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的轻与重——从《七根孔雀羽毛》谈起

　　若循名责实，张楚合该是位楚楚动人的江南美女，不料他却是一个身高近八尺，体重过150斤的燕赵壮汉。好在张楚的声音确实温柔，常常挂在嘴边的是一句“某某可好了”，“可”字发得悠扬而婉转，还有些楚楚可怜之意，与名字尚能配上。这些年，张楚尽管小说写得不多，但也一直不断，每有新作皆让人惊喜不已。迄今，张楚已然成为70后作家中的翘楚。

　　张楚的小说轻与重之间搭配得近乎完美，他不是一味地轻，轻到虚空之中，也不是纯粹地重，重得让人艰于呼吸。张楚的小说读来很重，压抑而又沉痛，彷佛有千钧之力；但是又很轻，他的小说飞扬，飞扬，引领人上升。张楚能做到举重若轻，他四两拨千斤，以轻柔表演着沉重。生命不能承受太轻，人毕竟有向上的一面(“孔雀羽毛”的一面)；但也不能承受太重，因为人也有向下的一面(“地下室”的一面)。太轻，人就飘忽了，也就失去了根基；太重，人难以负担，很容易就被垮掉了。合理地安排轻与重，合理地安排“孔雀羽毛”一面与“地下室”一面，人的轻与重、身体与灵魂才能各得其所，如此小说也就能沉郁但不失轻灵。

　　小说一度被弄得很重，“小”说遽然变成了庞然大物，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真是大而无当了，首先就写了一个万国来朝的大场面，真是叹未曾有。从此，“街谈巷语”的小说就担当了“新民”大任，成为了时代的公共体裁，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是让部分国人心醉不已。自此之后，小说与政治紧密地、直接地捆绑在一起，每有动向，小说往往最先做出反应。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新写实小说，似乎是掀翻重来，不再触及重与大的题材，只写日常生活，小说真是变轻变小了。其实，这也是针对政治做出的反应，因为自此之后，中国的日常生活全面去政治化，于是诸多小说家闻风而动，蜂拥而上，吃喝拉撒睡逐渐成了“重大题材”。美学界也难耐诱惑，于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轰轰烈烈地讨论了很久。

　　张楚的小说不同于梁启超的“大说”，但并不因此显得轻；张楚的小说也不同于新写实之轻，但也不因此就显得笨重。张楚的轻与重与此不同，他从不引“重大体裁”以为重或者轻。对于轻与重，张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在这个轻而又轻的时代追问着重；对于如何表达轻与重，他也匠心独运，以反为正，轻也可以重，重也可以轻。

　　《七根孔雀羽毛》是典型的“张楚体”，这篇小说发表于2011年《收获》1期，小说一出就好评如潮。其实，在此之前张楚曾写过另外一篇小说《地下室》，发表于2008年《山花》14期，两篇小说存在着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只是《七根孔雀羽毛》视角一变，情节也与《地下室》不尽相同。张楚自述道：“可能觉得宗建明这个人没写透，没写活，还有话说，于是两年后有了这篇《七根孔雀羽毛》”[1]写完《地下室》，张楚意犹未尽，于是接着那些情节和人物，又写了《七根孔雀羽毛》。对张楚而言，这也有先例，他写完《樱桃记》之后尚有余力，于是又接着写了《刹那记》。这两个系列不同之处在于：《刹那记》之于《樱桃记》是接着写，《刹那记》可谓《樱桃记》之续篇，前后有承接关系，因此两者可合二为一，构成一篇更长的小说；《七根孔雀羽毛》之于《地下室》尽管也是接着写，写了宗建明离婚之后所发生的事，但很多情节都已经改写，甚至近乎重写，人物亦或进或退，不尽相同。通观这两篇小说，除视角、人物与情节的差别之外，关键之处在于：二者基调亦不同，《地下室》往下走，偏于阴，阴气过重；《七根孔雀羽毛》往上走，阴中有阳，阴阳平衡。《地下室》太重，一派肃杀之气；《七根孔雀羽毛》则举重若轻，虽然寒冷却时时透露出春光。

　　“地下室”这个意象天然就与阴沉、阴森、阴暗、阴郁、不光彩、见不得人等相关。不独张楚如此，很多作家都写过“地下”这个意象，基本上都保持了这样的基调。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也写“地下”，“地下”属阴，高爱军和夏红梅在地上“革命”，在地下做爱，且似乎做爱是革命的基础，阎连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地下”解构地上，以欲望解构“革命”。刘亮程的《凿空》大体也是如此，只是刘亮程的“地下”主要指人的经济欲望，人在资本的驱使下将大地“凿空”。《地下室》讲的那个故事本身就很沉重，过于阴郁，近乎暗无天日；《地下室》中的主要人物皆如同“地下室”一般阴沉、阴暗，他们唯有身体，没有灵魂。一言以蔽之，《地下室》这不小说密不透风，几乎没有光。

　　《地下室》充满了纠结与矛盾，矛盾不得化解，人物郁郁不得舒展。《地下室》以“我”(马文)为视角，主要写宗建明与曹书娟之间的恩怨与纠葛，次一级则写了宗建明与殷小柔之间，曹书娟与郭六之间，马文与宗建明和殷小柔之间的纠葛，真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宗建明与曹书娟从高中就恋爱，之后顺理成章地结婚，两人经历了诸多危机、苦难，一步步走过来，经济条件逐渐转好之时，感情却出现了危机，曹书娟傍上了大款郭六。《地下室》中几乎没有正常的人，主要人物都被其阴暗面统治着，活在欲望和身体之中。殷小柔神经兮兮，卖掉自己的咖啡馆，从北京跑到这个小镇上，并且莫名其妙地喜欢上宗建明，并拐走其女儿；“我”则无事忙，颓丧，对于生活和工作皆无热情。《地下室》中的疙瘩一直没有解开，最后都诉诸更黑暗的手段。小说结尾一幕极其恐怖，曹书娟被宗建明囚禁在地下室，小说这样写道：“她披头散发，嘴里塞团脏兮兮的棉布，双臂反绑，两腿蜷缩，套着棉袜子的脚踝不时抽搐两下。她显然是在熟睡，而且在睡梦中噩梦连连。”

　　这就是张楚之“重”，尽管他写的都是小人物和日常生活，但是他有大的关怀。张楚写出了现代人生活之轻，唯有欲望和身体，没有灵魂和精神。经济发展了，但世界变得荒谬了，人也可能因此就堕落了。幸福与经济发展未必成正比，幸福除了欲望之外，还要关乎灵魂，可是现代人丢失了灵魂。于此，张楚痛心疾首，随之，他以沉重之笔写出了现代人“地下室”一般的生活状况，只是张楚的《地下室》以沉重写沉重。

　　《七根孔雀羽毛》叙述视角一变，宗建明直接出场，成为叙述者兼主要人物；《地下室》中的叙述者马文退场，他仅在开篇一闪，然后迅速地消失；另外一个人物康捷出场，成为贯穿全文并疏通关节的重要人物。《地下室》写了宗建明与曹书娟离婚之前的故事，《七根孔雀羽毛》则写了他们离婚之后的故事。离婚之后，宗建明不务正业，日夜豪赌，财产荡然无存。期间，宗建明几经更换情人，戒赌之后，则开始与李红同居。《七根孔雀羽毛》一如《地下室》，还是充满了纠结与疙瘩。宗建明与曹书娟之间因为儿子小虎重新挑起了矛盾，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又有了宗建明与李红之间，宗建明与丁盛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小说还穿插了丁盛和其儿子李浩宇之间的矛盾，作者巧遇构思，通过康捷，将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干的矛盾交织在了一起，宗建明参与了杀害丁盛一案。如此一来，整篇小说情节更为紧凑，故事的悬疑之色也增添不少。文中的主要人物依然都有问题，老人物依旧如此，新出场的人物，诸如康捷、李浩宇、丁丁也都各有问题。康捷，一个小老板，日夜为钱财奔波；李浩宇，一个基督徒，信仰亦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终于做了“突破道德底线”之事；丁丁，一个小孩子，但却患了自闭症；他们都被阴郁主宰了命运，过着“地下室”一般的生活。

　　从《地下室》到《七根孔雀羽毛》，小说的主题基本未变。关于这篇小说，张楚有一句话说得极好，这句话也能见出其创作小说的用心——“他们如此热爱物质、热爱机械、热爱权色，他们从来不会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2]这就是张楚小说之重，他要在轻的生活中寻找重，要在肉体之外呼唤灵魂。

　　《地下室》到《七根孔雀羽毛》尽管主题几乎未变，但基调一变，小说的主要意象从“地下室”变为“孔雀羽毛”，两部小说相应就呈现出极为不同的风貌。“地下室”这个意象就为《地下室》这篇小说奠定了基调；“七根孔雀羽毛”这个意象则为《七根孔雀羽毛》定了基调。“七根孔雀羽毛”在小说中出现次数不多，于情节和故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七根孔雀羽毛”却如同宗建明的命根子，他从大学珍藏至今，也一直不舍得送给丁丁。彷佛张楚也只是随手那么一提，但这“七根孔雀羽毛”却是神来之笔，有无这“七根孔雀羽毛”对于这篇小说而言至关重要。“七根”云云，可以配上七日来复，事情尽管已经糟糕得一塌糊涂，但在“复”中转机与生机已经隐约可见；“孔雀羽毛”则是上升之物，“羽毛”与上进、进步、飞翔有关，这关乎灵魂，所以庄子以《逍遥游》为始，《逍遥游》以大鹏高飞为始。肉体则与“地下室”有关，没有灵魂的肉体就会下降、沉沦、堕落。有了这“七根孔雀羽毛”，张楚就举重若轻，其重就以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七根孔雀羽毛”也如同一缕阳光，照破了“地下室”的黑暗，小说尽管写了丁盛被谋害，宗建明被捕入狱(监狱也可谓“地下室”这个意象之变)，似乎情况已经坏到了极点，但是小说结尾却已是大放光明——“中午的阳光透过铁栏杆射进来，在肮脏的地板上打着形状不一的亮格子，不计其数的灰尘在光柱里安静地跳舞。那一刻，我谁都没想，我谁都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阳光躺在眼皮上，太他妈舒服了。”

　　张楚懂得这些，他也一直这么在写，只是意象会随着具体的小说有所变化而已，由此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道路。“七根孔雀羽毛”如同“曲别针”、“U形公路”、“蜂房”、“长发”等意象，都是举重若轻，将重如泰山的问题随手化掉，这是典型的张楚小说。在这些小说当中，主人公都面临着问题，都不幸福，都在矛盾中挣扎，都被“地下室”主宰，但那些“孔雀羽毛”和“曲别针”们却闪烁着光芒和希望，引人上升。比如《曲别针》，这篇小说就是将这两种矛盾巧妙地体现于一个人身上，诚如李敬泽所总结的——“在《曲别针》里，一个男人在城市的雪夜中游荡，他既是商人又是艺术家，既是丈夫又是嫖客，既是慈爱的父亲又是残暴的凶手，他高贵而卑下，他在四分五裂的内在崩溃中挣扎。”[3]艺术家、丈夫、慈爱的父亲这一面与“曲别针”有关，“曲别针”尽管迂回曲折，但尚可重塑，志国曾经的理想、高贵、上进都凝聚于曲别针之中。张楚在追问：艺术家怎么就变成了商人，丈夫如何变成了嫖客，慈爱的父亲为何变成了残暴的凶手，高贵的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卑下？这就是张楚之重，但是他将这些都浓缩进了“曲别针”这么一个轻柔的意象之中。

　　张楚说，他这是“一个人杞人忧天”，这很好。小说家要有“忧天”的气魄，否则只写具体人物和小场景终是显得小气，“忧天”云云就是要对时代的根本问题常怀忧虑。张楚看出一个时代的问题，他忧心忡忡，以小说呐喊，这就是其重；他或许恐怕我们不能承受如此之重，于是化重为轻，以“七根孔雀羽毛”、“曲别针”这些轻柔的、上升的意象来表达重。如此，在张楚的小说中，轻与重，阴与阳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与平衡。

刘涛　　2011-4-4

　　[1] 张楚：《一个人杞人忧天》，参见其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374b5f0100oh16.html?tj=1

　　[2] 张楚：《一个人杞人忧天》，参见其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374b5f0100oh16.html?tj=1

　　[3] 李敬泽：《真正的文学议程》，《文学界》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