海子的诗歌我都很喜欢。特别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当时市面上买不到,我就到图书馆去抄,中午连觉都不睡,最后抄了整整三大本。最近,我关注裕固族的民间文学,特别是歌谣。我一直想把裕固族民间文学的一些元素加到我的诗歌中来。
杨玉剑:这个很难具体说清楚,非常多。就裕固族作家来说,贺继新、铁穆尔的作品都很优秀,我常常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贺老师每次喝酒的时候都会朗诵诗,特别有激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才更加认定自己选择的道路。
杜曼·扎斯达尔:我觉得张承志、阿来的作品写得特别好,表现出自己民族最根本的东西,体现了真诚而深厚的民族情结,我应该不断向他们学习。另外,鲁迅和贾平凹的作品我也读了很多,收获也很大。
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钟进翔:我比较喜欢搜集本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故事,然后把一些简单的事件扩充到小说中。《紫沙漠》写的是真实存在的“东河子事件”,表现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有《白骆驼》《白房子黑帐篷》《红女人》,都是有实际发生的事情作为底子,然后加入自己虚构的成分。我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裕固族的变迁史,难度很大,但我会坚持写出来的。但是,现在民族地区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够只执著于过去的生活与风俗,也要关注当下生活的实际情况。
妥清德:我对本民族的感情很深,所以就想写本民族的东西。我当时是怀着发扬民族文化的目的在写。因为裕固族作家太少了,所以要珍惜自己手中的笔,多多宣传我们民族的文化。我希望读我诗的人,对裕固族的草原文化有一些了解,对裕固族的生存环境有一些体会。
玛尔简:裕固族只有一万多人,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个民族一直延续下来,这就是一个奇迹。而且,我们的语言保存得很完好,是一种重要的活化石,我觉得很自豪。我小的时候经常听我的姥姥讲一些故事,加上后来自己读了一些东西,了解了一些裕固族的民间文化。例如,裕固族古老的民歌《莎莉马克》就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杨玉剑:少数民族作家就应该写本民族的东西!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在你心里沉淀下来了,你的骨髓里面就有的东西为什么不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中都有精华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运用。其他民族对裕固族可能不是太了解,至少不会像对藏族、蒙古族那样熟悉,所以我们这些作家就应该尽量把本民族好的东西传播出去。这两年来,裕固族作家在创作中有着一个总体特点,就是大家都围绕着本民族的东西写,想着怎么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杜曼·扎斯达尔:在我的作品中,充满着万物有灵的思想。每次太阳从雪山的云彩里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神圣,甚至想流泪。这是我作为一个裕固族作家的“根性”,但是我想,我应该从自己民族走出来,以整个人类的角度去看待万物,来学习和审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问:如何评价裕固族当下的文学状况?
钟进翔:在裕固族作家中,好像写小说的并不是太多。较早写小说的裕固族作家是杜曼,他后来也不大写了。现在年轻的写小说的很少,但是写诗歌的特别多。我觉得这是因为诗歌篇幅比较短小,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经历了事情有了感悟就可以写出来了。诗歌的繁荣确实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但是也要看到,一部分人并非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只是凑热闹而已。
妥清德:我觉得裕固族当代文学现在势头很好。在创作方面,铁穆尔、达隆东智、钟进翔、玛尔简都很活跃;在评论方面,在钟进文等学者的倡导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玛尔简:2009年,在第五届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评选中,我们裕固族有10个人得奖,其中铁穆尔获一等奖,苏柯静想和我获二等奖,贺继新、杜曼、达隆东智获三等奖,还有好几个获优秀奖,这反映了裕固族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裕固族的中坚作家有贺继新、铁穆尔、杜曼,比较年轻的有达隆东智、钟进翔等,总体来说,整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杨玉剑:贺继新、铁穆尔是上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作家,正是他们把一大批人给带动起来了。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文学杂志,大家通过这个平台互相交流,感觉越来越像一个整体。而且,近两年肃南县对文学创作、对作家队伍的培养开始重视起来了。
问:对裕固族文学的发展有何展望?
玛尔简:我现在在肃南县主持文联的工作,县里每两年拨款10万来奖励那些在文学上表现突出的个人和作品,我们经过多次商议,制定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艺创作成果交流办法》,把文学奖励制度化。我们还举办了中国裕固族文学创作与研究论坛,邀请全国的学者来参加。另外,我们出版了杂志《牧笛》,在2009年以前是每年两期,2009年以后改为每年四期。最近这两期,一期出的是“女作家专号”,另一期是“青年作家专号”,对作家进行重点介绍、重点宣传。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为裕固族文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杨玉剑:年轻作家出来非常不容易,需要更多的扶持和引导。我在编刊物的时候,就尽量挖掘优秀的年轻作者,给他们提供相应的版面。稿子来了,我会尽量给他们提供修改的意见,希望尽快帮助他们成长。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创作队伍中来,壮大裕固族作家队伍,把裕固族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慢慢地挖掘出来。
杜曼·扎斯达尔:裕固族作家有着很高的创作热情,每个人都在很努力地去写。我们这些年轻的作家应该向贺继新、铁穆尔等裕固族优秀作家学习,向更广阔的文学领域进发。
(采访者:杨春、阿荣、胡艳红、姜可欣、孔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