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学研究的精神史维度

　　社会分工细致发达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好处在于能够通过高度的专业化来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坏处是制度化的劳动分工使一个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劳动异化”。我对这种制度化的劳动分工有天然的敌意。我不想把一生的精力耗费在某一个作家身上，无论他是曹雪芹还是鲁迅、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希望自己尽量地随心所欲，对内心着迷的无论什么作家作品、文化现象、社会思潮，能够通过写作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便如今在高等学校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我的这种想法依然很强烈，尽管它不时地受到各种制约。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忙里抽闲逃离狭义的“专业”领域，去写一本并非我的“专业”的著作，比如带有社会学或文化哲学色彩的《土地的黄昏》，比如需要求助于文学理论之外的其他理论方法的文化研究；有时候还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我坚信文学写作对人文学科研究的积极意义。

　　关于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规范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清人章学诚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记注”(史料，或称“当时之简”)力求方以智，“撰述”(著作，或称“后来之笔”)力求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蓍之德圆而神”；方智以藏往，圆神以知来；严谨之德属“方”，创造之德属“圆”(《文史通义·书教》。引按：“方”与“圆”也可意指“地”与“天”；“天道”与“人事”之由阻而通曰“神”)。前者的确是后者的基础，但并不是充足的条件。一些人文研究，貌似“方智”十足，实际上不过是材料的堆砌。至于“圆神”者，更是罕见。常见的是，把与人的精神或者灵魂相关的，蕴含“灵性”的人文学科，做成了僵死的东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史、哲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专业”领域，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或者说，从前那种一以贯之的“道”已经疑问重重，而新的价值标准又没有成型。于是，“文”成了词语的花招，“史”成了材料的堆砌，“哲”成了权势的辩辞。当今的学界与民国时代的学界相比较，这种破败残缺的情形显得更为明显。正是“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史通义·诗教》)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好为官师”的士大夫心思依然没有改变。在“官”“师”未分时代，士大夫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语言秩序”，以便与权势者维护“行为秩序”的做法两相配套。维护秩序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具体的个人的言论和行为，符合社会(家国)意义上的“礼”的规范。士大夫对于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这件事情，非常在意也非常纠结，既担心“质胜文”的粗野，又担心“文胜质”的靠不住，最好是“文质参差均衡”，做到“损有余补不足”，符合辩证法，才能将合于“仁德”的品质，通过某种“形式”的“文”表现出来。可是，谁敢保证自己能将文与质的比例处理得恰到好处呢？评价标准是什么？谁当裁判？其实，当文质发生冲突时，他们就要删“文”保“质”。他们认为，“质胜文”尽管不完美，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啊！“文胜质”呢，则有忘其“根本”的危险，所以“与其史也，宁野。”(朱熹《论语集注》卷三)。这种想法和做法至今阴魂不散。

　　问题在于，历史或时代的变化导致了对“质”(本)的理解的变化。我们究竟要“以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呢？这个曾经让全世界的人感到纠结的老问题，自然也曾经让中国人纠结万分。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本质的、沉思默想的生活，与积极的、生命活跃的生活之间，进行了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开始了“以道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型，开始告别那种将“生人”之气息淹没的“天道之美”；告别那种以“贪帝王之尊，无骨肉之爱”(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的宫廷政治为核心的家国政治生活；将貌似高度整一的、符合天道运行的家国结构(实为“沙聚之邦”)，转化为“人国”。这就是“人的自觉”。人的自觉的内核，是自由选择及其相应的规则或关系；它的形式是改变那种君臣父子、恩威并施的“小儿文化”，建构一种自由选择与独自担当的“成人文化”。因此，启蒙的本质实际上是“悲剧性”的。它让人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并由此获得一种成人化的生命感或存在感。面对这种新文化及其相应的新文学，中国人至今不大习惯，内心总有一股寻求父亲训斥、投进母亲怀抱的冲动。迷恋宫廷权斗故事和官场小说，还有歌颂温顺的动物和熟悉的植物的诗歌，就是这种冲动的潜意识动作。

　　对于20世纪新文学而言，“文的自觉”不应该是辞章之术，而是“人的自觉”的外显形式。整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都可以视为对这种外显形式的操练。或者说，新文学的形式史，正是新时代的精神史的外在表现。从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不会固执地纠缠于作品单纯的“审美价值”的高下问题，而是从中发现一种新的“精神生态”的形成过程，发现一种稚嫩的新精神的发育成长过程。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同时担当了大变革时代的多重任务。首先，是使我们从那种古典审美迷雾中走出来，并怀着新的审美期待。第二，是将那种具有高度整一性的、同时又含混神秘的审美感知，分解到具体而生动的个体身上，也就是分解到具体的感官层面，让人成为活人，使得每一个感官的基本功能得以恢复，让它们能够正常地看、听、触、嗅、尝、行，让它们得以首先恢复到人类学层面，由此转而进入社会学或美学层面，这些都是“质”的外显形式，或者说就是“文”的内容。第三，是实践或者重构新的美学规范，也就是属于“体”(体制，格局)的部分。对于诗歌而言，就是在新词法、新句法基础上的新意象体系的建构(见本书《中国节奏与精神秘密——古诗的遗传基因和新诗的遭遇》一文)。对于小说而言，则是对现代叙事结构的探索和转型，这不仅仅是指单纯技术意义上的“布局结构”，更重要的是与“质”相关的“意义结构”(见本书中的《张爱玲与现代中国的隐秘心思》一文中对“现代小说结构”问题的讨论)。

　　新文学运动中所产生的问题或者说不足，是小节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白话汉语文学的生产与公众接受之间的巨大反差，其改变也需要时日。我对白话文学的发展充满期待。而且在文学研究和评价过程之中，我主张“大文学”的概念。也就是说，“文学”不只是局限于技术或者文体层面的诗歌、小说、散文概念，它是通过语言符号(纹样)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气质。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形式史研究的路径，呈现出精神史的演化过程。因此“质”—“文”—“体”三者之间的演变历史或互动关系，是文学研究从形式史走向精神史的基本前提。

2012.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