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闻的历史——评周春生先生《武陵的红》

　　小说题目“武陵的红”已经揭示了此书的大概，武陵是地名，也即故事的发生地，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隐喻，红军、红星、红旗、赤化等均之红有关。此主题曾盛极一时，现在几无人问津。盛极一时因在意识形态，无人问津因在欲反意识形态，而现在反意识形态本身亦成了意识形态。于是小说越来越琐碎，只关注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发誓要在须弥中见出整个世界，《武陵的红》的主题则被冠以“宏大叙事”被摒诸一旁，无人理会。如此重要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却无人问津，也让人气短。周春生先生将那个时代总结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刀光剑影鲜血飞溅，前仆后继硝烟蔽日”，那确是一个英雄辈出、壮丽而伟大的时代，惜乎近来竟没有小说敢硬碰硬地触及。周春生先生敢于在如此颓靡柔弱的时代书写这段历史和此主题，确实让人一振。

　　此书的目的周春生先生在“引子”中如此表述：“当时红军因肃反扩大化，这两支红军队伍来到武陵山区的时候，武装力量已减弱到几乎不堪一击的程度。最后，在武陵山区发展一年，重新成为红军主力并北上抗日。这段历史，至今无人详细涉及。您是否有兴趣和我一道去拔开迷雾填补这段历史鸿沟？”关于红军的这段经历，历史上凿凿有据，但原因无人知晓，此书意在拨开迷雾，填补历史鸿沟。周春生先生以什么方式填补了这段迷雾般的历史，他亦有交代：“我在下面要告诉您的这些逸闻，并不直接讲述中央主力红军队伍里发生的故事，也不讲述长征中红军有弱变强有小变大的艰苦创业过程，更不涉及长征的起因和始发点至结束地”，一言以蔽之，周先生讲的不是正史而是“逸闻”。周先生此书目的在于“填补历史鸿沟”，他的手段竟是通过“逸闻”。正史往往正儿八经，正襟危坐，至少也要著于纸帛。逸闻恰恰相反，逸为散逸，闻为听闻，只是口口相传而不涉竹帛，逸闻接近于小说的原初形态“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周春生先生对其逸闻的来源亦有交代：“央求当事人摆龙门阵，搞点实地考察，翻阅尘封的资料，搜查散落在边区的稗官野史，编缉流传的民间故事”。周先生即是演绎这些“稗官野史”和“流传的民间故事”，以期填补正史的“鸿沟”。这看来颇为矛盾，其实周先生恰恰抓住了历史本质的另一面。历史即逸闻未必确切，但逸闻是历史则可成立。若秉历史即逸闻则不免得出顾颉刚式的结论“禹是一条虫”，于是一切皆是虚构；若历史排斥逸闻，历史将远离其本质。逸闻为民风，就是历史的某种形态，历史因之活起来并丰满起来。逸闻是小说和诗歌的根据，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与历史的本质相去不远。陈寅恪先生倡“以诗证史”，一时奉为高论，其实历史与诗本就相通，何必诗证史、史证诗。

　　《武陵的红》以总体视角叙事，场面宏大，人物纵横交错，事件从出不穷，但矛盾焦点在于贺龙。贺龙牵动了武陵所有的力量，“搅动了整个武陵”。武陵纷纷攘攘，但归结起来，大约有三派：四大长老、地方土豪劣绅和中央军。三派之间本来就明争暗斗，贺龙一来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针对贺龙，大约可以分为两派，一欲迎贺龙，一欲拒贺龙，一欲助贺龙，一欲歼贺龙。

　　四大长老德高望重，是小说的正面人物，为武陵民的代表，他们是武陵实际的和精神的领袖。他们之为领袖，不是通过强权和势力，而是依其德行、武艺，造福于民众，并为民众自然认可。四大长老深居简出，韬光养晦，活跃的是其子侄辈人物，他们英雄少年，正气凛然，武艺手段各有所长。再就是子侄辈的助手，他们亦承有四大长老的武艺和品性。这一派看似人多嘈杂，因其重情重义，故能同心同德。他们就是武陵的民，民默默无闻，但其力量在唐太宗的譬喻中可以见出，民为水，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作者以武侠的形式表现民的力量，武陵中人藏龙卧虎，高手如云，义薄云天。天意就是民意。小说突出了贺龙顺民意而动，民望之如大旱望甘霖，东征而西怨，南征而北怨。贺龙顺民意而动，他说：“有老百姓的支持，我就是一条活龙；离开老百姓的支持，我就是一条旱地里的泥鳅。”地方土豪劣绅与中央军一丘之貉，横行霸道，逆民意而动。武陵民恨之入骨，在民谣等日常话语中反映出来，比如放羊的建毛骂自己的羊道“日你祖宗！你也不看看这是么子地方，是畜生喝水处？你以为你是国民党的枪兵，可以横冲直撞到处都敢吃敢喝。”民谣和日常语言就是天意的透露。地方土豪劣绅和中央军欲阻止贺龙入武陵，在贺龙入武陵之后又欲歼灭贺龙，并趁机一网打尽四大长老，以期独霸武陵。张云梯曾有言：“我们到冉乡长家来，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借军队之手，管他妈中央军、地方军、川军湘军，挡住贺龙。要是让这条饿龙进了武陵山区，扎下了根，那你我的好日子都到头了。”贺龙之正与地方和中央军之邪通过顺逆民意表现出来，顺逆民意则通过顺逆民之俗表现出来。地方与中央军是武陵俗的破坏者，他们扰乱世代相传的秩序，坏了武陵的节令与生活习惯。比如陈化龙在正月初二砸烂花灯摊子，打伤跳花灯的石三叔，此举亘古未有。文学表现邪恶势力往往将其描述为俗的破坏者，比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十恶不赦，表现为他年关索债，将杨家逼得走投无路。年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数千年如此，它关联着家人团圆、和平、安定等内容，而黄世仁打破了过年时应有的祥和、喜庆和安定。

　　小说展现了三大派之间的斗智斗勇。作者采用了武侠的形式，三大派之间的争斗简化为三大派高手之间的争斗。《林海雪原》采用了准武侠的形式，将剿匪战争演绎得惊心动魄，若写规模作战文学效果未必及此。《武陵的红》走得更远，几乎完全采用武侠的形式，各大高手对招拆招，各显神通。正规军的规模战争当然是胜败之关键，但小说表现单打独斗则胜于规模作战。冷兵器尚有一对一的战争，尚可以成就英雄；热兵器时代再无一对一战争，亦不会产生英雄。一对一的战争和有英雄的小说较之规模战争和无英雄的小说肯定更为精彩。作者将重点放在一对一的英雄之争上，一涉及此，就浓墨重彩；而正规军作战则三言两语带过。作者写英雄之争神采飞扬，妙笔生花，写正规军作战则似新闻报道，只叙时间地点，报告战争结局而已。这也就是逸闻和正史的区别，逸闻丰富多采，正史干干巴巴。正史已成定局，已无多少想像余地；逸闻则余裕甚大，故能涉笔成趣。“稗官野史”和“流传的民间故事”，往往神话或者武侠化其原型，因此《武陵的红》这种形式亦在情理之中。若逸闻正经化，则会既伤害了逸闻，又伤害了正经。这篇小说则正经属于正经，逸闻属于逸闻，故虽人事纷纭，亦能井然有序。

　　作者写战争和正史突出逸闻，此举非为好玩，因为逸闻中有天道民意。写逸闻是为了从另一个侧面写出历史之机和战争之机。风起云涌的历史中隐约着天道，小说既然是“街谈巷议”，其旨归亦应在“街谈巷议”背后的天道，而不在人事。《武陵的红》写出了“时代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状态，但未达到天道无亲，天地不仁的境界。沈从文的《边城》庶几近之。《武陵的红》尽管以总体视角叙事，但偏颇之心甚盛，偏颇成于当下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武陵三派人物正邪分明，贺龙为正，四大正老及其子侄基本为正，土豪劣绅和中央军为邪。正邪不两立，正终于胜邪。这篇小说只是事后演绎了天道，顺者为贺龙，逆者为地方土豪劣绅与中央军等。正邪已经事先预定，人物再无余地，故小说人物并不丰满，基本为单面人。《三国演义》与此小说颇多类似，三国时代亦是群雄并起，争雄天下，小说场面宏大，亦多涉战争，但《三国演义》较为从容。其开篇词有句云“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作者以渔樵心，笑谈天下大势，尽管亦偏向刘皇叔，但刘备是英雄，曹操亦是英雄，孙权亦是英雄，孙、曹并未因为作者偏于刘备而被遮蔽。《武陵的红》则因为贺龙既是英雄，骧龙等是英雄，则地方土豪劣绅以及中央军则成了跳梁小丑。

　　这未必是作者本人的错，因为我们当下的时代尚无能力消化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故叙时多有成见掺于其中，自觉不自觉地受控于当下的时代。对那个时代的消化正在于一次又一次“武陵的红”们的尝试，故这部小说不是终点，是桥梁。

刘涛2008/8/13于老家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