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底层而理解中国——评李云雷的《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大概在2000年前后，中国有一些事情悄悄起了变化。有两本书比较有代表性，最能见出当时的氛围和转变的端倪，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是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2000年，李昌平曾上书朱镕基总理，言农民问题，对于其信，朱镕基总理有批示，之后李昌平将此事的始末写成一书《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由光明日报社出版。李昌平是经济学硕士，作过乡镇委书记，与农民接触密切，故知道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状况。1996年，曹锦清两度赴开封作田野，调查农民情况，其书《黄河边的中国》200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曹锦清通过田野调查，以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的方式直接呈现出农村情况，真是触目惊心。这两本书都揭示了其时农村的一些问题：农民生活艰辛，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之后，“三农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工作重点，“三农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广泛地关注。

　　1992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一些问题，农民、农村和农业首当其冲。率先揭露这些问题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学者或者基层干部(如曹锦清和李昌平)，文学显得滞后、无力。李云雷得风气之先，在文学领域内呼应了这次潮流，他大声疾呼，高倡“底层文学”，将目光引向处于底层的农民和下岗工人等，希望大家注意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此，一倡百和，很多人幡然醒悟，于是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日益增多，有关“底层文学”的作品不断涌出，“底层文学”引领了新的文学潮流。2004年，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一时大兴，“底层文学”几乎可以称为文学界年度关键词，云雷就是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云雷开始登上了文学批评的舞台。这本《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是云雷的近作，收录了这些年他讨论“底层文学”的一些论文和评论，颇能见其志向与情怀。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是书共分三编：上编为“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中编为“底层文学：理论与批评”，下编为“农村问题与文学叙述”。书的名称为《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这是其中一篇论文的名称，以之为全书之名，统摄全书，颇见苦心与用意。是书为论文集，论题颇广泛，或言理论，或综述某作家，或分析具体作品，虽似散乱，但皆指向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这一主题。很多作家与批评家虽著作等身，天天写作，但未必知道为何而写作，云雷不同，他有自己明确的关怀，他知道为了什么写作，为谁写作，因此不管他写评论，或写小说，均有着明确的指向——关心底层，理解中国。于是，尽管《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论题看似驳杂，论域似乎广泛，但其道一以贯之，每一篇文章用意都在于去理解中国。是书之三编环环相扣，“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如何理解中国”，尤其是当下的中国，希望知道当下中国处于什么境地，中国的问题出在哪儿，如何去疗治。云雷对时代和当下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由此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肩负起了责任。“底层”就是他理解中国的关键之处，他以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去“讲述中国的故事”，他以文学为突破口，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引起疗救的注意。第一编立意颇高，所谓先立乎其大，以之为纲，循此而进。第二编往下走，谈“底层文学”，这是其理解中国的路径，由之或能切中肯肇；第三编讨论“农村问题”，这是“底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书之三编，有下学上达之象。下学为从具体文学作品，比如从《那儿》、《秦腔》等具体文本入手，上达则是“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如此，题目虽大，不至于流于空疏，也不会过亢；如此，虽有具体作品解读，也不至于失之于琐屑和无聊。第一编先提出问题“如何讲述”？第二、三编则是回答，这样去讲述。该书之体例——由农村而底层，然后中国，这也是云雷思想与思路的呈现。

　　晚清之后，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一直到今天尚未结束。如何理解这个局，最能见志，也能见出一个人的立场、格局甚至命运。云雷对晚清以来的局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文化以及其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云雷对“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认识，以及他对老左派所作所为的反思，这些决定了其立场——新左派。既然如此，云雷的目光必然是往下走，关注被压迫者——底层。所以，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之后，云雷会如此不遗余力地为之鼓掌叫好，为之奔走呐喊。藉之这篇小说，云雷也表达了他的想法与感情，他在文坛中的形象由此也树立了起来。因此，在阐释“底层文学”内涵之时，云雷也将其纳入左翼的传统中，他将“底层文学”视为“‘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114页)

　　云雷拈出“底层文学”这个关键词，确为神来之笔，除了切中时弊之外，还切中了当下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其实，时弊与文学之弊往往交织在一起，文学之弊往往由时弊引起，文学之彼也能见出时弊。中国总体的战略模式大体上会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观念、文学发展模式和文学生态，云雷提出“底层文学”也意在调整当下的文学观念、文学发展模式和文学的生态，促成当下文学产生新的转变。云雷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有自己的判断，他说：“1980年度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它们是面向精英、面向批评家、面向(海外)市场的，好像与中国的底层民众没有关系，既不关注底层民众关心的事情，也不把底层民众当作预期的读者，那么自然底层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以上这些不仅造成了1980年度‘文学理想’的破灭，对‘文学’本身的存在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5页)这个判断是有意义的，1980年度以来中国大体上走了唯西方是尚的发展模式，文学上亦如此，所以现代派一度那么流行，先锋小说一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因此提倡“底层文学”，在云雷看来就有了重大的意义：“它重建了文学与现实、与世界、与民众的联系，并从底层的视角观察与描述着中国的变化，只有这样的视角，才有可能全面地表述出‘中国经验’的丰富复杂性，也只有这样的视角，才能表现出普通中国人在这一变化中的情感与内心世界。”(16页)在这里，云雷将“底层文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说得比较清楚，通过“底层文学”这一视角，他希望可以通盘理解中国。云雷的博士论文写浩然，他对那一代作家充满了好感与敬意。时过境迁，文学史模式一旦发生变化，作家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地位就会随之发生变化。80年代之后，浩然每况愈下，成了人人喊打的作家，这与此前的评价几乎有天壤之别。云雷的《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藉着一些作家、作品，在具体论述中也对80年代开启的文学史模式作出了反思。

　　正是由于云雷的“底层”视角，他才会对曹征路、刘继明、陈应松、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如此情深，他才会对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鲁敏的某些小说等如此青睐，这本书的第二、三编对他们有精彩的解读。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确实写了底层，写了底层人物的困境、情感等问题，云雷的理论与他们的作品可以相互呼应。一个批评家往往有其喜欢的作家，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看一个批评家什么样的作家，喜欢作家的哪些作品，这个批评家的形象大体上就能显示出来。由云雷的这个作家谱系，大体上也能见出其趣味、好恶、倾向和抱负。

　　云雷是如此敏感，他迅速地感知到了时代精神的变化，他从自己熟悉的文学领域入手，促动并希望能促成这次变化。云雷从农村中走出来，他与“底层”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对底层经受的苦难有着切身的同情，因此他在文学领域内为“底层文学”摇旗呐喊，为之大声疾呼并积极倡导。“底层文学”由是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引领了新的文学风尚。这本《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就是云雷思想的初步结晶。

2011-4-29于艺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