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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的界定与发展
女性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阅读，来唤醒女性之间的共同经验，从而产生女性话语共鸣，引发女性话语的再生产欲望和潜能，这是最初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1]]这个基本的方法也是通行的最有生命力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世界各地女性不同，但通过与文本的相遇，可以发生经验的沟通，从而建立基于阅读的对话，获得认识和成长的经验，并团结起来。
在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一书中，女性主义通用的基本批评方法，即经验批评“阅读与写作”，放在全书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则收录了有代表性的西方多种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Criticism of Our Own：Autonomy andAssimilation in Afro-America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中，伊莱恩。肖尔瓦特讲述了黑人批评革命的经历：从种族一体化诗学到黑色权力、黑人文学以及后来的重构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批评经历了妇女解放运动之前的“双性同体诗学”、女性美学以及70年代的妇女批评。伊莱恩。肖尔瓦特的论文从她自己出席1985年乔治敦大学文艺理论年会的经验入手，谈到女性在话语场域中的女性化和他者性，从一位女性手语翻译者被男性理论家忽略为不存在，探讨处境与话语的关系，深刻指出对差异性经验阅读和关注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历史的原因使黑人经验与白人经验迥然不同，黑人妇女参与妇女解放运动的经验与白人妇女经验的区别，正是黑人妇女们阅读批评中必须拥有话语自主的原因。作者强调经验批评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不只是妇女经验的共同，发现妇女经验的差异才能促进女性主义批评发展。
伊莱恩。肖尔瓦特(Elaine.Showalter，1941)，也译成伊莱恩。肖沃尔特，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实践理论家。1977年她用经验批评的方法写出成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an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提出女性基于她们自己的经验创造她们自己的文学，构成了人类不可忽略的亚文化现象。她分析并认为女性的写作出于一种共同的心理和生理体验：青春期、行经、性心理的萌动、怀孕、分娩，和更年期闭经等女性特有的生理过程及其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所特有的心理体验等。[[3]]这种众所周知的女性经验被肖尔瓦特认为正是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共同经验。这种共同会产生非自觉的文化上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妇女文学的亚文化。实际上，通过强调女性经验在女性写作和批评中的重要性，肖尔瓦特确立了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基础，即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经验必提供不同于男性的话语表达，从而为人类文学提供别样贡献。1981年她在名篇《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 inthe Wilderness)里，再次深刻指出：“迄今最近，女权主义批评始终没有理论根基，在理论的风雨中它一向是个经验主义的孤儿。”[[4]]肖尔瓦特实际上指认了男权中心的理论话语如风雨考验着女性主义批评话语，支持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核心只能是女性的经验。这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异曲而同工，只有当经验通过权力获得言说，进入话语系统，经验才获得了命名和表达，词与物的秩序关系才得建立。[[5]]
因此，肖瓦尔特在她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1979)中提出，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可以有力切入男性写作研究，通过阅读男性书写的女性形象，不仅可以发现对于女性经验的排斥、扭曲和疏漏，也可以发现男性对于世界的偏见；女性主义经验批评尤其有助女性写作研究，不仅能够发现女性建立的话语历史，了解女性话语特色，而且可以从心理学、符号学探求女性写作和精神生产的轨迹。[[6]]
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假想世界由男女两极经验构成，女性的经验一直受到贬抑而男性的经验被建立为唯一权威，只有通过女性经验的张扬和与男性经验的对话，才能改变世界经验结构的不平衡状态，使人类获得对于世界的全面认识。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虽然也受到争议，被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质疑是否有本质主义倾向，[[7]]但是，在它不断反思和成长中，它对经验差异性甚至流动性的关注，可以使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女性经验进入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序列，从而建构多元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建设性走向，越来越赢得女性主义实践者们的青睐。无疑，女性主义始终渴望着这样的理论，不仅可以与男权中心理论对话而且可以消解男权中心话语。女性主义希望中心和边缘可以互动式存在，一切边缘的经验可以通过话语表达而进入中心，一切中心话语的权威性可以通过质疑其经验价值而消解。这也包括女性主义批评本身的权威性与边缘经验在内。如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对于黑人妇女经验的忽视，使得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兴起并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构成。[[8]]
1995年陈晓兰在《外国文学批评》上撰文专论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的意义。她把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称为“经验论”，指是女性主义多元批评的“哲学基础”。女性主义批评并非一种统一的理论流派，它以否定、补充、修正男性的理论假定和方法为开端，同时又借用了男性的理论和方法为工具，因此呈现多元化特征。但以“经验论”为根本保证，就可以使女性主义批评不同于任何批评流派，不会像20世纪批评史上的许多流派一样，经历“观念的产生”“权威人物的出现”“重新制定文学标准”的高潮，最后被新的流派取代而“过时”这样的规律。[[9]]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方法能够保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树常青，也是它始终受到欢迎的理由。
肖尔瓦特本人的经验批评由强调共同经验，走向重视不同经验，把经验的差异性看成女性主义文学丰富多样的原因，她的批评理论也因为批评经验的日益丰富而不断修正和完善。这也使得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适应能力不断获得检验。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中，也娴熟地运用了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来阐述“Feminism”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演变。根据对中国语境，也就是中国读者接受经验的了解，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序言中讨论了“Feminism”的翻译问题。作为女性主义关键词，“Feminism”虽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从上个世纪初它由日文转译而来的那一刻起，就与中国女性认识自我与表达自我经验联系在一起了。为了更好切入中国经验和更加准确地表达当代中国女性经验，张京媛主张将其译为“女性主义”。理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在中国女性的经验中，前者是一个解决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已经保证了男女平等的权力。而后者，则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女作家们已经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来表达男女平等情况下的中国女性处境，她们被男性化的复杂后果，和她们寻找女性气质回归的复杂情绪，改革开放带来的性别竞争，尤其令中国女性需要发现自身的性别优势何在。为了更好地使西方女性主义发展起来的系列女性主义理论话语，与中国女性经验相逢对话，张京媛做出了话语权力的选择。
“Feminism”女性主义的中国话语选择，意味着文化层面上当代中国女性开掘自身经验，提取理性认识，把经验理论化的开阔空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通过阅读与写作的革命。”[[10]] Feminism女性主义想推动中国的阅读与写作革命，而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本身便是这样一场深入的阅读与写作的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课题选择了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来切入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提供的大量文本，并通过与福柯话语理论的互动，来研究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话语的经验构成、文本特色、价值取向及思潮走向。
第二节 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困境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验批评方法在中国本土语境中的发展，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做了较细致梳理。[[11]]按照“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性”、“女性写作”几个重要词汇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出现先后与争议情况，该书有序地呈现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
该书认为，“女性意识”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端词。这个“女性意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于当代文学批评中，[[12]]便是中国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经验与男性经验的不同；而这种意识到了女性经验与男性经验不同的、由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便是“女性文学”。[[13]]如此说来，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女性文学”实际上就是指女性主义文学，它区别于传统的妇女文学，但传统的妇女文学同样可以置于女性主义经验批评之下进行研究。该书虽然梳理了不同观点持有方对“女性文学”概念维护和坚持的理由，[[14]]但没有能够发现背后的原因恰恰是现代性所固有的思潮运动特点，[[15]]使各方意识到了“女性文学”不仅区别于传统妇女文学，而且将作为持续存在现象，“女性文学”命名和概念有其持续存在必要之理由。
女性主义文学之不同于传统妇女文学，在于对于性别经验的明确意识和由此表现对于生活的不同表达。简单地说，传统妇女文学囿于认可传统的被给定的女性生活，在文学中也限于已有生活的表达和想象。女性主义文学则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经验和生活的可变性，在文学中表现批判和突破现有生活的想象。在可变的意义上，女性主义文学呈现出深刻的现代性特征。事实上，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都是人类现代产物，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转变，男女性别结构转型的必然产物。但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区别于一般现代性精神之处，是其女性经验对于现代经验的有效完善和丰富，从而使人类认知拥有多元视野。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女性生活的多样性，使女性主义文学并非独秀一枝，传统妇女文学依然有存在空间和价值。然而，女性主义文学以思潮的形式存在，却是其引人注目的所在，它体现了女性写作群体独立存在，并互动获得现代生长动力，同时通过话语生产呈现主体性存在的思想运动特征。这正是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需要探源总结之所在。
该书通过梳理发现，进行“女性主体性”建构标志着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向成熟。1989年孟悦、戴锦华专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出版是一个标志。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对现代女性文学史中女性主体成长过程有精彩论述，核心观点是，只有真实于女性自身经验写作，通过言说和书写女性经验的真实，女性才能打破“父权象征秩序”的迷宫，获得自我成长的突破，获取女性的主体性。[[16]]这本成功的批评专著引领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于男性理论家思想方法的借用和改写，全书借用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讨论女性在“父权象征秩序”符号语义系统中的困境，但解决困境的方法和手段却完全是女性自身的经验。通过对每一位女作家创作分析，强调女性通过对自身经验书写的坚持，去建立自己在话语空间的主体性身份。虽然由于话语实践的艰苦复杂，女性主体性的获取并不简单，首先它需要连续的建设，其次它也不是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地反复和不断地建设，但建构女性主体就是实践过程。《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结尾，也许过高估计了“父权象征秩序”对于女性主体成长的压抑和阻碍作用。在批评话语与写作话语的对话中，女性经验主体从女儿成长为女人的历程，在后续的历史际遇中实际上被认为没有起到经验智慧对实践应该的作用，这从女性主义经验批评角度，也许可以说正是借用男性理论家理论和方法所产生的局限。因为如果承认一个人的特殊主体性有多种多样的形式，[[17]]女性写作的现代探求即使遭遇压抑和挫折，也不一定由此表明女性主体不复存在，换装为花木兰也不一定表明花木兰丧失了主体性。然而，是什么样的主体性以及以什么样方式呈现主体性，的确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需要破解的难题。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多元而复杂。源于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批评，认为女人和人的经验是共通的，通过共通经验而思考女性经验的独特，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验之一。刘思谦教授的女性文学批评多持此立场并取得了瞩目成绩。[[18]]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性沦丧只是因为受压迫、被剥夺了社会生活空间而导致的，女性完全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而成为社会主体。然而文学中获得了社会劳动者主体身份甚至成功的女性，在生活中却并没有因此而体会到人的主体的自由和幸福，这却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阐述的另类的经验之一。[[19]]
如果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把女性经验的开掘、命名当成一个重要工作，则更把女性经验成长的女性主体建构当成工作的目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三大场域展开，它们是女性的阅读、女性的写作和女性文学史的发现。女性的阅读，是指作为认识世界和体验生命的女性主体的阅读，她阅读和批判男性书写的文学，指出其中女性经验的缺失情况和由此产生的偏见程度。女性的写作，是指作为认识世界和体验生命的女性主体的写作，她书写自己经验的独特与经历人生的成长，记录作为个体生命的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体验，并通过自己的写作建立自己的话语，表达对于世界的观点，参与世界对话。女性文学史的发现，则是女性主体对于自己历史的寻找，通过女性文本的再读再阐释，把历史上遗忘的女性文本找回来，建立它们的话语联系，并重新阐述历史。《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也梳理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此三个场域进行的尝试性工作。[[20]]正因为还是尝试性工作，批评经验积累的不足，也使要通过经验成长而实现的女性主体建构显得单薄。由此，也呈现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着的诸多重任。
事实上，对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生产力的忽视，或者正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体建构不足所在。只有当认识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是女性主体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话语生产，才能把女性主体的历史地位提高到应该的高度。这也是本课题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在讨论“女性写作”时，用了“作为女性写作的私人／身体写作”限定性表达，梳理了不同观点对于90中期出现的私人／身体写作的看法，并集中到身体、私人、性别与权力关键词。[[21]]这一集中也体现出了作者的倾向，倾向于对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理论的借用，如此就把多元的女性写作简化了，集中到关于私人／身体写作对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意义上来。
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理论可说是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的极致发挥：
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变成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者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
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候，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
……[[22]]
女性生理经验和社会经验交织沉淀，对生理经验特别是性经验的开掘对于重建女性经验主体无疑意义重大。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于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理论的重视和借用，原意是建构女性主体性，然而发生在90年代消费语境的中国情形却如贺桂梅所描述：
“个人化写作”对女性成长的性经验的重视，对父权制社会中性别压抑意识的自觉，并有意营构女性主体形象和一种独特的表达风格，正是试图实践一种基于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美学。但“个人”与“女性”连接在一起，造成的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是，尽管女性可以呈现被父权制文化所压抑、擦抹的女性经验，但这种关于女性经验的书写仍旧必须在以父权/男权为等级结构的社会/文化市场上流通。也就是说，关于女性差异的表述，固然可以撼动或瓦解大众文化和社会常识系统中关于女性的定型化想象，但由于把“女性”与“个我”、私人性空间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另一层面落入女性作为父权社会文化的“他者”、“私人领域的女性”等等级结构当中。在“个人”/“私人”纬度上对于女性“差异”的展示，事实上没有改变社会性别秩序，而正好满足了后者的想象和需要。这也正是“女”字成为商业卖点的原因。另外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个人化写作”所确立的女性主体想象，在单一的“男人”/“女人”性别纬度中谈论问题，而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差异。被越来越批评者指出的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个体，多是一些“中产阶级女性。”[[23]]
这种话语困境，也使得《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梳理止步于“私人／身体写作”。一方面身体写作理论阐述了作为女性写作的私人／身体写作事实，另方面它却没有与中国语境发生更深入复杂的经验对话，这使得中国当代的私人／身体写作事实成为了一个似乎是脱离中国现实，仅与身体写作理论操作相关的书写行为。
当然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方面，发生在中国90年代的私人／身体写作事实，蕴含着丰富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信息，和女性在其中参与、承担及适应商业环境的复杂经历，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民众对于私人日常生活关注的热情。然而，身体写作理论没有能够进行更有说服力的阐述。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写作的其他角度仍然深入进行，女性话语生产仍然保持诸多面向的努力。但对于本土中国女性经验复杂性的难以命名，批评和研究缺乏本土理论支持。这两方面相加或者就是从9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界频繁地使用“困境”、“危机”这类字形容自身的处境的原因。[[24]]这一困境没有随着1995世妇会的召开，更多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可资借用而解除，或者可以理解为，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需要与中国经验结合对话的再生，而这种结合对话的再生过程，也许需要返回对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文本的重新细读，特别是对本土中国女性经验的重新认识和评估。
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所假设的两极经验，有助批评沿着逻辑的同一律展开，在这种逻辑中，女性写作将建立起女性的文化，即基于女性经验主体对于世界的价值体系。戴锦华在她的专著《涉渡之舟：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2002年)和徐坤在她的专著《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1999年)中都体现了对这一逻辑的遵循，和由此展开的关于女性写作的文化探讨和文化想象。[[25]]在她们的表述中，女性写作不限定于私人／身体写作，而是多元化的写作，是主体冲破男权和父权象征秩序努力朝向女性解放的文化冒险之旅。
在对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文本进行研究之后，戴锦华透彻地发现了沿着女性经验之路抵达女性文化建设的重重困难：它要面临的不仅是男权文化的壁垒，更重要的是围困女性已久的文化镜城。在这个镜城之中，每一次对目标的逼迫，也许恰恰是一种远离。[[26]]
戴锦华充满思辨的批评语言始终在分析镜城，即男权父权象征秩序制造的女性自我之城，如何成为女性寻找真实自我的阻绕和围城，女性写作参与历史的分解并尝试在间隙中显现隐匿其后的女性经验，女性写作的话语表现为对男性话语栅栏的越界，因此，似乎女性经验确证的最后净土只能是姐妹之邦。而姐妹之邦的精神文化，在穿越都市荆棘中如同安慰的花朵。这样的文化想象，相比文化冒险的艰巨涉渡努力，似乎也使戴锦华对女性主义批评本身的穿透力有所怀疑，她曾用“犹在镜中”来表达自己作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境遇。[[27]]她似乎更加确信冒险过程的意义，或者更加喜欢冒险过程本身的智力乐趣，对于女性写作展开的文化想象反而并不是很乐观，或者说，并不是十分充满热情地发现和展示。戴锦华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说是女性写作原画复现式批评，重在对女性写作过程的详尽分析，展示女性写作过程所充满的话语权力搏斗和技能策略调整，探索写作的经验与女性的经验二而合一的动态过程，呈现写作的主体和女性的主体于实践中建构的艰巨历程。
每一次对目标的逼迫，也许恰恰是一种远离，这使得戴锦华对于女性写作的价值目标充满疑虑。她认为当代女性写作虽然日益成熟丰厚，但依然是一种没有坐标的精神历险。[[28]]
这种没有坐标的感觉，或者对于价值目标充满疑虑的思考，也体现在徐坤的女性主义批评中。不过，徐坤坚信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最终会由边缘向中心过渡，这或者由于她本人是作家的缘故，直觉让她相信，只有从渴望西方理论话语认同和提携的梦想中醒来，才能发现当代女性写作对于本土女性主义诗学建构的努力与成就。[[29]]
第三节 日常生活书写：
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中国经验重估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指出：如果在中国存在某种全民共识的话，那便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抱负——即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现代化一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目标。[[3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的激进革命和温和改革，使得中国已不复再是传统中国。每一位身在其中的中国人，都深切体验和承担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艰苦巨变带来的身心激荡和痛楚。事实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往昔的改变，在被组织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过程，传统男主女从、一夫多妻的生活模式渐渐甚至彻底解体，代之以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社会现实。
1949年，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给予妇女与男人平等地位，男女同工同酬待遇，中国女性获得了全世界女性为之奋斗所希望的男女平等机会。诚如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一方面从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人力资源角度，解放妇女就是解放劳动力，另方面选择西方帝国主义不曾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实践其中包含着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妇女获得与男性同等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以及由此分享劳动收益和成就，及获得劳动技能所需的同等受教育机会，在中国，可说是国内国际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正是工业革命时代，早期西方女权运动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服从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女性在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权力需求的状态下，整体地获得了被给予的男女平等权力和社会地位。
尽管在中国广阔复杂的地域，不同阶层女性的处境有所不同，传统的力量也不可能因为法律就立即退出现实生活，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始终维护女性平等权益，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知识女性和作为知识女性之一部分的写作女性，因着这样的国策和自己的知识而享有了更加名副其实的男女平等机会。和过去没有机会进入写作空间不同，男女平等国策把当作家的机会平等交给了男人和女人。这或者可以说明，在中国，拥有数量众多女作家和女作家担任作家协会主席的事实。
相对于大多数也许没有意识到被给予平等权力和社会地位具有何等重要意义的女性而言，知识和写作女性或者不仅体认到了这一份权力的重要，而且也发现了维护这一份权力的不易，甚至于意识到权力背后的斗争和纠结。在拥有这份权力的得失之间，她们也许是主动，也许是被驱动，开始了作为中国女性代言人极其复杂的中国女性经验的表达。
事实上，当代女作家作为女性群体代言人，深刻丰富呈现了中国社会巨变时代中国女性的复杂的处境，和中国女性于复杂现实处境中寻求人的完整性的艰巨努力。因为她们所面对和经历的是如此难言的严酷现实：生产力低下，现代化过程曲折漫长，“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以贬抑男性为前提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通过男性经济地位的贬抑而达到男女平等。男性的经济优越感的丧失，则使他们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全面瓦解，他们没有理由自以为是，而谦恭驯服成为他们的天性。”“妇女解放成为一项卓有成效的管理策略，妇女无意中成为驯服男性的同谋。”[[31]]这样的男性处境，必然导致中国男性经验的扭曲，甚至对于女性解放的敌意和误解。或者说，由于中国男性的如此压抑体验，必也深刻影响到本土中国女性的解放经验。她们的“被解放”是轻易获得了，她们的“解放”却因此格外复杂和纠结甚至于沉重。这或者可以用张洁《方舟》题记所写“格外的不幸”来形容。“方舟”之中的女性，没有男性欣赏、没有男性扶持、更没有男性关爱，遇到的只有冷漠、嫉妒、不怀好意的骚扰和破坏，男性们不仅是无情无义，且可说是卑劣低下，他们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痛苦根源而不是幸福来源。他们并不强大，但他们是庸碌生活和低级趣味的维护力量。
传统中的英雄好汉们都到哪儿去了呢？中国的男子汉们什么时候灭绝了呢？当代女性写作从日常生活着笔之际，就发出了不同于西方女性写作对于男性强势压迫的反抗之声，而是对日常生活扭曲变态追问之声。中国女性遭遇的痛苦，复杂莫名而深刻，这一切使她们意识到改变日常生活状态的重要。或者说，这一切令她们要张扬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它们不能是压抑、剥夺和低级趣味，而必须是生机勃勃，充满生命阳光。
女性写作追问日常生活中男性们自身的遭遇，这是中国女性写作关怀性别构成的别有深度之处。在张洁的《无字》中有深刻表述。张洁在书写三代女人的苦难遭遇时，同时书写了三代导致女人苦难的男人们的命运。他们投身战争、革命、改革，然而并没有因为孜孜于这些他们认为伟大的事业而获得应有的名份与尊严。男人们在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下，徒然追随现代性，却终是平庸无名之辈或者名份付诸东流。历史迅疾演变，他们一无所有。与彪炳史册的愿望相反，一无所有是男人们的真相。这样的真相让他们无法接受，他们因此而变态。他们把变态的行为发泄到与自己一起生活的女性身上，给她们带来无尽的灾难与伤痛。如果说《无字》道出了百年中国男性和女性在追随现代化过程的沉重代价：日常生活的丧失，那么它对日常生活反思之深刻，恰恰在于切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性别构成。但此处的性别构成却并不是单纯的男女性别构成，还有高于男女性别单元之上的强势西方，强势西方的现代化压力高居于男女性别结构之上，扭曲改变了男强女弱的格局。男自身也是弱的，弱到男女格局崩溃，各散一方，落得《无字》的结局。重建日常生活于是成为当务之急。
基于百年现代化过程中国男性处境的复杂，和男性经验对于女性解放的深度影响，当代女性写作执着于日常生活经验表达，而不直接进行女性解放诉求，是有其深刻本土经验理由和写作策略的。因为只有通过日常生活中男女矛盾和性别构成的复杂深刻揭示，才能深入揭露中国的社会性别构成所受现代专制力量影响的程度。进一步的，揭示中国的社会性别改造，需从日常生活领域出发，而中国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时代的日常生活之迥然不同，在于现代化的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说，正是中国的国情使得中国的性别问题沉潜于日常生活领域，一切话语言说，需从日常生活领域为原点。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已经被组织到现代化的目标之中，男女平等是现代化过程的组织策略之一。男女平等的、共同的服从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宏大目标。这一目标是西方位势给予的。在这样的位势压力之下，中国男性与女性既有共同被压抑感，又有改变压抑的共同渴望，他们共同和差异常常纠结难分，试图通过对方而寻找心理平衡的努力，也片刻不曾放松。在此，为了整体的尊严，日常生活的尊严常常处于压抑和紧张的斗争中。高度压抑紧张的中国日常生活，在《人到中年》和《人啊人》中都有充分展现。大量的女性书写文本也深入表达了这种高度压抑紧张日常生活状态下的中国人的处境，如铁凝《玫瑰门》揭露女人们在压抑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尖锐的生活政治角斗，池莉《烦恼人生》揭示夫妻们在紧张的日常生活中潜伏的杀机和恩怨，都可说触目惊心。等等。所以渴望改变日常生活的努力成为一切努力的起点。
因此，重估当代中国女性经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价值目标的前提。中国女性的经验，可以说不仅与西方白人妇女不同，也与黑人妇女没有太多共同之处。而且，也迥然不同于现代时期的中国妇女经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只在当代中国和苏联等较少的国家进行了实践，在西方并没有可以相通的经验分享，在现代也没有这种实践的经验。李小江曾用对比的方式描述中西女性经验的差异：
50年代，正当西方世界为平复战争创伤，男人重返职业，女人重返家庭，造成两性角色重新裂变时，中国妇女却大批走上社会参加生产劳动，在男女平等的法律保障下走进一个原是男人的世界，社会的超前认同决定了处于低谷的妇女自觉归同的心理意向和行为趋向，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对妇女的抽象根本不可能。即使有人提出，哪怕它在科学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在现实运动中也会被社会特别是被女人自己视为“反动”。
60年代，当西方妇女在女性角色复归的压抑中重新觉醒，重新树起女权主义大旗的时候，中国全社会正经历着空前的浩劫：它裹挟着所有的人，也裹挟着融于社会的中国妇女。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政治运动，也无论是城市的、农村的、有知识的或是文盲，女人未曾因身为女性幸免于难。在她们柔弱的肩上，社会的苦难是与中国男子的同样沉重，这种境遇这种涡流中，不要说专门的女性研究，就是想把女人单独从漩涡中拯救出来也是奢谈，男女平等的政治生活不允许这样做。
还有一种梦：“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得到。”这曾为多少代女人梦寐以求，在中国一度成为社会的召唤和女人执著的目标。将女人提携到男人的水准，在一个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社会，对这个社会中卑贱成性的女性，无疑是一种恩惠。女人终于被看作和男人一样的人。在这种心理格局下，要将女人从大一统的“人”的概念中剥离出来研究，感到畏惧和奋起反对的，首先会是女人自己。
30多年来，中国妇女走过了这样一种路：尽管中国贫穷落后，她却在这个社会中分享了和男子一样的社会权利，承受了和男子一样的社会苦难。因国度的贫穷和落后，也因她对社会认同的自觉和深切，她实际承受的苦难较之其他国家妇女便愈加沉重。无论最终意义上是解放的还是未解放的，在这个世界上，正因为中国妇女较其它许多西方国家的妇女更早更充分地经历了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她才更深切地体会到平等原则之下女人迥异于男人的甘苦。[[32]]
经验的差异性因对比而突出，思想也因比较而产生。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无疑极具中国经验特色。因有更深切地体会到平等原则之下女人迥异于男人的甘苦，便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改变的想象。《人到中年》、《人啊人》和《方舟》等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经历都无一例外不享受了男女平等机会，她们成长于共产主义理想，献身于集体主义事业，人到中年遭遇日常生活困境，或病危之中或健康丧失状态。这些病妇形象却不止于控诉，也不止于煽情，穷则思变，对比的人物形象或者直接的思辨语言，体现的都是女性主体思想的生成：是她们对于日常生活正常化的呼唤、召唤和想象。她们或者发出李宜宁式的让生活回归平静从容的呼唤(《人啊人》)，或者希望启蒙新一代男人，最终让男人理解女人的不容易，达到真正的因为理解而平等(《方舟》)，或者想象姜亚芬式选择其他生活方式，把幸福寄托于新生活方式的开拓(《人到中年》)，等等。自她们开始，当代中国女性写作连续不断探索日常生活领域，并为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命名与价值张扬。如残雪对日常生活形而上意义的表述，方方、池莉对烦恼人生现实场景的再现，王安忆对日常生活诗意人生的张扬，铁凝从日常生活角度对历史和人性进行的深刻反思，陈染对私人生活政治意义的表达，林白对妇女闲聊历史意义的开掘等等。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女性主义思想的壮阔风景。也呈现出中国女性写作从自身经验提取诗学的自觉。
同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已进入多元对话阶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及后现代女性主义、全球女性主义，体现的是西方社会现代实践和思想实践中成长的各种女性主义思想。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则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和男女平等生活实践的反思，是中国本土经验中成长的女性主义思想。如果说西方的“每一种女性主义”“都对女性主义思想做出了丰富而持久的贡献”。
[[33]]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贡献也将获得认识。
在西方研究中，虽然不得不对女性主义进行各种源于“父”标签的归类，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归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完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归于对弗洛伊德观点的补遗等等，但强调女性主义不依赖任何父权制思想重建哲学，也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共识。[[34]]女性作为体验生活、认知世界的生命独立体，所具有的独立思想能力和根据女性经验创造女性主义的能力，日益成为共识。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一方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和生活实践的反思，另方面也获得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各种女性主义思潮涌入的激活，然而根本上，依赖于当代中国女性写作对中国女性经验的提取。她们没有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概念化，没有出现女性写作的概念化文本。重构日常生活价值的自信和自觉，反证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自身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第四节 日常生活价值重构：
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中国诗学定位
召唤日常生活正常，书写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将日常生活作为审视评介百年现代化追求的一面镜子，日常生活价值重构，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涌现的原因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构成思考和批判，则是思潮呈现出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力度所在。
日常生活领域成为当代中国女性写作选择的舞台，不仅因为现代化演进的现实原因，即日常生活丧失因而亟需重建的迫切需要，而且因为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话语中断，文学空间中日常生活领域被屏蔽已久，女性写作可作为的诗学空间虚位以待。正是现代化压抑压缩的日常生活经验累积，历史传统所积淀的女性日常生活经验智慧，使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以充足的底气接受挑战并交出卓著成果。
西方的现代化推进，首先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接着在中国发生连续演进。中国经历了清末的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民国的军阀混战和世界大战，内战之后终于走向和平的共和国，则以极端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方式，不断与帝国主义较量。直到选择改革开放，以经济合作方式进行西化运动。二百年来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不说酷烈异常。各个阶层的生活，不能不说都有苟且偷安之感。
如果说前现代中国渴望现代化的巨大压力，驱使着中国的男性投身革命、奔赴战场，献身现代化事业，思变思改，男人们不得不把全部精力用于“由社会化生产、经济、政治、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等构成的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以及包括科学、艺术和哲学等在内的非日常的精神生产领域。”[[35]]而“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日常生活”，[[36]]他们不仅几乎无暇顾及，且因为“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37]]而被有意进行改造。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封资修运动、文化大革命，无一不对日常生活的传统和习惯进行批判，对血缘和天然情感进行否定。阶级斗争运动更是要求以阶级感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血缘亲情、伦理感情。
在当代文学的话语序列中，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似乎不得不以日常生活的牺牲为代价。由男作家写作的大量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英雄人物压根儿不生活在日常生活空间，他们因为不平凡、不日常，才成为了英雄。著名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旗谱》《红日》和《创业史》就是明证。
而女作家笔下的人物也决非凡俗之辈。以《青春之歌》为例，摒弃无所作为的日常生活奔向大风大浪的革命生活，正是女主人公的青春之歌。
林道静与三个男人的故事之所以被讲述为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精神历程，与三个男人教给林道静对待日常生活不同态度直接相关。[[38]]余永泽是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沉迷于日常生活，要求林道静安静地守在家中，两个人过花前月下的生活，不管世间的不公和他人的痛苦。正是余永泽的这种庸俗生活立场，使他永远失去了林道静的爱情。而林道静曾经热爱他的理由，是他常常给她讲述书中的故事，理想的资产阶级人物和他们的精神之爱。日常生活却与理想无关，周而复始，枯燥乏味。
卢嘉川为什么令林道静满怀爱慕之情呢？他对于日常生活另有一番高明阐述，他告诉林道静，她日常的煮饭洗衣不属于小事情，和她送情报贴传单一样，也与他从事的学生运动一样，是无产阶级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卢嘉川不仅为日常生活赋予全新意义，而且也的确把林道静的日常生活组织到了革命行动之中。
卢嘉川牺牲之后，江华走进了林道静的生活。他是以革命指导者和革命生活伙伴的身份获得了林道静的尊敬和爱。他带领她走向职业革命，走上街头。而这一切她所向往和不熟悉的，由他教会她，他更像她的兄长，他让她安全和温暖。
通过放弃传统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纳入革命事业，最后选择革命事业，《青春之歌》式女性写作，实际上是女性被宏大革命叙事书写的象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想实践的文学表现。因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被父权制度分配在家庭生活私人空间而失去了社会公共空间；解放妇女的出路在于让妇女重返社会公共空间，让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和社会政治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明，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39]]在这样的意义上，《青春之歌》又的确是当代中国共和国时期的女性现实书写，因为此时期女性的生活现实与书中的叙事故事是重叠的。当代中国解放妇女，首先让妇女参加革命，随后参与社会主义集体劳动，女性的传统日常生活因此而被打开，女性进入了社会公共空间，所以放弃日常生活的过程，正是女性被改造、被解放的过程。林道静由家庭出走，由革命者引导走向革命，走向社会，迈出了对社会认知和被社会接纳认同的第一步。
第二步的情况如何呢？显然，江华不可能始终指导林道静，林道静也不可能始终以江华为师。在投身社会和被社会接纳之后，林道静们的故事如何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在中国的现实检验情况，须由女性们自己来说出。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呈现了这一实践的复杂成果，包括思潮本身，在精神历练上，实践是当代中国女性走向成熟的熔炉。
如《方舟》所发现的，走向社会并受工作历练的荆华、梁倩、栁泉们，已经成长为知识女性群体，拥有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如果以男性同样的社会标准衡量，她们已是成功的职业女性。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涌现的写作女性、女作家群，也是知识女性群体的一部分。不过，复杂的情况是，她们的独立和成功却无男性欣赏。作为一名女性马克思主义学者，荆华发现男性学者们不把她当回事，不把她的思想观点当成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作为导演和翻译的梁倩、栁泉们，也遭遇了同样的冷遇。更加严重的是，她们在追求事业的过程，外表所呈现出的阳刚之气备受男性歧视，认为她们不像女人的样子，不配得到男人的爱。
这样，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践遭遇了挑战和考验：一方面，并非离开了家庭私人空间，到了社会公共空间，女性就能够获得平等地位。另一方面，既然在社会公共空间同样会遭遇不平等，那么，社会公共空间的男权力量需要全面认识，同样，在家庭中遭遇不平等的程度也值得重新看待。同时，父权制度既然充满了所有空间，女人们的解放策略就可以在不同空间用不同策略展开，而不一定局限于社会公共空间一条实践道路。也许多条实践道路的互通，女性在日常生活空间更多优势的特点，有助策略性展开女性自我解放。等等。在社会实践遭遇中产生反思，和由这些反思展开的文学想象，便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丰富多彩的内涵。某种意义上，反思现代化将男人和女人带到白热化竞争的社会空间所带来的人的状态的改变，思考男人和女人现实权力构成、处境及未来关系，关注人类在现代生存中的生命质量和生活价值，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诗学课题。
《人到中年》以“中年”陷入生命危机、反思生命生活历程的形式，用文学的象征手法，提出了当代中国女性于竞争激烈的现代化过程，需要自我解放、需要重新看待日常生活意义、和需要重构日常生活方式等诸多复杂深长的母题。
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中有这样的表述，“陆文婷在奉献和隐忍中表现出她对自己未能很好地做一个贤妻良母而痛苦、内疚，流露出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困惑与认同，但是，陆文婷的形象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女性’的角度，均体现了主体价值。”[[40]]在这里，主体流露出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困惑与认同，当然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贯穿于陆文婷的潜意识，令她处于日常生活温馨幸福痛楚的想象中：给儿子买双球鞋，给女儿扎只小辫，一家人去北海划船……然而，她躺倒在病床上，生命垂危。是紧张的工作剥夺了她的日常生活享受，谁有权力剥夺她的日常生活？在她献身工作的时候，潜意识的反抗和质疑并没有停止过。
作家谌容融汇着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经验，把反思和质疑通过人物形象传达出来。与陆文婷高度紧张忙碌投身工作构成对比的，是陆文婷的邻居、陆文婷的好友，她们和陆文婷完全不同。邻居是一位传统老太太，只有她闲来无事而有好心情，正是她的好心帮助，为陆文婷带女儿扎小辫，让刚强的陆文婷为生活流下眼泪。好朋友姜亚芬则决定不走陆文婷同样的人生之路，为了家庭的幸福而选择出国。作家如此巧妙的人物对比，呈现出女性生活的多样选择，体现了女性写作对女性现实生活思考的深度，以及应对策略的灵活机动。
乔以钢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中指出“新时期女作家力求走出‘启蒙话语’的覆盖，向日常生活经验还原”的现象。[[41]]事实上，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不只是向日常生活经验还原，而且同步就开始了日常生活的价值启蒙。或者可以说，正是日常生活的价值启蒙，取代和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工具理性启蒙。
虽然科学、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理念并没有全部实现，甚至还需要在中国进一步启蒙，以求从器物、文化到制度的全方位现代化。但中国的、由国家组织的现代化实践，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却已用另一种现代化方式即不雷同于西方模式的苏联模式，全方位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结构。被高度组织的现代中国生活，已经成为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在举国之力追求现代化过程，享受日常生活被当成资产阶级趣味而遭摈弃。
中国女性传统的生活主要在日常生活空间进行。现代化将中国女性从传统生活解放出来，让她们与男性一起奋斗在社会劳动空间。一方面，社会劳动空间让她们体会到新的不平等，另方面她们仍然需要在日常生活空间承担母职和妻职，这使她们产生对比，让她们有了审视历史、反思现实生活及发现人性的机会。
对比现代化的坚硬尖锐，日常生活的温暖令人神往。新时期女性写作并不回避《沉重的翅膀》这样重大的改革题材，表达对现代化的严正关注，但是，更加关心人的处境、人性的守护。长期以来现代化的压力，当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场景屏蔽已久，女性写作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恢复，带来了当代中国文学美学风貌的转变。日常生活的启蒙，首先是美的启蒙。
张洁《森林里来的孩子》、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王安忆《雨，沙沙沙》都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唯美价值启蒙作品。她们开辟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日常生活唯美的思想源头。这些作品呈现出另一种现代性，即反思现代化的现代性，追求日常生活品位的现代性，具有关爱生命、以人为本的人道情怀。
关爱生命、以人为本的人道情怀，源于母亲养育生命形成的人本意识，当这种意识在女性写作中被突出强调和获得强烈表达，就是女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对这一思想不断地表述和开掘，就会不断产生女性日常生活话语。当代女性写作可说是日常生活话语不断生产的过程。
基于关爱生命、以人为本的人道情怀，当代中国女性写作在日常生活话语的生产过程，把性别问题纳入到日常生活思考领域，表达了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男性处境的深度关切。如张洁长篇《无字》、王安忆中篇《小鲍庄》和《叔叔的故事》、项小米长篇《英雄无语》，无不是令人叹腕的男性命运反思力作。他们由于日常生活的丧失而失去生命价值定位，对待自己和女人以不同方式的残酷无情。如果说女人是变成的，在这些文本中，变成的男人给自己、女人和世界制造了悲剧。这些小说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思想作品。是反思现代化的启蒙。而且，深刻呈现了当代中国性别问题与西方性别问题的差异特质。这特质用作家张洁的话来说是“性沟”：
她命中注定永远飘泊，而不会有一个自己的窝。也许她们全会孤单到死。这是为什么？好像她们和男人之间有一道永远不可理喻的鸿沟，如同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有一道“代沟”。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别的沟壑？可以称它做“性沟”么？那么在历史发展的这一进程中，是否女人比男人更进步了，抑或是男人比女人更进步了，以至他们丧失了在同一基点上进行对话的可能？[[42]]
当代女性写作并没有止于男权批判，而是试图探讨男女经验的差异，“性沟”的提出，正是性别经验差异意识的觉醒和启蒙。重视中国女性经验的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也注意到并非常重视女性写作中对于中国男性经验的表达。她使用文学中出现的“性沟”一词并对男女性别经验的差异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追溯。在《性沟》[[43]]一书中，李小江从生理性到社会性的差异入手，分析了文明社会相对于人的社会性对人性的自然性、生物性方面的长期忽视，从而导致两性间“性沟”的存在。认为所谓的妇女解放却让妇女一方面背负着人类自身生产这个不可推卸的义务，另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又失去了历史的母性的庇护，在“男女平等”的表象下划开了一道令人尴尬的“性沟”。李小江的分析批评了中国式妇女解放实践的偏颇，有助理解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反思。反思的重点正是对于性别经验差异意义的认识。特别强调女性经验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价值，它基于人类自然生存并嫁接着人类自然与社会生存的结构，是人道之根本。以之衡量人的生存意义、生活质量、生命价值，就会不断生产女性日常生活话语。而日常生活话语体系的形成，也将是“性沟”交流对话的语言桥梁：平等的对话交流，不是要求一致，而是尊重差异，看重差异存在的意义，男女性别经验差异及其不同价值的同等对待，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目标所在。
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诗学意义，即在于，当代中国女性写作表达了现代化处境中，当代中国女性经验和当代中国男性经验的“性沟”差异，并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价值的强调，以女性日常生活经验反思现代性，传达与中国当代男性的对话交流，呈现出当代中国女性话语的信心与实力。唯美的启蒙、差异的启迪，表达的正是平等和爱的理想。
现代化所带来的全球竞争，全球化时代生存差异的尊重，和性别平等作为差异平等的对话需要，使日常生活价值重构不仅成为了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诗学定位，也启示着个体生存的哲学：“幸福是日常生活中‘有限的成就’的意义上的‘为我们存在’”。[[44]]因之，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所进行的日常生活话语生产，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竞争力和生存竞争力的表现。
[[1]] (英)玛丽。伊格尔顿：《第一章 寻觅女性的传统。引言》指出最初女性在没有传统的文学阅读中，唯有通过经验来发现其他女性。见(英)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 陈彩霞 林树明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P1—P9，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
[[2]]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3]] (美)伊莱恩。肖沃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增补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4]] (美)伊莱恩。肖沃尔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见《最新西方文论选》，P256，王逢振等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
[[5]] (法)福柯：《事物的秩序》，P11—P12，纽约兰登书屋，1970年。
[[6]] (英)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P332—P336，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
[[7]] TaniaModleski:Feminism Without Women:Culture and Criticism in a “PostFeminist” Age，New York ；Routledge，1991，P4。
[[8]] (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9]]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的经验论》，《外国文学批评》1995年第2期，P42—P47。
[[10]]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11]] 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 同上，P19。
[[13]] 同上，P7。
[[14]] 同上，P6—P10
[[15]] 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该书虽然缺乏性别视角，没有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作任何表述，但对“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关系做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认为文学思潮是现代性时间产物，现代性导致文学以思潮形式更替。
[[16]] 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P60—P7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导论P4，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 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P87—P9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 同上，P100—P102
[[20]] 同上，P108—P150
[[21]] 同上，P152
[[22]]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P188—P2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3]]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24]] 同上。
[[25]]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26]] 戴锦华：《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27]] 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
[[28]] 戴锦华：《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29]] 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结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30]]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83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31]] 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32]] 李小江：《妇女研究在中国》，李小江主编：《华夏女性之谜——中国妇女研究论集》代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33]]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P1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4]] 同上，P1。
[[35]] 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P192-193，人民出版社，2005年。
[[36]]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P3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37]] 同上。
[[38]] 参阅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P46—77关于《青春之歌》分析。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3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40]] 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P3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41]]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P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2]] 张洁：《方舟》，P57，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43]] 李小江：《性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44]] 陈学明、吴松、远东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P30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