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公共领域与时间公共领域——评刘志荣先生《潜在写作1949——1976》

　　《潜在写作1949——1976》真是本大书，分为四编，皇皇近五十万言。作者五年成稿，三易出版社，此书几成“潜在写作”，2007年该书终得面世。“潜在写作”提出后，曾引起学界极大兴趣，赞赏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一时颇为热闹。刘志荣先生《潜在写作》出版后，学界寂然无声，或谓此书已过时、过势，虽然此书未热热闹闹登场，但自有其价值。

　　“潜在写作”这一概念由陈思和先生提出，陈思和先生筚路蓝缕，刘志荣先生克绍箕裘，借助中西方思想资源，将“潜在写作”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上钩下联，左牵右搭，卒成一系统，终成一大书。“潜在写作”是陈思和先生“重写文学史”思路的延续与延伸，此概念确为神来之笔，提出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风貌一变，几至焕然一新，诸多文学史的盲点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许多被压抑的文学浮出了历史地表。 陈思和先生言：“而且在一个文化专制的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永远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有将埋藏在地底下的民间思想文化充分发掘出来，才能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时代假象，真正展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即是此意。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史稿》建基于毛泽东的两篇文章《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频繁地、大量地引用毛泽东这两篇文章，其框架从《新民主主义论》中化出，其文学观念从《讲话》中化出。新中国成立之后，修史蔚然成风，因须在历史叙述中确立新中国建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现代文学史亦不能外，《中国新文学史稿》即是此思路与此思维的典范之作。1987年，陈思和先生《新文学整体观》出版，该书打通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之间的人为隔阂，将新文学作整体观，自此文学史风貌一变。1988年陈思和先生与王晓明先生联袂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此后一以贯之，不断致力于此项工作。“潜在写作”这一概念须在陈思和先生“重写文学史”的思路下理解，须在八九十年代去政治化的潮流中理解。其实，“潜在写作”就是“重写文学史”在具体情境下的变化，亦是文学去政治化后的结果。“潜在写作”的部分思路与成果业已体现在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中，该书风貌与此前写就的当代文学史迥异，原因之一即是“潜在写作”观念的加入。刘志荣先生的《潜在写作》是“重写文学史”扎扎实实的成果，勾勒出了1949——1976年潜在写作的大体轮廓，此书当之无愧展现了其时文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单一的文学模式神话提出了挑战，释放了被压抑的文学与被压抑了的主体精神，这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思路的延续。

　　陈思和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李扬先生曾作文评价此书，并对“潜在写作”提出挑战与质疑。作者当年曾有回应，这本书亦处处回应了李扬先生的挑战与质疑。作者确实严肃认真地对待李扬先生的批评，在后记中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潜在写作“曾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可见作者“如履薄冰”之感。作者亦在正文中以“附注”的形式介绍了潜在写作所涉及到的文本，在这些附注中，作者屡次说：“尽管原稿与发表的定稿文字有较大差别，但基本的情境、意象和感情却相当一致”。原稿与发表稿尽管文字有所出入，但因基本意象与情境稳定，故并不影响一首诗的品质，亦不改变一首诗的根本意义。作者这一判断足以回应李扬先生对潜在写作材料真实性的挑战与质疑。

　　作者讨论《潜在写作》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角度入手，他选择的年代是1949——1976。尽管“潜在写作”在文学史与精神史上具有普遍意义，且不局限于中国，但中国的这个年代潜在写作现象尤为突出，因为1949——1976年中国的公共领域确实日益缩小，私人领域日益政治化。公共领域受到挤压，私人领域日益政治化，此环境之下，文学不能通过正当的文学流通渠道得以传播，故可能由显转化为潜。作家主体性不能在显的层面得以保持，却可能在潜的层面得以实现。“潜在写作”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症结，确是一剂良药。

　　1949——1976年意识形态不断僭越，结果就是公共领域不断变异，公共领域完全被意识形态占据，被意识形态占据了的公共领域名存实亡。相应私人领域不断受到挤压，故私人领域不得不由地上转为地下，由显在转为潜在。人处于神与兽之间，故既需公共领域又需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可以安顿人光明的一面，私人领域可以安顿人黑暗的一面。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有所本，各安其位，人方能得以全面安顿，人方能身心平衡。只有神可以无私人领域，因神可以大公无私，故可不必区分公与私。只有兽可以不需要公共领域，因为兽不能超越，兽在其欲望控制之下处于自然状态。荀子所谓唯人能群，盖言此也。人群中能超越兽接近神者少之又少，哲人庶几乎。1949——1976年“庙堂”对社会各阶层的改造遗忘了人的根本性质，遗忘了哲人与一般人的区分，将人视为神，将所有的人视为哲人，故欲将所有人改造为无私心杂念，公而忘私的动物。此要求并非不合理，但只能对少数人奏效，只能对君子层面以上之人言，若加以普遍化并以之要求所有的人，必然会对一般人造成伤害。

　　意识形态化了的公共领域既已僭越，私人领域不得不有所隐藏，不得不从地上转到地下，主体性或隐藏在公共领域之中，或脱离公共领域成为私人话语。这个时代的潜在写作多属于后者，故潜在写作文本多是书信、日记等，比如《从文家书》，只是私人性文字，不求发表；但亦有后者，比如赵树理五十年代的一些小说，对此陈思和先生提出“隐形结构”这一概念，并有精彩地解读，刘志荣先生的《潜在写作》涉及较少。其实，潜在写作不仅仅在意识形态化了公共领域之外，亦在这个领域之内，只是可能作者本人尚未意识到而已。

　　《潜在写作》分为四编：一是被边缘化的文学路向的延续，主要讨论沈从文、无名氏与穆旦被边缘化之后的潜在写作，这类作家很多，作者选择了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二是从现实战斗精神到现代反抗意识，主要讨论“胡风集团”的潜在写作，因为政治原因，这一批作家受到迫害，处于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故其潜在写作极具典型意义；三是民间意识、文人心态与文学精神，主要讨论作家与民间的关系，民间一直受到庙堂与广场的双重规训，故民间不得不由显转隐；四是“共名”时代的个人觉醒，主要讨论个人与时代的疏离、分裂和反抗，强调了意识形态高压之下主体的丰富性与精神的力量。作者讨论范围之广，视野之宏大，足见其功力与功夫。这些作家或被被公共领域排除，被边缘化，或是自觉疏离公共领域，作者将他们一一挖掘出来，形成一个新的文学史谱系。刘志荣先生的文学史谱系与主流的文学史谱系大相径庭，因为他挖掘了被压抑的作家的心灵，展现了主体的丰富性与精神的韧性。

　　80年代以降的去政治化潮流，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重写文学史”即是乘此潮流之先。“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希望将文学从对政治的依附之下解放出来，亦希望重新安排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随着“重写文学史”观念的深入人心，文学逐渐独立，此观念之下修就的文学史亦强调只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全面去政治化，多关乎审美，故新批评的方法在八九十年代流行一时。“潜在写作”挖掘了被意识形态压抑了的文学与精神，但如此容易导致一个危险：即凡是被压抑了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未被压抑的文学肯定不会是好的文学。这些年张爱玲的升温，贬鲁迅之风的强劲，都可以见出此思维之端倪。然而我们可以问如下问题：被压抑了的文学是否就比未被压抑的文学要好？被压抑了的文学被挖掘之后是否就能长存？其实未必。

　　意识形态只能是空间的筛选，一部分好的文学可能真与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于是被空间公共领域排斥，暂时被淘汰；但大浪淘沙，时间自有筛选，即使被意识形态淘汰了的文学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尚有可能复出，被意识形态看中的文学亦可能被时间淘汰，但被意识形态看中的文学其中亦不乏佳作，依然可以接受住时间的考验。其实，公共领域不可能被压抑，即使空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能被暂时压抑，时间意义上的公告领域依然存在，且一直存在着。但是能进入时间公共领域者寥若晨星，这个公共领域和压抑与否关系不大，在时间公共领域之中没有压抑，在时间公共领域之中没有潜在写作。天地悠悠，从来如此。我们的文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与时间公共领域接通，而不局限于空间公共领域，这也就是孟子说的“尚友古人”。“潜在写作”此概念对这些问题不能一一解答，它有其范围，只能说意识形态确实压抑了一些文学，这些被压抑了的文学之中可能有好的文学，好的文学背后可能有丰富的心灵与坚韧的精神。

　　我们具体讨论。作者对沈从文的潜在写作评价甚高。沈从文被发现与夏志清先生的小说史有关，夏先生发掘出很多被其时意识形态压抑的作家，比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海外汉学家们热衷于发掘，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意识形态遮蔽了这些作家，因此需要发掘，但亦能看出热衷于发掘背后的意识形态，凡是被中国意识形态遮蔽的就是好的，这其实是两种意识形态之争。《从文家书》中有一封沈从文写给太太与儿子的信，谈其读《史记》的感受，许多批评家极其推崇此文。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成就与局限。其时到处歌功颂德，沈从文能平心静气阅读《史记》，并能言“有情”与“事功”之别，确实难得。但我们从沈从文对《史记》的理解之中可以见出其人的境界，从其人的境界可知其文学的境界。沈从文读《史记》关注点在“列传”，列传在世家、本纪、书、表之中最接近于今日所谓的文学，是《史记》系列中最低一层。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层面，《太史公自序》有孔子“春秋之志”的层面，沈从文均不能见及，他感受到的只是《史记》的文学性，人物的栩栩如生等。一言以蔽之，沈从文将《史记》当成文学作品来读，这拉低了《史记》的层次。经典是镜子，阅读者只能读出自己所到的层次，我们阅读他人的阅读，即可知道此人的境界。沈从文是1949——1976年潜在写作中的佼佼者，尚且如此。

　　后现代的思想背景之下，学者们日益热衷于打捞与挖掘，要翻遍每一个角落，寻找被压抑者。漏网之鱼可能是大鱼，亦可能是小鱼，小小鱼。大鱼不必我们去打捞，天地自会打捞，有朝一日它自会光彩夺目；小鱼打捞了亦无益，因其终究是小鱼。不断打捞小鱼会让渔夫精疲力竭，甚至在时间的公共领域之中渔夫将一无所获。作者的工作或许可以因其本身的力气和能量使这些被压抑了的作家立足一时，但未必长久，因为最终须取决于这些作家本身的能量。意识形态的筛选只是初级的，上面尚有时间的筛选，人力对于时间的筛选无能为力。

　　我并非说作者的工作没有意义，《潜在写作》一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文学史之外的意义大家有目共睹。我只是担心长此以往，作者可能会筋疲力尽，因他须不断以其能量带动一些作家。也就是说，作者在不断输出，得到的滋养可能未必很多。但我知道我的担心多余，这些年，作者一直沉潜于中西经典之中，境界日益寥廓恢弘。在该书《后记》之中，志荣说“这三年间，我的思想和兴趣都已悄然转移，这本书对于我个人来说已是‘过去的工作’了。”我的担心，作者早已意识到，且早已克服并超越。《潜在写作》有一个《后记》，写于2005年1月；一个《补记》，作于2006年11月。这个《补记》似乎轻描淡写几句话，但能见出作者现在的境界。

　　《潜在写作》以引用《一九八四》温斯顿∙史密斯面对日记本的犹疑开始，以刘志荣先生的一首诗结束：“人世的无常变化，让我只有沉默——你的生命/镌刻在我的生命里/犹如/水刻在水里。”这最能见出作者的变化。

刘涛 2009年10月5日 于胶州慧博花园新家，其时离家一年，方归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