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者的焦虑——评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

　　包亚明先生《游荡者的权力》中有一辑为“海上游荡”，据其后记最初是为《东方早报》写的名为“上海罗生门”的专栏。他自称叙事方式得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以感性的方式去参与和体验城市，而非理性色彩过浓的论说，亦非冷冰冰的旁观。

　　这一辑呈现出22个具体空间(其实也是时间，或者直接称为时空体)，选择这些空间是偶然的，是游荡者遂兴的所之所止。专栏写作的形式决定了篇章起始之随意，行文之短小。或许正因为没有苦心孤诣，没有系统，才能将困境展现得这么惊心动魄。包亚明先生当然可以继续书写，甚至重写这些空间。其文字将继续展现上海城市的复杂、多元与流变，任何单一形态的概括，任何化约的归纳，任何企图一劳永逸的总结，在这些文字面前都将失效。文学随笔的短小与自由更适合于开拓空间的多义与无限可能，因为片段的随笔可以随时掉头，随时转换视角，左顾右盼。这些片段组成一部城市空间的词典，每个条目互相阐释，互相纠结于一起，但这部词典并未结束，它开放，它流动。传统城市空间理论过于强调了物理性与想象性的二元对立，于是就僵化了、封闭了城市空间，诸多可能的空间被遮蔽。包亚明的随笔却呈现了空间的多义，打破了僵化的二元对立。

　　游荡者带着回忆的忧伤而游荡，似乎在城市中寻找逝去的家园，为其树碑立传。或许他本意要展现上海传统空间的慢慢消逝所带来的城市方式的变化，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之失落。但我在他的文章中意外地收获了更为重大的隐喻：关于空间本身，以及人和空间的关系；同时也发现了他游荡的困境，或许这正是上海城市本身的困境，只是被其随笔不经意地带了出来。

　　李欧梵教授“摩登”的研究视角开启了城市研究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摩登飘荡在电影院、咖啡馆、酒吧等公共空间，摩登也借此而得到确认，似乎就是唯一的城市方式。但是摩登不能定义本身，它需要一个“他者”，或者摩登只是个“他者”，只有在“我”注视下才能合法化。那个“我”，或者至少是“他者”到底是什么？李欧梵教授不给出回答，他说上海并没有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原因是中国性的强大与自信，但是这个中国性在他的文本中却是缺席的。他的上海只是茅盾《子夜》“POWER LIGHT HEAT”的上海。

　　摩登空间的他者可以命名为传统空间，它被摩登追赶到了“弄堂”、“石库门”等狭斜的空间。这些今天要么正在消失，要么以摩登的方式实现了改换(新天地的酒吧就是典型的文本)。这个空间也是民族的空间，为摩登和意识形态合谋的主流所排斥，被边缘化。李欧梵坚守教授以“上海的复兴”结束他摩登之旅，上海从繁荣到没落到复兴，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最终以摩登取代了一切，摩登即为主流。上海的复兴就是以完全失去上海为代价，它以梦的方式拥抱着、制造着摩登，并且成为了中国城市的神话。上海是巴黎，是纽约，是东京，但就不是上海。摩登由“他者”迅速成为“我”，排斥一切异于“我”的“他者”。传统的空间正在从这个城市的版图上逐渐消失，其背后的城市方式也为摩登和后摩登取代。这个拉扯中，开放出一个可供选择的立场和视角。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讲述了先锋作家和城的隐喻。他的方式是游荡的，以介入却又局外人的视角打量着城市。“本雅明的天才在于他准确地为作家在城市中定了位，并赋予他们一个寓言的空间”[1]。包亚明也用“游荡”，他介入了这个城市，目睹着这个城市经历的摩登化风暴和传统的正在死去，经历着“我”的他者化。他试图通过在空间中获得的感性，为正在消失的(或者所指置换了的)城市空间唱一首挽歌。

　　“海上游荡”22个空间词条指向了这个城市曾经存在的、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主流的和将来的空间。传统空间、殖民空间、摩登空间以及在这些空间张力中的空间。城市的空间是时间化的，它已经失去了静止性而随着时间不停地流动，乡村的空间可以停滞。包亚明似乎就是想以把握乡村空间的方式去为这些城市的空间立碑或者存目，彰示摩登之外曾经有过这样的城市空间。这22个词条，可以是一个整体，也可以单独一个词条就是一个整体，这些空间就跳跃在单独的词条，或者词条的文际关系中。

　　《老弄堂》和《电影院》两篇可以平行置放，二者似乎对立，却正在共处，在这种张力下它们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与阐释。他们的能指与所指都是不确定的、漂移的。老弄堂就隐喻的指向了传统的空间，它开放地象征了一切传统空间。电影院是摩登的空间，它承载着上海的现代性，同样它也对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开放。尤为有趣的是，二者叙事方式亦不同，这或许是一种潜意识的无意为之。

　　“海上游荡”一辑，只有《老弄堂》的叙事是个人性的。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底色，个人实现对弄堂完全的介入。弄堂是“我”的弄堂，“我”是弄堂中的我。老弄堂，只是担负了上海的传统和历史，却没有承载摩登。那是上海的方式，那是静止的空间。弄堂叙述中“人非”的悲凉，正是“物非”的惘然，它传达着这个讯息：弄堂方式正在消失，甚至上海正在消失。外滩和世贸大厦将传统逼进了弄堂，怀旧的情结只能将“老上海”复活在室内设计中，但弄堂无可挽救地在消失，怀旧正是因为它的消失。《八仙桥》篇中，包亚明说“这是一个消失了的地名”，而且“它的消失在这个城市中注定不会成为伤感的事”。我更为关注他纯粹的个人叙事在文本中进行得这么顺畅，他与弄堂没有“隔”，在弄堂中讲述着他的(或者与他相关的)故事。他参与了弄堂，弄堂也参与了他。

　　《电影院》一篇失去了顺畅的个人叙事，个人只是部分地参与，而且很“隔”。面对摩登时尽管也显示着亲和，但那毕竟是“他者”，尽管他者成功的谋杀了“我”，尽管“我”要在摩登的注视下才能去争取合法，但“我”在无意识中依然藏留着“本我”。包亚明就是在这两个文本对比下，以无意识的方式显示了上海的“本我意识”。因此在叙事中他只能不停的去引用没有生命气息的数字和史料，他只能以外在的模式参与，或者是只能是旁观者，这正是本我面对摩登的方式。

　　包亚明的写作中，两种叙事范式在无意识中呈现了分裂。他的文本中交织了两种模式：一是个性叙事，个人参与、书写、阐释城市，城市与个人交合在一起，狂欢式的结合，互相占有着对方；一是无个性的“零度叙述”，让程式化的数字与干瘪的史料去说我，“我”在没有能力言说城市时，只能被迫淡出文本。纯粹个性叙事只有《老弄堂》，其余全是混合着个性叙事与无我叙事。这也可以见出个性叙事言说城市的困难，面对摩登化的城市，我失语了，我被抛出了摩登之外。想去言说而不能，想回到传统却不得，只有以这个混杂的叙事模式去挣扎。这是“我”与他者的交战与妥协，我部分参与摩登，摩登也只部分参与我。

　　《天后宫》篇历数了空间转换，空间在这里承载了宏大叙事，从传统的类似宗教的空间到殖民的空间到摩登的空间。天后宫最终为公园(摩登空间)取代，它的原始意义(宗教性)和承载过历史意义(殖民性)都不再重要。这是个混合了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主义、摩登的空间，它们以奇怪的方式结合着，只是为了最后的摩登。这个文本可以解读为上海空间历程的隐喻。包亚明只能以旁观者的视角，通过史料和自我亲历见证它的变化，但是史料与他格格不入，二者在叙事中强烈地对立。他的这个词条如同其它词条一样混杂着上面的二种叙事模式。

　　李欧梵的摩登，尽管将时间限定在1930——1945年，他却以不在场而实现了在场，他想象性地参与了摩登的建构。因此他的资料已经不是资料，他复活资料而还原他摩登的上海。通过想象，他建构了1930——1945摩登的上海。因此在面对横光利一《上海》的惨淡与贫民窟意象时，他就会反问横光利一“为什么不去写声光化电的辉煌景观？”[2]摩登的上海就是他的上海，经过他悉心选择与建构后“还原”的上海遮蔽了本土的上海。但是似乎他的“还原”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摩登的上海就是唯一的上海，上海的民族主义就是世界主义。因此包亚明的尴尬也就可以得到理解。

　　其实谈城市空间就是谈城市时间，二者一体地指向摩登。城市的时间以梦幻般的速度运行。包亚明《地铁》篇，就是在诉说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地铁重新建构了城市的空间和时间，城市却也失去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只有摩登。包亚明其它游荡的空间文本中，杂陈着大量的时间意象。历史在文本中的数字和史料中呈现，童年是他讲述空间寓言的起点，“如今”在叙事中在场，将来表面缺席却实际在场。空间消逝的悲凉正体现在童年和成年、历史和今天的反差中。在历时中自动呈现同一空间的不同形态，城市的梦幻、荒诞、神秘和冰冷也就全部蕴涵其中了。主体被城市的高速度抛出局外，只是被动地跟着去摩登。他无力知道这个城市明天将是什么样子？明天是缺席的，但它必然会来，因此“明天的焦虑”就像魔咒笼罩着文本。包亚明为逝去的空间唱了一曲挽歌，或许他觉得已经无力回天。而后他就直接地跟随了摩登，似乎追上了摩登，就可以把握明天的上海，焦虑就会自动去除，他最终抛弃了“游荡”的视角。“游荡”必然是边缘的、去中心的、反意识形态的，但这个美学传统也必然是寂寞的、艰难的。

　　摩登背后隐藏着中国的焦虑，并形成为摩登的意识形态，其在上海的复兴中获得了主导的、中心的地位，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完成，上海是成功的实验。上海必然要以成功实验品的身份向中国的其它城市去提供范本，上海在世界化，中国的其它城市在上海化，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摩登。民族与本土空间在摩登面前无足轻重，摩登凭借着意识形态对它们实施了毁灭的打击。但我并不是倡导民族主义，我也不是要么摩登、要么民族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要的是“游荡的”、漂移的、对摩登和民族主义左右开弓的批判立场。

　　. 这个城市的传统空间正在化为乌有，崛起的都是摩登的与后摩登的空间，对于传统空间的直接记忆也逐步在消失，许多年后我们只能借助于图片与影像资料重新去回忆。视觉的摩登化遮蔽了传统的上海，如何去发掘，从哪儿发掘？主体与民族的、摩登的城市空间如何相处？这是值得我们再思考的问题。包亚明并没有给出答案，他引起我们的追问。

刘涛2005年6月2号于复旦北区

　　[1]李欧梵：《上海摩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3

　　2 李欧梵：《上海摩登》，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