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这样的原著，孟京辉这样的导演，黄渤与袁泉这样的梦幻阵容，再加上先前我很看重的一些剧评人对该剧的大力赞美，让我在走进剧场时确信，我即将欣赏的，是这两年中国话剧最为优秀的作品。
结果呢？185分钟的时间，我重温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经典文字，见证了黄渤与袁泉令人惊叹的精彩演技，欣赏了孟京辉独步江湖的戏剧手法，但与此同时惊讶地发现，如此优质的剧本、演员、导演，却居然没有融合出一台足以堪称经典、可以流传后世的戏剧作品。是的，我真的有一点失望。
问题也许出在我的具体期待上：尽管我深爱余华的原著，但我原先希望的，并不是一场对小说《活着》“原汁原味”的舞台呈现，而是孟京辉对于这个故事的诠释——大胆的、尖锐的、个性化的诠释。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讲述中国人在苦难与死亡中苟且穿行的故事，在余华残酷而冷静的文字基础上，在张艺谋质朴而浑厚的影像书写后，到了以“先锋”闻名的孟京辉手里，会呈现出怎样新鲜特别的当代形式。
有那么一两个片段，我确信我看到了。全剧中我最爱的一场戏，是福贵与家珍的女儿凤霞喜结良缘之后。那是整个故事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也是孟京辉在该剧中屈指可数的原创片段。福贵在舞台后方酣畅淋漓地饮酒，家珍在聚光灯下吟唱着“海岛冰轮初转腾”的四平调。他是福贵，她是家珍，他如武松，她似贵妃，温柔的声音如月光般洒满整个剧场，那一刻，良辰美景，镜花水月。
另一处，是福贵离开军队、返回家乡时，在一束静止的灯光下，黄渤(饰演福贵)在原地由快而慢地奔跑，由缓到急的独白，其激情与控制都恰到好处，贡献了一段教科书式的完美表演。
可惜的是，如此璀璨的戏剧灵光，只出现在有关“幸福”或“希望”的场景中；而在展现苦难——也就是全剧的最重要主题时，这部戏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比如，福贵的儿子有庆之死。县长的女人难产，他兴高采烈地去献血，竟然被活活抽死，这是这个死亡密布的故事中最悲惨、最令人愤懑的死亡案例。孟京辉在这一段确也浓墨重彩——得知儿子死讯的福贵愤怒地敲砸着一个又一个的矿泉水瓶，飞扬的水珠在红色的灯光下如血挥洒。这样的舞台场景不能不说不“震撼”；然而这一片段持续得如此之长，黄渤的表现方式又过于悲壮，以至于在一两个水瓶之后，台上的福贵似乎化身为某个古希腊悲剧中遭遇道德困境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一个中国乡村承受丧子之痛的普通汉子。相比之下，这样的处理似乎还不如原著中的描写(福贵看到一个医生就抓住他，也不管他是谁，对准他的脸就是一拳；抬腿就朝县长肚子上蹬了一脚；狂吼“我要杀的就是县长”)，后者虽然简单粗暴，却符合人物性格，带着一种热腾腾的生命冲动与暴戾。
再比如，“好女人”家珍在漫长的病痛折磨后终于走到临终时分，在与福贵的相伴中安静逝去。袁泉用极为出色的台词功底念出原著中的温柔遗言，将观众的情绪调动到几近泪下的临界点，然而，就在此时此刻，舞台后方的大屏幕突然开始播放一段动画，展现的是几个卡通小动物做游戏、跳长绳的场景(类似的安排在全剧还有好几处)。我对此的猜测是，导演执意地不愿做任何煽情的处理，而故意地要造成一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然而猜测归猜测，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在那个具体的剧场情境中，我对这种安排是感觉十分突兀并委实难以接受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孟京辉表示，要让观众“以笑的方式哭”；事实是，在舞台上讲述这个原本沉重的故事，孟京辉确实成功地让观众笑了好几次(这并不意外，让观众笑，已成为孟京辉这两年行走江湖的不二利器)。然而，那些笑点真的能做到让观众笑后流泪么？——让老全用方言重复“谁也逃不了”来抖包袱？让偏头女婿看歪东西来制造笑料(还用了两次)？福贵两次骗小胖饼吃的小插曲，确实妙趣横生，然而用这种抖聪明式的桥段来表现大饥荒的情景，真的合适？红卫兵的言行举止，在今天的观众眼里确实有一种荒诞的黑色幽默感，但用这种程式化的方式来居高临下地嘲笑中国不久之前的那段历史(包括今天还活着的人们的长辈、朋友甚至自己)，是否轻率？……最重要的是，在一场场华丽的喧闹过后，观众能回味的、能反省的，能有多少？
对于中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所经历的苦难，文艺创作者们始终在讲述。“十七年电影”作为一种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规范的政治及社会象征行为，其目的是通过将“苦难”的神圣化与“革命”的崇高化，证明中国人民/共产党人的胜利之必然；而“文革”之后的1980年代的文艺作品，则旨在将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种种耻辱与创伤，转变为一种“民族复兴”的爱国动员；世纪之交又出现了新的讲述方式，比如姜文的国民性批判，抑或陆川的现代性重审。不同的讲述方式和话语构成，反映的是不同的时代文化与社会精神。
具体到《活着》，如果说余华在小说中通过向无常宿命的低头，完成了某种向中国土地文化/生存文化传统的回归，那么张艺谋则通过对中国社会大气磅礴的时代描写，将一个原先重在个体的故事转换为关于民族的寓言，并通过对原著有意的删改，呼唤温情脉脉的希望；而到了孟京辉这里，他一没有悲悯，二没有批判，三没有重审，而只是稳妥而保守地去“忠于原著”，加上一点人道主义情怀，再加上一些他作为金牌导演的惯用手法和独门暗器，使之成为一出不错的戏。好看？那是肯定的。但它只是一部合格的文化产品而已，因为缺乏勇气的创作，终究难以成就真正的艺术作品。
话说回来，也许我们怪不了孟京辉，反而要感谢他，因为他这部讲述苦难历史的当代作品，最终讲述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自身：体面的，光鲜的，在胆怯的历史态度、失落的价值观与混乱的意识形态之间盲目自信地兀自旋转的。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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