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最伟大的与最好的人，总是顽强地工作的，总是以个人主动的创作精神工作的人——在绘画方面与文学方面都是这样。”1885年11月，梵高旅居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盛赞了巴尔扎克、左拉、龚古尔兄弟投身文学创作的执著精神，并以此激励自己的创作意志，期待“有出头的日子”。然而，除了生前仅仅卖出一幅画外，他一生都在颠沛流离、贫困交加、不断遭受排挤的冷嘲热讽中度过。生前寂寞潦倒与死后大放异彩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梵高传奇般的人生带有太多可供解读和探索的空间，这正是不同文艺形式热衷于阐释梵高的奥秘所在。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人心中的“梵高情结”，又使其成为一个很难被陌生化的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选择梵高，难度可想而知。
实际上，直至演出之前，笔者还对把梵高的人生搬上舞台的做法心存疑惑：它会不会变成一部单调乏味的人物自传；会不会把梵高的形象“中国化”；会不会用梵高的绘画填满整个舞台，弥补戏份的不足。从演出效果看，这部由吴文霞编剧、任鸣执导的小剧场话剧《燃烧的梵高》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都经受住了考验，让一个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梵高形象在舞台上立了起来。在世界美术史上，梵高的作品是不朽的、璀璨的、引领一个时代的，那么，走上戏剧舞台的梵高会呈现怎样的人生图景和精神蕴涵？又将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审美体验和美学经验呢？
该剧采用人物传记类舞台作品惯常的线性叙事方式，截取梵高1879年至1890年的人生经历加以展现。这种叙事选择与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的叙事策略相一致。因为在有限的资料中，《梵高传》与梵高给提奥的书信一起构成了后人通往梵高艺术世界和精神空间的大门。该剧的创作基础也正是如此。一方面，创作者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梵高最后10年的所做所思，揭示了梵高作为“艺术家”的艰辛、痛苦和极致化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又对其艺术人生进行了高度提炼，使这种极致化的状态具有舞台上的典型性、审美性，乃至当下性，进而完成从人物叙事向形象塑造的过渡。
“流浪者”是剧中梵高呈现的第一重形象。全剧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6次地理空间的转换，从比利时南部矿区到荷兰海牙，从法国巴黎到普罗旺斯省的阿尔镇，从圣雷米精神病院到奥维尔。没有重复的场景、没有重复的地点，它们通过梵高的书信连接在一起，虽然看似毫无关联，但却呈现了梵高艺术生命不断递进的过程。梵高居无定所，终身贫困，流浪、栖居是他最主要的生活。人们走近梵高，也正是从他流浪者的生活开始的。沿着这一形象深入，在不同的场景中，梵高的爱情、友情、兄弟情等一一呈现。然而，在梵高纯粹的精神世界里，除了手足情深的提奥外，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包容他、同情他，他被他努力去爱的人孤立了：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他与西恩的爱情变得狼狈不堪，在神圣的艺术与肤浅的庸俗之间，他宁愿选择了前者；他渴望同高更彼此坦诚相待，但艺术观念、生活理念上的巨大差异，让他们的“友谊从来就没有平等过”，最终分道扬镳。梵高是纯粹的人，他热爱生活、渴望生活，为心中的太阳而歌，但现实生活回馈他的却是孤独。他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独立的色彩王国中，与火焰般的向日葵、神秘旋转的星空、金黄深邃的麦浪为伴，于是，“孤独者”便成为梵高的第二重形象。
“我把自己的心灵和魂魄融入了绘画，结果丧失了理智。”在经历了割耳式的自残后，恐惧、敏感、偏执等不同情绪相互叠加，使梵高的精神疾患愈加严重。“疯癫者”也就成为梵高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第三重形象。实际上，作为非理性存在的疯癫一直贯穿剧作始终，这也是西恩、莫威、韦森、提格等人与其发生情感、道德、生活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所有人都在不断尝试用既定的生活秩序、日常的生存法则去约束、规训梵高的行为，却最终都被梵高的热情泯灭了。疯人院一场戏虽然发生在封闭的空间内，但却集中呈现了梵高火一般的创作激情。他对自由、自然、生活的渴望与不可遏制的创作欲望交织在一起，共同向禁锢他的环境、秩序发起了挑战，直至生命的终结。“我是一棵永远不倒的向日葵”。最后一场戏，在太阳和麦田的陪伴下，梵高把自己的生命馈赠给艺术，成为艺术的“殉道者”——第四重形象。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生命终结，创作者虚构了白衣少女的形象，让她以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身份引领观众进入梵高的内心深处，将一段悲怆的死亡情节提升到人性反思的层面。这是创作者对梵高死亡的想象，更是对梵高艺术生命的探讨。它看似是两个人在对话，实则是自问自答，这里有梵高一生的渴望：“我是一个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人了，我多么渴望有人说一句赞美我的话呀。”有他一生的疑惑：“失败，它像恶魔一样死死地缠着我。”更有他一生的信仰：“请帮我拿起那支笔，我要用它画出我生命的最后一笔。”这是一个渴望生活的灵魂对世界的诀别。
或许梵高的经历太深入人心了，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都有他所理解、认识的梵高。期望该剧能提供一个人人都认同的梵高并不现实，那么，创作者究竟想从梵高身上传递何种信息？其实，细细回味剧中每一次精巧的情节设计，就会发现，创作者用四重形象构建起的梵高并不是人物传记的普及“翻版”，而是与观众进行的一次有关生活、艺术、生命关系的探讨。它在传递一种艺术精神、艺术态度、艺术理想，更在表达一种艺术忧患、艺术危机、艺术风险，揭示艺术与他者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贯穿在梵高的个体境遇和人际交往的各个环节，概括起来就是如何看待艺术与商品、艺术与人格、艺术与信仰、艺术与生存、艺术与永恒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是像梵高一样生活于19世纪中后期的艺术家们需要面对的，对当下的艺术创作依旧具有启示意义。梵高以不妥协、不媚俗的姿态将自己置于“紧张”之中，用短暂、贫困、孤独、痛苦的生命换回了艺术上的不朽和永恒，这样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他身处逆境，依然能用笔去激活生命、真诚表达自我、自由释放天性的艺术追求和支撑起这种人生的意志、品格却是值得一代代艺术创作者不断传承的。这或许正是“梵高”这一形象重生于今天话剧舞台的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