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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艺术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这个书画大国里，画界规则、艺术权力、资本狂歌、圈子运动、艺术洗钱、艺术工业化……早已将诗情画意的书画艺术浸染成一个残酷的江湖。
秦醉辞去杂志社美编的工作，做了一名画家。
一个美术编辑的职业生涯有限，到30岁就很尴尬；一个艺术家则更有想象力，在当代中国能成为最耀眼的明星。2006 年秦醉离开体制，成了一名自由人。一边在住处附近的公园里画荷花，完善自己的“禅意画”；一边密切观察着书画市场，像投资者对项目可行性报告的求证一样，寻找着定位、战略、品牌和渠道方面的布局。“我对这个市场调研了三年。”秦醉得出结论，“艺术TMD 是一个江湖。”
国画规则
秦醉的国画强于油画。
他在美院学平面设计时，额外的功课是在宣纸上临摹山水、花鸟。这种习惯在美编职业生涯里一直保留着，到辞职后他却扔掉毛笔愤怒起来：“国画这个圈子太烂，全是各种各样的头衔，体制内的拥官自重，几乎垄断了书画市场。”
据圈里人介绍，陕西某画家的画派不仅意味着绘画风格，还是利益分配体制的实体单位。无名画家得对号入座，选择性地拜在大佬膝下， 才有出头之日。大佬收徒、办班、带着徒弟出入市场、赶笔会、结交名流，大家把一口锅炒热了都能赚钱。
另一个山头上的景象也蔚为大观。
2013 年1 月21 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被曝光的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出现史无前例的臃肿阵容：1 名主席、16 名常务副主席、18 名副主席、11 名名誉主席、10 名副秘书长以及6 名顾问。
陕西书法市场和政界关系密切，官职可以兑换市场价格。陕西书法收藏家杨新介绍：“书协主席的一幅四平尺大小的字，能够突破5 万的价位。从写到盖印，最多半小时便能完成一幅。”由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书协主席的位子干脆多设几个。
在新闻爆料之后才明白江湖规则的书法家如梦初醒。王山枫说：“我从15 岁开始写书法，到现在62 岁，一张纸都没卖过。因为没卖书法，名气就没有了，我悟明白一个道理：要卖！越卖名气越高。”
王山枫是旧式文人。市场，这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新事物，内嵌着一套深刻复杂的运作机理，远远超出王山枫的想象。一位“主席”在西安的画价为20 万，画廊为了好卖可能会以15 万进行销售，而“主席”转头又会以20 万的价格自己买回。一方面使自己的市场价格稳定在高位，另一方面产生交易量，制造出一个交易活跃的市场效果。通过左手倒右手的方式，把自己的作品塑造成最具流通性的硬通货，就像股票市场上的庄家一样，掌握了定价权。
中国书画圈是个金字塔，塔尖上拥有一切：定价权、销售渠道、掌管艺术群体的权力、指点江山而毫无对手的话语权。
秦醉为了摆脱这种气氛去了广州，广州的岭南画派一样控制着市场；秦醉又去了成都，最后来到北京久住下来：“中国到处都是山头，我跑到哪都没用。我不愿意搞这个，就去弄油画了，没人再问你是多大的官，是谁的学生。”油画了，没人再问你是多大的官，是谁的学生。”
油画狂飙
油画界充满了自由风气。
“油画看作品。”秦醉说，“我就告诉你一个例子，詹建俊是中国油画协会主席，他级别最高，但他的画卖得并不好，很多名声大噪的油画家连会员都不是。这里人人都有机会。”
油画传入中国后，一部分融入体制，但大部分创作和交易在体制外运作，犹如摇滚乐市场，无需跟班钻营，无需等着被提携，画家们要畅快得多。
油画圈另一个吸引人的特色是创新。“国画圈还是比较保守，很多人在临摹古人的东西。市场上好卖的东西，都是临摹的。油画相对来说比较注重创造性。”
有了“自由”和“创新”，貌似可以开创新天地了，但油画圈却掉头转向了疯狂。“中国人千军万马‘练’油画已到了非常恐怖的程度。”身为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的朱其说，“围绕着美院就形成了一个奇观——‘食物产业链’，大家耗费巨资和精力在美院旁的画室练考学，考上后毕业又找不到前途，又开始办画班；下一代艺术学子再进画班，再入美院，再办画班；如此循环，考学、就学、就业，美院和画班居然形成了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考学产业链’。以中国的学画人口基数，每年全国的考学班产值实际上有数亿。像中央美院一个‘考学班’的年收入在上百万的不在少数。”
办班是油画市场底层的景象，在市场高端，大家争夺着“大师”头衔。
2012 年，艺术家彭明亮自己每月出资500 万元，在上海静安寺、世纪大道、人民广场的地铁广告牌上大规模刊登自己的作品。他自信地评价说：“绝大部分藏家是疯狂喜欢我的作品，他们真的痴迷，连做梦都会想到这张画，我认为我的画将来是无价之宝。”
陈老铁也在北京机场附近发布了一块400 万的擎天柱广告，成为艺术界奇谈。他的水墨绝非传统中国画范畴，看上去更像现代油画和传统笔墨制造的一起“车祸”，陈老铁称之为“张力表现主义”。
或许叫“百度表现主义”更恰当。在百度上搜索“陈老铁”后会发现：2008 年陈老铁被媒体称为“中国的毕加索”；2009 年被网上评为“中国新生代艺术批评前十强”第一名；《2010 年度中国当代水墨学术前十强排行榜》陈老铁排在黄永玉、范曾后面列第三名；“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当代中国的大才子”。陈老铁曾经在房顶悬挂海报，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邀请陈老铁访美。后又贴出“陈老铁严厉批评栗宪庭学术倾向油画展”大幅招贴。身为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的栗宪庭回应的帖子，只剩一个题目“他精神有问题”。这种过度的自我标榜，又讨嫌又愚蠢。为什么艺术家的智商和情商沦落到这等地步？这或许和栗宪庭有些关系。
资本狂歌
栗宪庭孤身走向农村时，是想寻找一块让理想主义生存的土壤，多数情况下这种理想火花会被现实湮灭。然而历史终将证明，这块土壤曾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神话般的惊喜，而随后也终究难以避免资本狂歌对它的腐蚀。
1998 年，栗宪庭在宋庄接济一些圆明园流散出来的画家。那时，中国当代艺术尚处于地下。一群光头和长发青年不仅为社会排斥，还被官方视为危险。这群人的敏锐让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面临崩溃。社会主义体系的伪善语言，被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微博]、周春芽所戳穿。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首次被如此解读：丑陋空洞的幸福、集体记忆里的孤独、艳俗和肮脏的欲望。这些具有现代精神和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为中国艺术开了风气。栗宪庭作为艺术评论家，逐渐担当起宋庄精神教父的角色，与新锐画家共同制造了第一个浪潮——“后八九中国新艺术”。从此，中国当代艺术以波普和泛波普绘画在国内外所向披靡。
这股艺术风潮特色鲜明、切中时代脉搏，甚至占有历史席位。然而，在它开辟风气时，另一波浪潮与之重叠，滚动成了海啸式的狂澜：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价值7906 万港币；周春芽的《剪羊毛》成交价为3047 万人民币；方力钧的《1963 系列.No2》价值3180万人民币；岳敏君的《画家和他的朋友们》价值为2027.52 万人民币。在2013 胡润最畅销中国艺术家排行榜上，58 岁的周春芽以4.7 亿元总成交额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在世艺术家，也是在世艺术家中唯一一位进入榜单前十名的。资本的狂歌，使穷画家们最终成了明星，中国历史上还从没有如此迅速的资本增长速度。
现代精神刚开始觉醒，资本随之而来，快如魔术。反思精神逐渐被资本收买，一切都变了：宋庄变成了县政府的文化地产项目；798 变成了北京有现代风格的旅游景点；光头和长发成了装饰；叛逆姿态和媚俗手段难以区分；一幅画动辄千万，其实价格中的70% 或80% 属于资本泡沫……
“图式清楚，易于辨认，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断地自我复制。”艺术评论家王林描述某些油画家的炮制技术。然而黄金期只有一次，所以画家们只好想出超常规的方法来营销自己，彭明亮投入巨资打广告，陈老铁利用广告牌和网络制造噱头，而更多的人，在这个迷宫般的书画江湖里，渴望搭载权力和资本，成为下一个艺术市场的热点。
圈子运动
如果秦醉能够在天空中观察中国的书画市场，他就能绘制一圈一圈的等高线图，在这份等高线图中，明确标记着通往书画巅峰的路径：
在国画市场上，美术协会和书法协会的官员占据着一个高地，外围统治着800 万中国书画艺术家；在油画市场上，油画名家占据着另一处高地，像磁力线吸引着80 万当代油画家。在两个高地之外，是一系列围绕着各自系统运转的圈子：
1. 以批评家为核心的学术圈
2. 以画廊美术馆为核心的商业圈
3. 以拍卖公司为核心的收藏圈
4. 以洗钱为核心的资本圈
5. 以官员商人为核心的礼品圈
6. 以艺术区为核心的地域圈
7. 以学校和地域为核心的人际圈
8. 以网络为核心的网友圈
这些圈子或大或小，或独立或重叠，或严密或松散，在试图扭曲价值。2008 年，江因风从书画圈子里跳脱出来，开始把当代书画圈当社会问题来考察。在书画价格结构中，他将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原始价值层次
二是画廊价格层次
三是泡沫价格层次
原始价值阶段主要按照劳动力计算报酬，一个青年艺术家一个月可以画3 幅油画，按照同等设计师的月薪报酬计算，比如同等设计师月薪1 万，那么这个年轻艺术家的3 幅油画共值1 万元，每幅3300 元。
画廊价格阶段就在原始价值的基础上增加画廊的商业成本和利润空间，画廊价格一般是原始价值的5 ～ 10 倍，经过画廊商业化包装过的青年艺术家一幅画的价格就到了几万元。
泡沫价格阶段的前期一般是人为的，就是画廊和几个收藏家合谋抬价，在拍卖场自买自卖制造一波虚拟的上涨高价。如果有人大量接盘，或者有洗钱组织利用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来洗钱，这个艺术泡沫就成功制造。这个时候艺术“大师”就诞生了。
刚毕业的美院学生、在宋庄混还没有找到“道”的、打拼着的理想主义者基本上都是第一群体，按原始价格出售画作。第一群体在国内大概是：国画书法800 万大军、油画80 万大军、当代艺术几万军团。
一个艺术家从第一群体升级到第二个群体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原始价值阶段画卖得数量大，而且价格不能太低；二是被画廊或者艺术机构签约包装。接下来就能达到第二群体——爬上3 万价格线上的画家群体。
第二群体大约几千人。一般市面有300 张以上作品流通，收藏家地域分布比较广泛，具有一定的海外收藏量。这一群体的艺术家很容易被用来洗钱，并炒作成艺术大师，升为第三个群体。前期的自买自卖最终需要有收藏家接盘，如果没有，这个艺术家的泡沫炒作就告失败，重回到画廊价值阶段。
十年来，成功站在泡沫上的大师不到100 人。
无间道
圈子和圈子互相攀升，进行着艺术界的造山运动。各个势力都可望升阶，并最终登上中央殿堂。位于这个世界中央的是一个拍卖行，通过那里就能走向艺术圈子的巅峰。
在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微博]、瀚海、嘉德、保利这些豪门的门廊里，书画价格不断攀升，大师不断现身，黄金趋之若鹜。
一份2011 年春拍目录，承载着历代艺术家的梦想：中国当代艺术单幅作品成交过千万的艺术家共有12 位，分别是张晓刚、周春芽、方力钧、罗中立、曾梵志、刘野、陈丹青、王沂东、何多苓、冷军、艾轩、郭润文等人。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在香港苏富比以7906 万港元成交，是迄今为止最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
在过去十年，中国拍卖市场从起步到狂飙，跑步超越了西方世界300 年的拍卖史，中国拍卖的总成交额超越了英国和美国，坐上了全世界第一的交椅。
这种繁华令人生疑。
在2012 年一场嘉德油画拍卖会后，收藏家们在一起聚餐，一位大佬起初一声不吭，酒过三巡，开始大骂。他声称，都是因为听了某些人的学术悠忽，在2011 年苏富比的尤伦斯专拍中花重金拍了一幅当代，现在这幅画缩水80%。其他人见怪不怪说：你也不看看批评家都是什么人，艺术界的两大骗子之一。
还有一个骗子是他们自己。
时间倒回至三年前，在保利春拍场上，一位神秘人出价4.368 亿元将北宋黄庭坚书法《砥柱铭》收入囊中，刷新了国内艺术品成交纪录。买下《砥柱铭》的公司名叫“雅盈堂”，实际控制人为王耀辉。
就在人们频频感叹艺术品天价记录的同时，王耀辉被调查，真相也随之曝光：天价艺术品《砥柱铭》被用来做了质押品，吉林信托“雅盈堂艺术品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4.5 亿元，这一切只不过是王耀辉自导的艺术品天价骗局。王耀辉以地产为主业，长于资本运作，其一手操办的北京地标式商业楼盘—— “蓝色港湾”，就是其以艺术品信托计
划融资而流入地产的项目。
随着拍卖内幕陆续曝光，一条行骗的产业链暴露出来：画家、画廊、拍卖行、艺术评论家、收藏家、银行都参与其中，他们联合制造出繁荣的故事，吸引一批新藏家来接盘。
另一个天价制造者刘益谦[微博]，在2011 年以4.255 亿拍下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在2010 年以3.08 亿元拍下王羲之《平安帖》，这两大天价交易至今未付款交割。
丑闻逐级展开：2011 年12 月，刘益谦因为操控股价而被证监会罚款521 万。2012年查税风波中，刘益谦买卖艺术品涉嫌偷税漏税被海关约谈并补交4 千万税款和罚金。随后查税风波波及面扩大，被拘艺术界大佬的数字也逐步增加：如王耀辉、艺术经纪人伍劲、民生当代艺术馆馆长何炬星、北京邦文当代艺术投资公司董事长兼北京传是国际拍卖公司总裁黄宇杰。
繁荣还来不及品味，跌落已在一瞬间完成。
艺术中央塌陷了。江因风在《艺术战争》一书中继续揭示牌桌外面的角色：“大量艺术黑幕集中曝光，重挫中国艺术品市场，致使2012 年中国艺术品市场规模缩水50%。所有黑幕都指向了中国艺术市场虚假繁荣的3 个基础：1. 腐败贪官和国企高管庞大的贪腐黑金是艺术市场天价泡沫的始作俑者；2. 中国艺术市场的利益链由金融资本操控，拍卖公司、美术馆、画廊等只是被操控的工具；3. 艺术品本身并不具备实质性的经济价值，其获利来源于类似传销性质的庞氏骗局。”
大芬村
这句话该怎么说——有艺术的地方就有江湖？现在是，有江湖的地方到处都是艺术。
拍卖行自拉自唱，官僚画暗流汹涌，明星画异军突起。为了适应销售，当下卖画不论质量高低，只看尺寸大小。“平尺论”的定价准则被艺术市场采纳后，这种“艺术猪肉”日复一日被制造出来。市面上的大尺幅作品越来越多，作品质量却越来越差。这种本末倒置的艺术价值观使整个行业彻底拜倒于金钱。
中国当代艺术的土壤上终于长出了一支奇葩——大芬村适时而生，成为中国艺术江湖的起义军。
大芬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在艺术大跃进的背景下汇集了两种力量：一是更快更便宜的制造能力；一是梦想致富的大批劳动力。当第一个画家带来市场，两种力量便在短期内发酵，一个新的大芬村集合成型了：油画店800 家、画工5000 多人，只2012 年上半年，销售额便达31 亿元，同比增长58%。
主流媒体是誉美之词：“村民所到之处看到的是油画，闻到的是墨香，所接触的都是具有艺术修养的文化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身心愉快，赏心悦目，而且经过长年的耳濡目染，村民的人格品质和道德情操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了陶冶和净化。”实际上，大芬村只是剥去了艺术界复杂、神秘、惺惺作态的衣服，彻底把艺术变成了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芬村的最大发明，是把手工油画绘制过程改造为工业化的流水线作业。以前由一个人绘制一幅油画的生产过程，在大芬村变成由50 个人分工流水线作业式绘制生产。“流水线作业的工业化绘画过程，彻底毁灭了人类对手工技术崇拜的愚昧心理。大芬村在文化产业的工业化改造方面，建立了一个很有效的范本。” 江因风说。
大芬村因山寨油画闻名于世界，同时也招来了艺术界的骂名，落得“大粪村”的外号。“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油画家去了大芬，马上发现自己连普通的低级画工都不如，所以马上呕吐。也许这就是大芬村的意义。”江因风似乎有些欣喜地看到当代艺术的价值终于在这个
农村里发出了嚎叫声，它是如此灿烂，又如此黑暗。
简单对比大芬村和798 之后，可以得出比较骇人的结论。北京798 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美术形态，是农业文明的手工崇拜；而大芬村是工业文明时代的美术形态，大芬村和比亚迪一样，得益于中国低廉的手工劳动力成本，以及制造业的规模化和高效能。大芬村对人类美术历史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为中国美术史拉开了工业化序幕；工业化生产对美术价值的毁灭。
世人皆醉
大量中间阶层的画家，仍然遵从市场规则来玩游戏，但这是红海市场。因为中国真正的收藏家很少。艺术品做真正的市场销售在中国难行，有3个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一、没有相应的艺术品消费抵税政策。
二、高消费阶层没有相应的艺术普及教育。
三、中国艺术品定价太高。
其结果是，百万大军能卖画的也就几千人。
圈子越垒越高，人脉太过复杂、环节太多、成本太高，以至于陈老铁、彭明亮愤而一掷千金，独力打造销售平台。
秦醉让朋友带了自己的几幅禅意画，参加了上海首届文化艺术收藏博览会，这是一年半时间里他参加的第十个画展。“感谢信息业，我白天搞一个画展，晚上就通过网络发消息，我现在有四个视频，经由艺术公司放到网上。网络、媒体刊物、博览会，这些渠道能够帮助我联系那些关注艺术的人。”
他重复着这些营销手段，指望有人能记住他。“2011 年他看到我了，2012 年他又看到我了，2013 年再一看还有我，然后他就会在网上关注。福建那边的一个老板，春节前给我打了电话，你别老在北京，也来福建，来我们这搞个展览。”
“你卖画了吗？”当问起他时。
“还没有，但这就是成绩。”他说。
在画室里一坐三年，秦醉一个星期画一幅小画，一年的作品不超过40 张。“我的画是用心画的，一年才40 张，它怎么可能烂？”
有个画家和他同住一个小区，在北京混得还有一定名气。秦醉看见他就躲着走。“他那不是艺术创作，80% 以上都是抄别人的，他的路子是搞笔会，画20 张画给两万块钱，20张画够他画一辈子。”一些画家的作品在市场标价一两万，在笔会上却能花两万块买他20张作品。笔会这种形式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画家敷衍一下就能卖一批画，买家随便给点钱就能拿到真画，到手的价格跟白菜一样便宜。
有些油画专业毕业的画家，一辈子都在市场上推销自己。没事就抱着自己的画册，去金融家的聚会、企业家的酒会、各种论坛里逛，到那里在每个座位上放一本，人家往屁股下面一垫，坐一坐就走了。这种推销手段相对传统，效果也慢。有些神经脆弱的画家，干脆反打招牌：“我不是卖不了，而是不想卖，如果你真的要买，我也不是不卖。”所以你也能看到高士和隐者向外界频频宣布“我不卖”。
“你的东西真好，就真会有人找你。因为我时间短，得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必须的。
今年春节以后，一个月我接了好几个电话，不是谈画、参加活动，就是高端的场所要用我的画做配合。他们开始下手了，他们盯了将近两年也没和我来往，不等于他们没有关注我。当你持续去做的时候，他觉得你的东西有发展的空间，有升值的空间，他才开始下手，他们都是趋利的。”
最后，秦醉讲了一个艺术界的励志故事：
中国最顶级的画家曾梵志卖出的第一幅画是《协和医院》，买家是一个香港画商。那会儿，他已经不打算画画了，画画没办法养活自己。这时候冒出来了一个香港画商要花1700块钱买他的《协和医院》。上世纪80年代，1700块钱也不算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
结果人家给他的是1700美金！
拿到了1700美金，曾梵志才又捡起了画画的信心，他憋着没说的“放弃”二字，挽救了他的艺术生命。投资者要买的不是一幅画，而是画家整个艺术生涯，如果你没有未来了，再好的一幅画也是没有想象力的。
秦醉的一幅画标价3万元，但3年来他只以1000元的价格卖掉了一张。他找到了一位朋友，希望他们登一篇文章，介绍他的画作。他们在一起吃饭到深夜，离开时，他说了一句话，听起来那是整个艺术圈里逻辑最清楚的一句话：孩子要交学费，老婆开车要加油钱，一家人都等着问我要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