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于非命者立传——读摩罗《我的村，我的山》

　　摩罗九十年代出版了《耻辱者手记》，由此走红；2009年摩罗忽而推出一部《中国站起来》，形象一变，由自由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早期摩罗推崇鲁迅(其笔名即源自《摩罗诗力说》)，其时他是“精神界战士”，高举“国民性批判”的大旗，批判了权力、批判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批判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之后，摩罗归宗于费孝通，将目光投向了乡村社会和底层民众，他的《中国站起来》与《中国的疼痛》皆以费孝通守束全书。

　　2011年摩罗出版了《我的村，我的山》(东方出版社)。早期的摩罗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他与鲁迅们一道批判阿Q和祥林嫂，批判他们的劣根性；但是当前的摩罗忽然意识到他是“阿Q和祥林嫂的儿子”，于是他决定从“国民性批判的大合唱中撤离出来”，“为我的父老兄弟一一立传”。摩罗说：“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做迷信。……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我的村，我的山》153页)然而，此后的摩罗一改往日形象，他致力于理解父母的信仰和神灵，他着手对家乡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神祗系统进行调查研究，着手对千万年来自底层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摩罗将自己定位于“万家村的巫师”，其使命是沟通人鬼，“代村民说话，代死去的和活着的村民，说出他们的甜蜜和忧伤。”(《我的村，我的山》7页)因此，这本《我的村，我的山》可谓底层之《史记》，他对底层有着深切的关怀并试图反哺底层。《我的村，我的山》关注的重心是“非正常死亡”的村民，摩罗要代他们发出声音。80年代以来，农民纷纷涌入城市，这些人在城市中浮浮沉沉，少数得道升天，多数凄凄惨惨，其中有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死于非命。这些人就此烟消云散，摩罗则希望将这些死者的信息收起起来，立此存照。中国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中，有些人因此得福，而有些人却因此而死。这些死去者由此消失，摩罗却将他们的消息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写成了一篇又一篇的传记。

　　《我的村，我的山》是非虚构作品。现实永远比虚构更精彩，虚构作品的想象力也永远超不过现实。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迫面而来，若有能力直接面对现实，则会比虚构的作品更为精彩。“非虚构”可以直接面对事实本身，把现实活生生地呈现出来。摩罗就是以非虚构为底色，写了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

　　早在1987年，《上海文学》曾刊发了摩罗《深的山》系列作品，由《雪山》、《灯光》、《颤音》、《摇椅一》、《摇椅二》、《哭声》、《银毫》、《花褂》、《书案》、《静夜》十篇组成，描述了乡村社会生活的艰辛，写了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劳作的一生，写了他童年时的困苦。乍一看，《我的村，我的山》与1987年摩罗的《深的山》非常相似，二者都写深山中的乡村生活，但差别极大。《深的山》时期的摩罗对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尚无整体理解，他所能写且擅长的只是身边的生活，他所熟悉的只是底层的生活；但《我的村，我的山》则是建基于对世界格局和中国整体理解之上写成，此时摩罗对世界格局和中国当下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体会，他知道农村再社会中的位置，他知道底层目前的处境。在序言《那山那村是我家》中，摩罗写道，在其前半生，家乡曾经越长越大，小时候是万家湾人，中学时是丁峰村人，在县城上班时是鸣山人，在全国工作或旅游时，家乡是都昌、九江、江西，到了外国，家乡是中国；而现在，其家乡忽而越变越小，越变越还原，成为其小时候日夜厮守的一座山、一个村庄。(《我的村，我的山》1页)这就是摩罗的生活和思想轨迹，其视野由小而大，他现在所写的身边生活有大视野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