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背景、方式和意义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旋律一路向前，在30余年的进程中与时偕行，以社会促动和自身探索为推力，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体转型，并反过来以特有的文学力量刺激着社会综合改革。本文通过对此期报告文学转型背景和转型方式的考察，探究报告文学文体及其现代转型的现实意义，以期为将来时态报告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启示。

　　一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发生，与社会改革的牵引力、主体诉求的批判性和艺术表现的自便化密切相关。

　　首先是社会改革的牵引力。

　　十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以来，国民似乎一下子从昏睡中集体醒来，发现社会问题不仅复杂沉重，而且异常紧迫。在此背景下，“改革”成为了全社会的集体意志。现在看来，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改革尽管几经波折，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改革意志日渐深入人心，改革的总体方向符合时代潮流。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在前哨性文学——报告文学中有着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客观上以动力形式推动着社会的全方位转型，自然触及到报告文学这根敏感的文学神经。其中，徐迟的《地质之光》和《哥德巴赫猜想》堪称改革型报告文学的“启动盘”。以此为契机，以经济改革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很快抢占报告文学的主阵地。就当时创作实际来看，除“中国潮”报告文学大型征文活动和中国改革大潮报告文学丛书《历史的使命》之外，包括“正泰杯”、徐迟报告文学奖、“505杯”

　　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在内的评优设奖几乎都以反映改革开放的题材为主打内容，徐迟、张锲、程树榛、黄宗英、陈祖芬、李延国、徐剑、何建明、赵瑜、蒋巍、李鸣生等报告文学大户更是以礼赞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见长。就当时发表的作品而言，《励精图治》、《热流》、《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刑天舞干戚》、《猛士》、《开拓者》、《希望在人间》、《突破》、《崛起》、《国运》、《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时代的弄潮儿》、《省委第一书记》、《时代的明白人》、《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站起来的农民》、《中国农民大趋势》、《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分享张鸣岐》、《沂蒙九章》、《无极之路》、《催人复苏的事业》、《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奋进之歌》、《光明行》、《特区行》、《南方大厦》、《东部热土》、《水之东》、《北线风流》、《百战奇路》、《曹妃甸》、《改革所诞生的》、《在这片国土上》、《走出神农架》、《神州大动脉》、《东方哈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木棉花开》、《宝山》、《中国新教育风暴》等诸多作品，就是此期涌现出来的“主旋律”作品。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对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快速反映，虽然呼应着大时代的宏观背景，但上述“歌德”式报告文学似乎还不足以显示该文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姿态，因为无论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还是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其根本基调都是歌颂性的。如此说来，倒是新时期以来广义的的反思性报告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更具转型意味，因为它们以反拨的方式有力地推动并牵引着改革事业的负重前行，并以此与过往报告文学两次浪潮的总体基调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本文指涉的“转型”在历时性层面上包含了两重对比：一是“新时期以来”与20世纪上述两个报告文学波峰的对比，二是整个“新时期”前期与后期的对比。

　　就深度和难度而言，改革现已进入攻坚阶段，亦即实质上的“不进则退”阶段。有学者把当下中国国家社会模式概括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东欧、南欧、拉美、欧美模式的特有模式，它是改革开放的中国集体经验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拉大、教育机会不均、安居资源不公、医患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加剧、腐败黑洞凸显等。因此，“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报告文学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其次是主体诉求的批判性。

　　作为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批判性总是与反思性、否定性以及潜蕴其中的建设意愿结伴而行的。自《哥德巴赫猜想》开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以其鲜明乃至深刻的批判意识健步文坛。可以认为，《哥德巴赫猜想》和《人妖之间》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精神高度的重新确立和批判功能的渐次恢复。

　　报告文学的批判性诉求主要缘于两大要素：一是严峻而显要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客体性约定，二是作家个体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主体性召唤。两者牵手，合力促成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品格。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特别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主要生成于报告主体的内在心性，因此，“三俗”趣味过浓或从众心理太强的人难以进入报告文学作家行列，至少写不出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深度的批判性报告文学，是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背景激发了一批作家的发愤诉求，并由此激活了一批注目现实生活、正视社会问题、指归美好未来的“拷问性”报告文本，如《命运》、《三门李轶闻》、《中国的“小皇帝”》、《世界大串联》、《艰难的起飞》、《万家忧乐》、《国殇》、《神圣忧思录》、《伐木者，醒来》、《北京失去平衡》、《告别伐木时代》、《西部在移民》、《西部的倾诉》、《淮河的警告》、《汪洋中的安徽》、《黄河悲歌》、《只有一条长江》、《生存与毁灭》、《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中国农民调查》、《共和国告急》、《昂贵的选票》、《矿难如麻》、《没有家园的灵魂》、《一个医生的救赎》、《王家岭的诉说》、《只有一个孩子》、《世纪之痛》、《老年悲歌》、《中国，车祸之痛》等。或许这些作品的文学性总体上有待加强，某些文本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欲说还羞”的遮掩企图，但它们在社会性、现实性、问题性、干预性等层面的显著功能是不容抹杀也无法取代的。

　　尽管“批判”一词起初具有批阅判断的中性意味，其中应该包含“好处说好”的歌颂成分，但是毫无疑问，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均不同程度遭遇异化危机的今天，严峻的现实情势使我们在“好处说好”的同时，不得不特别强调其“坏处说坏”的否定性批判内涵。当然，被迫作出这样的“限定”无疑是痛苦的，甚至会不时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摩擦，但对于那些浅薄乃至庸俗的广告文学、表扬文学、猎奇文学来说，它们确实已经、正在并将可能继续侵蚀报告文学这一问题的正义品格，进而对报告文学的整体生态构成严重损害乃至致命威胁。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必须警惕1990年代以来部分报告文学作家的“甜蜜化”写作倾向。

　　为了有效抵抗“三俗”趣味，防止报告文学的甜蜜化倾向，保持其批判性姿态，重申责任意识、思想深度和宽松环境显然是必要的。一般而言，责任意识主要包含历史使命感和现实担当性两个基本层面。换言之，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备对自然、社会和生命负责的主人翁意识。环视生态异化、社会乱象与人生苦难，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负起舍我其谁的文学道义。思想深度，又称精神高度，主要涵盖总体的时代精神和作家个体的精神境界两个基本层面。毫无疑问，“时代精神”受制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集合体的总体限定，它不仅制约着作家个体思想境界的高下，而且势必反过来受到由诸个体协同而成的社会群体力量的塑造。纵向观察，我国的现代化步履确实比较匆忙，造成转型过程中难免粗鄙之处。正因为如此，报告文学的建设性担当便显得分外紧迫。

　　当然，辩证地看，与问题性相伴而行的批判性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只有问题，也不是说报告文学只能批判不能歌颂。报告文学可以甚至应该触及正面世相、英雄人物，也可以叙写日常事件、平民百姓，但这些事物和人物必须能够把握住主流，必须具有小中见大、见微知著的典型意义和美学功能，必须尽可能地说明或代表时代的本质和社会的趋向。理想的境界是，将揭露和颂扬有机结合起来。《哥德巴赫猜想》的表层意义是彰显科技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奉献意识，而深层结构则是揭示文革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境界恰恰体现了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勇气与智慧的统一。

　　第三是艺术表现的自便化。

　　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在创作过程中的自便化运作，既是表现对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决定的，也是当下报告文学异质性特征的内在要求。事实上，报告文学这种面向生活、犁进沃土、归属民众的文体并不需要所谓的修饰和点缀，恰恰相反，它追求随物赋形，排斥模式化叙事。不过我们也无法否认，不修饰和反粉饰的内在追求并不等于拒绝各种必要的艺术手法。就中国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集合体来说，其艺术表现的高度自便化有目共睹，并因此成为此期报告文学转型的重要原因和显著表征。

　　对艺术创造和文本呈现而言，包括修辞在内的具象性表现手法并不等于整体的文学关怀，但文学关怀显然不能脱离各种艺术表现方式的具体运作。概而言之，改革开放30年来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大体在这样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多向性对话关系的宏观管控；二是现代视听元素的互惠式吸纳；三是各种必要修辞手段的情境化出场。

　　与生活实体相比，几乎所有的人际对话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文学文本中的“对话”更是如此。报告文学文本的对话序列与其他虚构性文体有一定的共性，所不同的是，小说等虚构性作品中的“对话”本质上多为作家主体的个人性叙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安排”或文学创造，它所依据的主要是“想象性叙事逻辑”，所不同的是作家对于各种人物的对话或独白设计要尽可能“设想到”不同对象的生活情境和性格特征罢了。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则不然，它要求作家直接面对生活，介入现实，贴近对象，按照现实生活中原生性的真实情景以及该情景中的真实人事来进行创作，其写作的出发点或生长点既是限定性的又是开放性的，决不能由作家一人“说了算”。这表明，在受到客观现实生活更多限制的情形下，要将报告文学的人物和事件写得鲜活丰满、情节安排得有条不紊、结构组合得自足圆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生活节奏及其总体面貌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快速感、复杂感，广大受众的审美趣味随之改变，既希望从报告文学文本中获取尽可能深丰的真实信息，又期待在阅读之后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明晰性乃至方向感。这方面，以《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新教育风暴》、《中国知识界大震荡》、《中国农民调查》、《高考报告》、《落泪是金》、《阴阳大裂变》等为代表的全景性报告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复式叙事的范例。

　　就非虚构性文体伦理而言，报告文学这种追求“透明”效应的文体应尽量慎用婉曲、夸张等隔离性、陌生化修辞手段，以防遮蔽和阻挡文本的意义呈现和读者的明快接受。但问题是，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文体，现代汉语中惯用的诸如比拟、比喻、象征、仿词、对偶、映衬、对比、反复、顶真、拈连、排比、层递、回环、反语、设问、反问、警语、双关等修辞格，都可以适当地运用于写作过程，以期增进作品的审美效力，增强接受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除上述狭义的文学修辞手段外，广义的文化修辞还应该包含这样几层涵义：所有人际对话、复述、转述等构成的日常生活修辞；所有书面化的语体修辞；所有艺术形态中对于包括人类心灵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性修辞。《哥德巴赫猜想》、《红与黑》、《发射将军》等之所以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典范，正是因为运用了广义的文化修辞特别是适当运用了狭义修辞手段的结果。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艺术表现的自便化倾向，有效地打破了既往的文学霸权主义，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报告文学的写作生产力。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自便化追求在推进作家的个性自觉和文体演进的同时，客观上也鼓励了某些不适当的非报告文学因素的滋生。由此看来，一方面应该尊重并鼓励报告文学作家在表现手法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另一方面也须警惕庸俗的技术至上的功用主义观点。

　　二

　　受上述客体、主体、本体三大要素的综合规定，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逐渐凝聚了三大价值取向。

　　一是生态化的报告理念。生态化的报告文学写作理念，既是严峻生态现实的文学写照，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内在要求。可以认为，在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生态报告文学已经成为了生态文学的主要板块。不过，我们虽然主张报告文学的生态化或曰现代性，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只赞成狭隘的生态报告文学主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报告文学的生态化写作理念大致划定为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基本层次。在土地、水质、空气、能源等已经成为问题的“后赋税”时代，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关系变得空前密切，自然意义上的生态报告文学开始并将继续成为重要的艺术化社会读本。与此相关，工业化时代语境中人的精神生态也必将成为未来报告文学的重点挖掘对象。《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中国之痛》、《天使在作战》、《有什么，别有病》、《昂贵的选票》、《只有一个孩子》、《我的课桌在哪里》等文本已经做出了初步示范。事实上，只有达成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整体性统一，报告文学才能成为生活的慧眼和思想的灯火，人类才能据此创造更具希望的未来。

　　二是扩容化的文本含量。如果人们能够真正摒弃文学观念上的陈规陋习，便会发现报告文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文体。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探险意识，既保证了它的敏感度与灵活性，又促成了该文体一定程度上的越界和扩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受现实生活复杂性和精微性的影响以及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推动，早先那种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短小型报告文本已经很难承载日新月异的社会世相和喜怒哀乐的人生百味了。这样，“越写越长”似乎成为报告文学的又一显性转型标志，颇有由“轻骑兵”向“重武器”嬗变的迹象。短小精悍的历史出身与日渐增大的现实体态间的紧张关系，使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们颇费思量。较为科学的评价是，既要敦促作家努力保持清醒的“报告”意识，精选题材，精心布局，精用笔墨，又要正视现代生活及接受期待所赋予报告文学的应有话语权利，既不刻意增肥，也不无端瘦身。

　　三是综合化的文体效益。就知识形态的本质功用而言，哲学唯真，伦理学劝善，美学致美，文学求乐。“快乐地活着”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丰沛和美好，因而文学对于生命具有本体意义。但是，在报告文学写作的长期实践中，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真善两极，认为凡是客观上“真的”和主观上“善的”也就是“美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屏蔽了审美与快乐的文本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报告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我们之所以认同网络报告文学的文体合法性，正是基于对于报告文学诸如生活存照、社会批判、资料归档、道德引领、审美陶冶、人生愉悦等文体功能的综合考量。从长远观点来看，报告文学文体效能的综合化不仅正在成为一种建构趋势，而且也是该文体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文化依据。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价值取向的上述选择，有赖于以下三条转型路径的开通：

　　一是由“审父”到自审的反思路径。如前所述，新时期伊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时代意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自然成为头等大事。在这种背景下，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开始了艰辛的反思之旅。扣合着“伤痕文学”的总体步伐，《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划破夜幕的陨星》、《一个冬天的神话》、《正气歌》、《线》、《胡杨泪》、《祖国高于一切》、《命运》等一大批作品将“哭诉”和“清算”的泪光投向了文化大革命，并由此吸引了整个社会的优势阅读视线。19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开放的驱动力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种哭诉和埋怨的合理性，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已经开始厌倦那种怨天尤人的推卸责任，转而在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了改革文学的担当式写作，并由此带动了整个改革文学大潮。这种由“问责”到“担责”的写作转向，我们可称之为由“审父”到自审的文化转型。具体而言，上述现代转型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与此前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报告文学相比，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初步恢复了报告文学正常的批判本性和建设情怀；二是在新时期内部，1980年代中期以后报告文学的文体独立意识客观上较前成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政治热情和历史埋怨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中有着过于浓厚的表现，这种激愤情绪对报告文学创作十分不利，因为这种情绪客观上充当了新型意识形态的替代品。19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报告文学在一个较长时间区段内相当程度上收敛了批判锋芒和现实关怀，但其个性意识和文体自觉确实得到了意外的加强。德国学者施瓦布说得好：“我强调文学和美学实践的改造性作用，而非认识性或反映性作用。虽然我很知道某些文学文本可以完成一种肯定性功能，但我并不相信这就是文学在文化中发挥的基本作用。我坚信文学的作用不只是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媒介，而且还应是文化的、个人的和政治的改造的一种媒介。”[2]

　　二是由聚焦到广角的叙事路径。全球化时代带给我们的显著变化之一，便是英雄观念的大幅消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平民百姓意识的普遍增强。显而易见，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已经大面积地由人物报告向事件报告、大人物报告向小人物报告、英雄人物报告向普通百姓报告的转进。书写对象的平民化变异，造成报告文学的叙述路径由聚焦到广角的调整，其具体而突出的表现，便是广角性散点叙事方式的全面推广。“广角”原指摄影学中的广角镜头，这是一种视角大于标准镜头小于鱼眼镜头、焦距短于标准镜头长于鱼眼镜头的摄影镜头。正是因其焦距短、视角大，所以可在较短的拍摄间距取得较大面积的景物对象，并据此拥有三大优点：一是远近感，二是景深好，三是反差大。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在取材和叙述视角方面自觉追求广角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达成文学与生活之间的景深性和空间感，能够远近适当、粗细相宜、错落有致地反映社会全貌和生活重点，可以有效扩大作品的吸附力以及对于读者的召唤力。正是基于这种美学谋略，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大量采用广角镜头方式创作的全景性报告文学。全景性报告文学产生的具体动因在于：其一，全方位的社会变革需要全景性报告文学体式予以观照。新时期以来，生产力大为解放，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迅速发生变化，传统的一人一事乃至数人数事的报告文学格式已经无法有效表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方位、多层次、广角性、立体式发掘和展开。其二，大容量的信息需求呼唤全景性的生活集纳。置身于以技术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为表征的全球化语境中，地球一下子“变小”了，新的宇宙观念正在成为人们的期待，读者希望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载体中获取尽可能真实、多样的社会人生信息，全景性报告文学正好满足了这一时代吁求。其三，改革创新观念激发了作家主体的广角性表达欲念。逐渐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不断拓展的艺术趣味，正在并将继续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全景观照、多维摄取、立体展开的创作追求，并据此再度激发报告文学创作的广角意识。大时代的广角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散点叙事策略，改变了过去聚焦主流、正面、伟人、领袖、英雄的单一局面，转而注目百姓生活、凡人情感、平民经验和公众意愿，自主调用各种适用的表现方法，拒斥表达上的精粹性和扁平化，全景采集，立体撒开，集纳式地展现神州大变革的风云画卷，显示出全球化时代的别一种风范与大度。

　　三是由一元到多维的传受路径。冷战结束以后，生活经济化、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数字化、数字网络化的趋势显著加速。环顾四周，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文学艺术新闻化、新闻格式艺术化、新闻与文学高度互惠的信息时代。换言之，相对于新闻而言，读者从报告文学中“兼听”了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读者又可从报告文学中超值性地获取新闻。在这种语境下，文学的新闻功能、交流功能、传受功能被空前强化，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也借此实现了传受路径由一元到多维乃至万维(WWW)的革命性转型。受全球大气候和我国改革开放环境的双重影响，198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打破传统纸质传媒的一元状态，开始进入以多维电子传媒为主的新天地。我们不妨把网络时代报告文学的传受方式概括为“网媒性”，亦称“第四传媒”或“立体传媒”呈现。生活在这种新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网络媒体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口语、纸媒和单纯声音传播时代那种自我表达型的自向传受、人际之间近距离的他向传受和族群间低层次的交叉传受局面，开始迈入多媒体、热链接、跨文化、超文本、云阅读的大众传播时代，而且正在以其有力的方式重新塑造着网媒时代的国家形象、政府形象、政党形象、民众形象、民族形象和文学艺术自身的格局。

　　三

　　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生成背景、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使此种转型拥有了显著的文化功能。具体说来，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感应生活的先锋功能。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文体转型，说到底还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社会转型的艺术反映和文学观照。在非虚构性的基础上，报告文学还特别追求反映对象的新颖度和奇特性，亦即选材的新奇性。就审美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一个自觉的审美主体都不可避免地拥有主动探求审美对象意义底蕴的意志和愿望，以便在此探求过程中满足求知欲望，获取身心愉快。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审美活动唤起了探求欲望，而审美主体的探求意志又提升了艺术创造。“但是并非任何同人分立又同人发生联系的事物都能激活人的审美探究心理，只有当对象信息系统在内容、形式上具有新颖性、奇特性、陌生性、变幻性、复杂性或具有朦胧性、空灵性等特征，对人形成了强刺激，并同人的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发生了矛盾、对立，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状态，才激发起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冲动。”[3]96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先锋美据以生成的美学根据和心理学基础。

　　由此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文学或许不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国内所谓各色“实验派”文学，而是伴随着新时期改革步伐挺身前行的以真为本、以新为荣、真中出新的报告文学。反观新时期以来跌宕起伏的报告文学现场，我们发现，在直击生活、拨动社会、鞭笞时弊、拯救灵魂、激励未来方面，报告文学一直扮演着时代文体的急先锋。《哥德巴赫猜想》被充当了替知识分子摇旗呐喊的急先锋；《三门李轶闻》被公认为深度报道新时期农村经济改革的急先锋；《敢立“军令状”》首开企业改革的急先锋；《中国的“小皇帝”》堪称反思“四二一综合症”——独生子女问题的急先锋；《高考报告》成为率先反思中国高考制度的急先锋；《只有一个孩子》异常敏锐地审视了计划生育背景下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所带来的家庭剧痛与社会震荡；《阴阳大裂变》大胆剖析了婚姻、家庭、道德问题；《万家忧乐》深刻揭示了消费中的假冒伪劣问题；《北京失去平衡》敏锐触及生态、环保话题；《昂贵的选票》敢于正视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中的“草根民主”问题……如此等等。报告文学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先锋性，使之在矛盾交合时期每每成为文学的排头兵。徐迟说得好：“报告文学是报晓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曙光的文学。”[4]1

　　其次是“后窗”现象的矫正功能。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干预、矫正功能超越其他任何文体，这是创作界和理论界所公认的。此前，我们将这种功能界定为“参政议政”功能。深入分析文学史上那些产生过强烈现实影响或激烈社会争议的报告文学文本，便不难发现——它们的社会矫正功能并非仅仅限于参政议政。准确些说，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生活中一切不健康、非正义、反民生的潮湿、阴暗现象亦即与正大光明背道而驰的“后窗”现象，都采取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揭批、抵制和反抗姿态。正如荒煤所说：“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5]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充分领悟到报告文学存在的价值，进而认识到勇气与智慧对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极端重要性。

　　比较而言，新时期以来的反腐报告文学集中印证了该文体的矫正力量。其中，既有对于现存各种腐败现象的披露与挞伐，也有对于清廉秩序的呼唤与建议。刘宾雁、杨黎光、一合、何建明、朱晓军等是反腐报告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人妖之间》以大无畏的精神刻画了王守信这一新时期腐败分子的典型，为后起的反腐报告文学树立了样板。《没有家园的灵魂》以犀利的笔触深入到王建业的内心世界，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他的复杂性格及其社会文化成因。《红与黑》的最大创新之处或许不在其高度文学化的表达，而在于作品将慕绥新这一知识化、时尚化的腐败官僚当做“人”来看待，细腻深入地写出了他的“两面性”，从而突破了此前“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平面写作模式。《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有批判有歌颂，既揭露了解林合之流无视法律、践踏人权的卑劣行径，更写出了以梁雨润为代表的新时期共产党人以民为本、为民做主的浩然正气。《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分别切入医疗腐败和体育腐败等新兴题材，既尖锐痛斥了逐渐蔓延开来的行业腐败，又由衷称颂了诸如陈晓兰、陈培德等品德高尚、坚贞不屈的反腐斗士，读后给人以沉雄悲壮、荡气回肠的崇高感。新时期以来堪称优秀的反腐报告文学不在少数，这里无法逐一评析。可以肯定的是，新时期此类文本对于现实生活的矫正性加盟，无疑为发展中的中国增添了一份别样的信心和力量。让人欣慰的是，报告文学作家们所发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文化救赎的执着呐喊，业已经引起全社会“疗救的注意”。

　　再次是文学格局的建构功能。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对于丰富、扩展、优化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有着积极作用。不论你是否承认，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都直接推进了文学写作，丰富了非虚构性创作的文体谱系，使“非虚构文学”初步形成“一体多元”的整体格局。生活的丰富性、需求的多元化、媒介的多样性，造成文体的越界与嫁接以及文体之间的融合与分化，导致文学样态、本质、功能的多极化。特别是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以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的边界之争终于成为理论热点。相对科学的界定是，非虚构文学是与虚构文学相对而在的宏观分类，而不是具体的文类指称。与此相关，纪实文学同样是一种写作态度或原则上的类型描述，它所对应的是“假想文学”(或“想象性文学”)，而不是具体的文体认定。我们认为，“非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可以作为宏观类型化概念使用，但它们决不能和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等概念同级混用，如同不能在同一逻辑层面上罗列“人、男人、女人”或“马、白马、黑马”一样。具体而言，报告文学从传统意义上的散文襁褓中解放出来以后，便成长为与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体并列前行的独立文体了，它无疑归于非虚构文学一族，也具有鲜明的纪实性，但不能据此简单地将“报告文学”等同于“非虚构文学”或“纪实文学”，因为非虚构性或所谓纪实性并非报告文学的全部属性或完整描述。

　　随着报告文学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和强劲扩张，其文体自立意识也日渐明朗。就现有局面看，既定的由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合构而成的“四分法”已经过时，报告文学的特质及由其显著贡献争取而来的单列图书分类号无不表明它已长大成“人”，由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剧本重构而成的“五分法”已是不争的事实性文学格局。这从《中国农民调查》在20个国家出版并获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一事中可窥一斑。本来，文体地位的升降和文学格局的改变都是相对而言的。从宏观文学史来看，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小说地位的渐次提升和诗歌影响力的日趋萎缩。中国戏剧文学(剧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辉煌之后，如今仅剩一抹斜阳式的余晖，其基本功能已经完全蜕化为综合性戏剧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底本价值，也就是说很少有读者专门欣赏以对话和独白组成的单纯文学剧本了。这说明，报告文学的文体生成和地位提升符合文体的演变规律。正因为如此，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似乎更为适合这个“多动”时代的流动本性。

　　承上而来，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总体转型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解放思想是报告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力。事实证明，报告文学是生活的文学，时代的文学，风口浪尖上的文学。因此，20世纪以来的每一次社会动荡，每一次思想解放，作家们总能情不自禁地选择报告文学，读者们也总是在选择的关口将阅读的优先视线投向报告文学。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快速崛起并一度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形态，无疑与十年浩劫之后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复苏密切相关。可以说，改革开放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器，思想解放是报告文学繁荣发展的兴奋剂。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生活将更加丰富和精彩，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作为最为敏锐地感应时代神经的报告文学必将享有更多更好的生长空间。

　　第二，廉明清明的内外环境是报告文学依其本性健康生长的基本前提。报告文学的现实品格和批判个性，使其总体上显示出高山大河的雄姿和鹰击长空的气度，它断然不是小桥流水，也拒绝充当温室里的花朵。这种锋芒和气场，常常刺痛生活中的某些敏感地带，因而不时受到某些人、某些集团或阶层的忌恨、排斥和打击，那些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要么遭到恐吓，要么遭遇官司，要么被迫封笔，甚至牺牲性命。正因为报告文学是悲壮的文学和“英雄”的事业，所以我们奉劝明哲保身者和贪生怕死者远离报告文学。这是就内心世界和周边小环境而言的。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国家意识形态和相关政策法规应主动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宽松、和谐、清明的氛围，鼓励作家走向生活，走进现场，走俏前沿，揭示社会问题，剖析灵魂病灶，情系民生社情，开导进步航向。只有大小环境相生相容，协同共振，才能涉过“禁区”，率性写作，才能激发报告文学作家的创造热情，保证报告文学的自由发声，进而促进文学事业的深度发展。

　　第三，国家命运和民众生计始终是报告文学写作的重点。国家命运和民众生计即所谓“国计民生”，自古以来就是文艺形态的核心表现对象，自然应该成为伴随工业社会的兴起而诞生的报告文学的写作重点。据考证，“民生”一词最初出自古代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十分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国计民生”或“民众生计”。从现代评价体系来看，以人为本、衣食无虞、三农昌盛、医疗公平、保障有力、教育公正、就业合理、分配透明、社会稳定、生态均衡等应该是“民生工程”的基本指标。站在这个角度评判，一切关乎民众生计的题材都是“大题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万物有灵”、“生命至上”越来越成为人类共识，因而，平民百姓、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等理应被报告文学抢先关注，靠前表现。

　　第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保证报告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告文学已经由新时期迈入新世纪，取得的业绩有目共睹。但是，毋庸讳言，就作家队伍而言，“40后”、“50后”作家是此期创作的主力，“60后”作家相对偏少，“70后”可谓凤毛麟角，“80后”几乎无人插手报告文学创作。这意味着，曾经叱咤文坛、数度辉煌的报告文学事业正面临写作人才青黄不接、队伍建设后继乏力的严峻情势。对此，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均表示了忧虑。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化消费趣味相当程度上将文学创作边缘化了，报告文学也在这个“边缘化时代”被一定程度地边缘化了；二是报告文学对于作家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生理年龄、生活阅历、知识背景、思想境界、审美趣味、采写能力诸参数将一部分写手挡在了该文体写作的大门之外；三是报告文学作为“行走”的文学需要真正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因此向来被称作文学领域里的“重体力劳动”，成本高，风险大，耐不住寂寞或经济利益至上的作家自然敬而远之。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尴尬”，只要人类不灭，人心不死，问题不绝，报告文学就有“阳气回升”的机遇。当然，政府和作协也有责任和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吸引、扶持、培育更多的青年作家投身于报告文学这一高雅文体的创作行列中来。

　　第五，迅捷畅达的现代传媒是报告文学展翅高飞的有力凭借。回顾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它是如此紧密地与印刷术、新闻业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从来没有其他文体像报告文学这样强烈地依赖着现代传媒，以至于不少学者至今仍习惯于将报告文学叫做“新闻文学”。正因为如此，有人担心包括手机和微博在内的现代新兴传媒会从传统报告文学那里抢走新闻，忧虑报告文学将因为失去新闻价值而丧失独立的文体尊严。我们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一是现代受众并不满足于简单的信息“知情”，而是追求隐含在新闻外表之下的深层背景，包括事件缘由、过程、后果、影响、公众评价和社会启示，即所谓“深度报道效果”，这为报告文学提供了施展才艺的机缘。二是报告文学可以借助网络等现代媒体方式进行传受，以加快传播速率，扩大受众界面，增强文体影响，拓展文学功能。事实已经表明，有如当年以为电视冲击电影但电影却反过来挤占电视频道一样，以各种电子方式(包含广播、影视、微博等)为基础的“网络报告文学”将带给人们更为便利的文学享受。

　　回首30年，展望新世纪，我们深感报告文学仍然处在成长的路上。这是否意味着，新时期至今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仅仅是下一轮拓进的起点，其未可限量的发展前景或许已经蕴含在上述种种启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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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