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作品在线 >> 在线阅读 >> 《日常生活价值重构——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 正文
作为现代性指标的女权主义思想，在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和五四启蒙运动，及新中国共产主义模式选择中，都获得足够重视，虽然具体的历史阶段言行不一定时时一致，但作为现代性指标，却始终是追求的目标之一。在策略上放于先后也许意味着认识的局限，但并没忽略这一指标，才是关键所在。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中国现代性背景上讨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才能理解，中国的女作家不承认自己处于不解放状态。
现代性意识形态话语使得她们在社会公共空间有言说自己解放的话语而不是没有。
本次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并非无本之木也不是无水之源。而是对于现代性倡导中中国妇女解放状态的自我反思，并且不只是妇女解放，更是人的解放，现代性的实现，整体性反思思潮，自我建构思潮，是日常生活理性之维重建的思潮。
引子：早期女权运动在中国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诞生于西欧启蒙主义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打破原有生产方式，同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给予教育以及选举权以高度重视，认为妇女的教育及选举权力在实践上取得了进展，在理论上妇女就不再受到剥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的教育与参政权亦是此时期的关键词。19世纪末，维新派吸收“天赋人权”观，并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强调“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男与女虽异性，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指出男女虽有不同，但生而享有平等之权利。梁启超也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妇女的文化教育。他与经元善在上海开创的上海中国女学堂，被许多史学家誉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大兴女学使女性有走出家门接受教育的可能，通过报刊、书籍的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广为流传，女性所遭受的不合理的处境为人所知，人们对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审视。
1902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我国近代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斯宾塞运用“自然权利”说和进化论观点，论证了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应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的中译本也在中国出版，西方女权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各种报纸报刊的相继创刊为宣传女权思想、鼓励女子接受教育经济独立、探讨妇女问题提供了言说的平台。例如1902年5月 《女学报》在上海出版，主笔人陈楔芬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立志改革国家政治和改变妇女受压迫的地位。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则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妇女报，而且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妇女日报。
20世纪初的中国，女权思潮空前绝后，大批维新人士积极倡导女性的解放，从不缠足运动到大兴女学，很多情况下是男子在宣传和鼓动。“清末民初的改革者、革命者和新文化人士发表了大量鼓吹男女平等和介绍女权主义的文章，……女权主义是作为现代化话语的一只号角被中国知识男性所吹响，尤其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有话语权的男性更是把女权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作为抵抗儒家三纲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来散播。……新女性常常被想象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载体……”[[2]]
但也不可否认，女性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们深知自己的处境，竭尽所能为自己争取权利，与西方早期女权运动中争取选举权的热情和勇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能说她们只是单纯的受男子的鼓动而无内心的觉醒呢？1919年11月5日，《觉醒》第1期刊登了张茗茗的文章《急先锋女子》。文章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但是女子本身没有高深的知识，没他人帮助，更加上家庭的束缚，向前的道路是极困难……转过一想，在新旧更代的时候，必定要有人做先锋，打前路。为女子开路，也是件极快乐的生活。……所以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
在争取参政权的斗争中，更是体现了女权运动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对女子们主动爱国精神曾在《建国之初亟推广女子教育》和《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嘉慰团努力函》文中称赞说：“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响，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性在革命中做出巨大贡献，也盼望在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后妇女参政的问题亦可随之而解。她们成立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五天，女子参政同志会派代表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权。孙中山表示赞许，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她们还上书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要求在制定“临时约法”时，规定女子的参政权。[[3]]1911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对女子参政权未作出规定。唐群英、张汉英、张昭汉、王昌国、林宗素、沈佩贞、吴木兰、蔡惠等26人，上书孙中山要求把“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写进《约法》，并发表通电，表示女界绝不承认这个《临时约法》。1912年3月19日，临时参议院讨论女子参政请愿案，予以否决。3月21日，唐群英集合20多人，到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被阻拦。她们愤怒地踢倒卫兵，打碎了参议院的玻璃窗，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这段历史，令人想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运动中，妇女的权利运动找到了它的政治根基。当妇女们开始认真从事奴隶制的废除工作时，很快发现她们无法像男性废奴主义者一样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她们不仅被排除在一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之外，而且为了在公共场合争得发言权，也要进行艰苦的斗争。”[[4]]
屡试屡挫却不言放弃的斗争，体现的正是女权运动的精髓之所在——永不妥协。1992年，王政教授曾在上海对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作调查，试图了解20世纪之初中国的女权运动的发展与兴盛以及最终销声匿迹的过程和历史原因，在对一些出生在1900到1907年受过中、高等教育并热衷妇女活动的如今已近古稀的老人的采访后惊奇的发现，“解放前竟有这么大一群职业妇女早在自觉地追求妇女解放！”，“女权主义在中国造就了20世纪的新女性，这些新女性始终在坚持为妇女谋利益的事业，直到变动的政局完全封闭了一切社会空间。”[[5]]
早期的女权运动，参与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家境殷实的知识女性，而长期封建社会统治的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经历史的长河早已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融入、强化于个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中，大多数妇女从小被灌输的是封建伦理道德，若想改变并非一息一朝即可完成的。再加之阶级立场的迥然，必然导致不同妇女所关注的焦点各异，而较少受过教育更不用说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妇女占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知识女性所倡导的女权运动虽然取得些许反响，但其效果与震撼人心之力量于广大劳动妇女心中也只是雁过留声，或许激起些许涟漪也只是点点而已。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妇女，成为中共早期女党员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妇女运动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深入到基层，走近了工农妇女大众，吸引大批劳动妇女的积极参与，尽管这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的所指已与如今我们所说的女权主义不同。在声势浩大的打倒资产阶级的浪潮中，女权主义很容易被贴上标签。早期女权运动的推动者们，转向教育、实业等领域，尽管也颇有建树但在政治浪潮中的声音亦越来越小渐进无声。直到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理论才继续其中国之旅。
第一阶段：1980年代初
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60、70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文革时期，对此基本一无所知。
1980年代初，朱虹分别于1981和1983年编选了《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两本著作的“序言”中，朱虹对“妇女文学”以及六十年代的女权运动作了初步的介绍。作者介绍了女权运动的历史渊源——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运动；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女权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以及黑人极少数族裔妇女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诉求的差异。对女权运动的代表著作也进行简要介绍，如1963年出版被公认为女权运动纲领宣言的《女性的奥秘》；激进女权主义——对现存社会基础与结构本身提出质疑——的代表作品，如法厄史通的《性的辩证法》；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指出解决妇女问题就得粉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并对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提出质疑；以及女权主义的左倾观点，如罗克珊·登巴，她认为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因为现有的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除了大量的著述，作者还介绍了妇女研究期刊的发展，并以《标志》为例说明出版专门性关于妇女研究刊物的重要性。
作者引用玛丽·艾尔曼的话说明了妇女文学的意义：“促成学术研究重新发掘和评价文学史上女作家的作品，批判过去文学史对女作家的贬低与忽略。”[[6]]作者还总结了女权运动和妇女研究在创作、批评和史的研究方面的发展。
在谈到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时，作者介绍了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等文章，说明女性的特殊生活经历和心理使她们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感受和表达方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表达方式，提出创造一种女性文风的必要性。对于文艺作品的评论，作者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种崭新的解读视角——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对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全新阐释，传统的女性形象“贞节的”、“性感的”、“狐狸精”、“女神”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反映到文艺中的结果，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丑化。这种对以往作品中女性形象再阐释的方法也可在中国理论家们的著述中看到。
作者编选了三代妇女文学的代表作。其中包括第一代肖班的表现女人自我意识突然发现的《一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探讨家庭主妇“自我”问题，伊迪斯·沃尔顿所作的《另外那两位》，薇拉·凯瑟的《瓦格纳作品音乐会》和《花园小屋》表现女性无法实现自我的苦闷以及将这种苦闷压抑的无奈；夏洛特·珀尔金斯·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则通过内心独白表现了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和夫妻关系中一个女人逐渐发疯的过程。第一代妇女文学的作品表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虽尽心尽力却无法实现自我的压抑情绪；而第二时期(指二次大战前后)的作品则“更明显地谴责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妇女的处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7]]作者选编了表现家庭生活的卡森·麦柯勒斯的《家庭矛盾》、描写现代独立女性困境的派克的《高大的金发女郎》等。第三代妇女文学(1960年代以后)作品侧重于描写妇女意识，作者介绍了西尔维亚·普拉斯表现女性在接触社会、男性和现实丑恶的过程中卑鄙的神经失常的小说《钟罩》；蒂丽·奥尔逊透过女主人公熨衣服时的独白表现了一个饱经忧患的劳动妇女的心情等，作者认为这时期的妇女文学抗议的基调更尖锐，把妇女问题与社会的不合理状况、跟人类存在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更关注女性的心理经验和感受。作者介绍的这30篇作品，代表了当时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思路和方法上给国内评论家和作者以新的启迪和灵感。
序言中所介绍的女权主义著作在几年后才有机会被翻译到中国，但她对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介绍和梳理如同导引，引领着理论家和作者逐渐掀开女权主义理论和文学的面纱，使中国对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前后的著作有了初步的感知和了解。
1984年翻译、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讨论美国女性文学，是一本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作者以6、7万字的篇幅探讨了何为妇女文学，妇女文学的特点和倾向，以及通过从40年代到70年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揭示随历史而发展的妇女文学的变化。
作者首先探讨妇女文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些从事写作的女性声明她们碰巧是女性作家，性别上的偶然性既不影响她们所描写的主题，也不影响她们所采取的形式。因为“妇女文学”向来是个贬义词，人们常贬低她们的工作，以至女作家摒弃这种称呼。作者认为妇女文学确实存在，而其存在的基础是女性独特的经历，这种经历却被男子忽视，或者只是用异己的标准的措辞加以评论。作者指出对女性经历的忽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文化的标准基于男性的经历，用男性的措辞表达根据男子的经历得来的看法。因此只有在男子创作的或者符合男子标准的文学作品里才能找到最纯正状态的真正重要的主题和文学形式，妇女生活和妇女的经历被认为是琐碎的而被历史抹过。作者希望透过对历史长河中被忽略的妇女文学的梳理还之以本来面目。
作者所探讨的是那些从妇女的内心世界描写她们经历的女作家，但作者也指出并不是凡是妇女写的或有关妇女的作品都可以成为妇女文学，检验的标准是作者对所探讨的经历的理解。也即是她在描述和评判这种经历时，使用的是多样化的具有个性的、同时又使妇女生活固有产物的措辞用语，还是使用男性的原则和评价标准。因为真正的妇女文学的创作者认识到妇女的生活道路与男人截然不同，她们想通过作品调查这些不同之处，用一套不同的语义系统去表现它们。
在对妇女文学源泉的追溯中，作者认为妇女文学具有两个倾向。其一是开放和不稳定性，由于妇女文学所反映的是女性独有的经验和生活，而妇女的这种共同经历消灭了国别界限，具有开放性；妇女文学关注现实世界行为的报道，减少了传统的对女子形象的限制性和错误指导，表现新的内容将试验各种主张和形象以及表达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妇女文学的第二个倾向，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经历上，以自白的方式表达或作为“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见证呈现。作者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列举了男诗人和女诗人在表现痛苦时的不同。男诗人与所描写的那个饱受折磨的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而写发狂和自杀的女诗人却像是自己正受着生活的蹂躏。作者分析指出女作家叙述疯狂和自杀企图，并非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一个妇女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就必须观察无能为力的状况，就是说，她必须正视她作为一个被动者的遭遇，并积极想法了解遭遇过去和现在的意义。为了探索她经历的内在实质，她常常不得不放弃熟悉的控制手段和公认的因果关系的逻辑。”[[8]]
女作家在情感上深深卷入自己的作品，常使用的方法是虚构和自传的结合。而正统的文艺批评却谴责对于熟悉而有琐碎的素材的重新组织，谴责对抽象的原则缺乏严肃的思考，谴责在作品中不排除本人的感情影响。而女作家在作品中大量采用本人的素材，因此无法用正统的评价标准来评判。作者指出作为评论家应该越过正统的批评标准去看这些书所显示出的新成分，并大胆预测妇女文学不仅会带来文学创作形式的变化，还会带来文学批评形式的变化。
作者介绍了不同时期妇女文学的特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对妇女生活作严肃探讨，认为自己的认识以及她们所知所想所作的事情等一切都值得一写。女作家对生活的考察是为了了解这种生活本身的重要意义。四、五十年代的作家虽然也描写浪漫爱情故事，却打破了婚姻的神话，而以夫妇不幸福作为前提。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常见到的方式是对直接的自传性的经历的借助。作者认为这种亲身经历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经历出现，“我的遭遇”是作为对其它妇女已有的或可能会有的遭遇的一种寓言而提出的。对于普拉斯和塞克斯顿诗歌作品中对疯狂和死亡的描写，作者认为“疯狂被看作是对于生活在其它经历中的荒谬性的一个隐喻，这种荒谬是在新近感到的矛盾和失望中表现出来的。在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疯狂成为一种极限，而受骗和无能为力把妇女推向它。但是在这里面还存在一种意识，在这种意识里，当“正常”状态不能再维持含有欢乐、自由和想象力的生活时，就会选择疯狂作为反对正常状态的叛逆行为。这些陷入疯狂状态的人……估量并批判正统观念的价值。”
七十年代的创作对传统婚姻进行重新评价，婚姻关系可能会彻底破裂已离婚告终；婚姻本身也可能变成一场斗争，婚姻不再被看作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婚姻也不再等同于自我。除了对婚姻的重新审视，作者指出妇女文学也对人与人之间种种关系的象征意义重新进行评定，如重新思考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特别是与母亲的关系。作者分析到，在许多妇女著作里，母亲不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知识的源泉。但在成长过程中妇女们逐渐开始怀疑所谓传统真理时，发现自己所怀疑的是母亲对她们的教导。因此在妇女文学的作品中常会看到对母亲形象的痛苦的、既爱又恨的非难抨击。作者认为妇女写作是为了评价生活教给她们的东西和把她们变成什么样的人，重新评价人所熟知的种种关系，包括婚姻和性的关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信念结构。
作者也介绍了受美国早期女权运动影响的几部经典之作，其中包括后来译介到中国的、对中国评论家和作家产生重要影响和启示的作品，如《一间自己的屋子》、《女性的奥秘》，虽然只是白描似的简单介绍，却将最经典的女权主义之作带入渴求新知的中国女性面前；作者对作品独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给人启示。这些曾触动过一代美国人心灵、鼓舞过一代美国人斗志的书籍，也在80年代初国门刚刚再次开放的国人的心灵激起阵阵涟漪，虽然身处大洋彼岸彼此相隔万里，但共同的经历和对自身身份的思考与反思将她们紧紧相连，也促使中国女评论家、女作家思考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未来。而作者对作品的解读方式和角度也成为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被广为借鉴和引用。
这个阶段是对西方理论的初步介绍，但中国理论家自己的理论作品还没有出现，仍处在酝酿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1988-1989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全球化，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并以强大的冲击力成为社会的主角，尤其是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
长期的战略目标和当下一切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多年来以政治优先的社会意识迅速向经济优先的社会需求转变，这一重要转变不仅触动了文学创作传统的外部规律，逼迫创作主体重新调整地位与角色，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同时也激活了文学内部规律，冲破陈旧的模式与框框，使文学获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创作形式。“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便是这时期党对文艺领导最著名的政策和引导。这一政策使文学创作具有了更宽广的前景，是使文学自觉地由政治优先环境中转向经济优先新环境的理论保证。[[9]]
政策的调整也给国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转变，“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转折，而前所未有的社会竞争和个人竞争，也使得中国的男女平等局面空前失衡。开放的中国出版界敏感到存在主义读物在中国的需求，萨特和波伏娃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了中国阅读视野。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的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国翻译出版，它第一次系统地将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中国。这部著作由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原著的第1卷后由晓宜、张亚莉等译出，以《女性的秘密》为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1988年才出版。这种肢离的出版，却正体现了翻译和出版的权力运用，关心中国读者的接受需求，也可说是关心女性主义在中国语言环境的成活率。“第二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命名，也是一个中国语言环境可以马上理解的词汇。相比第1卷太深西方文化背景剖析，第2卷要感性得多，可说是直接讨论女性的困境。这和当时中国女作家讨论中国女性的现实困境如出一辙。翻译文本和现实文本一拍即合的认可，正是女性主义获得生长的契机。”[[10]]
1988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巫漪云、丁兆敏、林无畏翻译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这本1963年由美国女作家贝蒂 弗里丹发表的著名的女权主义著作，猛烈抨击这样一种由父权社会男性编造的“女性神话”：女人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使命在于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而这种完善必须依赖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并对孩子充满母爱。她的论述激起了广大女性读者的共鸣。妇女们终于认识到：一张选票和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并不代表“真正的独立”，事实上，社会舆论并不鼓励她们“真正的独立”，而是竭力促使她们主动地把婚姻与家庭当作自己一生的工作，以至20世纪50年代接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女性也把结婚作为首要的选择，而把工作放在次要的位置来考虑。女性要想取得事实意义上的平等，还需要重新行动起来，进行另一场更根本的、更全面的态度及行为上的革命。[[11]]
1989年2月，由王还翻译、三联书店出版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8年宣读的一篇学术论文，论文开头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2]]伍尔夫认为，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因为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质环境，诗又全靠智力的自由。
作者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和现状分析，指出以往作品对女性的描述充满讽刺，伤感，好奇，责备，还有怒气，伍尔夫分析到男人“坚持女人的低劣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谈论她们的低劣而是说他自己的优越。”[[13]]“几千年来妇女都好象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伍尔夫对文学繁荣时期却少见妇女身影的现象提出质疑，并探讨了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一种与文学作品中迥异的生活——“在想象里她占著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他的父母强迫她戴上一个戒指。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说出来，实际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14]]
是什么让女性在历史中消失？是什么令女性无法创作？伍尔夫以假想的人物莎士比亚的妹妹为例，她与莎士比亚的不同命运，不是因为她缺少才华，不是因为她缺少想象力和创作的灵感，而是因为父母的阻挠，无休无止的家务以及来得太早的婚姻，虽然她忙里偷闲的看着书，虽然她天才的力量驱使她离家跑到伦敦，虽然她也像哥哥一样对舞台发生兴趣，但她所得到的却是大家的嘲笑、经纪人的侮辱以及死亡。社会的偏见和文化的传统束缚着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面对世人对女性写作的讽刺和训诫，她要“反对这个，辩驳那个，她的脑子一定是过分紧张疲劳而她的能力一定减低。”伍尔夫认为要达到写作的心境，要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样可以不为家庭的要求和统治所打扰，沉静而客观的思考，才能让诗才从心里通畅地流出。作者还提出创造女性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批评标准的重要性，因为传统上“男人的价值占优势”，“批评家断定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论到战争。这是一本毫无意义的书因为它论到在客厅里的女人的情感”[[15]] 而男人所使用的语法并不适合女性的写作，“在她拿起笔来要写的时候，第一件事她觉得大概就是没有一句现成的普通句子可以用。”[[16]] 伍尔夫认为要发明某种新的工具，供她的诗的天才的发泄。
作者在结尾那段极具鼓舞的话语，不仅鼓舞着当时的听众，也鼓舞着中国的作者和读者们，鼓舞着女性拿起笔鼓起勇气面对生活书写生活，“她活在你们里面，活在我里面，还活在今晚不在这里的很多别的女人里面，她们因为要洗碟子，还要给小孩子脱衣送上床所以不能来。但是她是活着的，因为大诗人是不会死的；是永在的，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借我们之间一个肉体出现。我认为这个机会现在你们有力量给她。……所以去努力，哪怕在穷困，落魄中努力呢，总是值得的。”[[17]]
虽然这是一篇学术讲稿，但却并非传统论文的刻板和拗口，字里行间流水般的行文充满了思辨的跳跃和感情的流动，是一篇逻辑清晰构思缜密的论文，也是一篇自然流露的情感诉说，一段娓娓道来的贴心话语，似乎文章写作方式本身也是对传统观念的“解构”，用适合“她”而不是“他”的话语言说方式表达内心感受。正如陶丽·莫依指出的那样：“伍尔夫通过有意识地挖掘语言的游戏性和感觉性，摒弃了突出强调男性思维体系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摒弃了那种把上帝、父亲或男性生殖器奉为超验所指的观念。”“伍尔夫在论文中拒绝使用所谓理性或逻辑的写作形式，摆脱小说技术的做法，正像她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许多技巧一样，同样也暗示了她对象征语言的突破。”
[[18]] 与此同时作者对习以为常、被认为生而就有的无法改变的日常生活和理念的质疑也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1989年2月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该书汇集了从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较有权威性的论述，分为“寻觅女性传统”、“妇女与文学创作”、“性别与文学类型”、“女权主义写作界定”、“妇女的写作不同吗”五个专题，对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论文、专著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摘要。
这个时期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性别问题的思考。1988年李小江主持的妇女研究丛书出版，以及1989年《上海文学》上开辟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为女权主义批评提供了言说空间。而1989年出版的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中孟悦、戴锦华所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尤为突出。她们成功地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妇女写作的特点，对于重要的现代女作家进行了重新定位，改变了通行文学史对于这些女作家的评介。
第三阶段：1990-1995年
虽然相对1988—1989年两年间的引入量而言，1990—1995翻译著作数量较少，但选集更有特色有针对性，更有许多单独的文章、讲稿等被引入，对女作家和理论家而言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1991年王逢振等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收入肖沃尔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苏珊·古芭《“空白书页”和女性创造力问题》。
1992年7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翻译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者对女权主义文学领域的主要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入讨论，批判性地讨论了“英美派”和“法国派”——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流派——的力度和限度，并试图超越这两大流派，试图建立一种不落入男女二元对立的“第三种”思维方式。在中文版序中，陶丽·莫依指出，女权主义的任务在于突破并改变传统的关于“理性”概念，并非以一种所谓新发现的信念——“女性”价值威力无比——为名义而屈从于它。陶丽强调“我们必须既要解构传统的“男性”和传统的“女性”价值之间的对立，又要同时面对整个政治力量和这种范畴组成的现实。我们的目的必须是要建立一个不再把逻辑、概念和理性归于“男性”范畴的社会，而不是去建立一个将上述优良品质作为“非女性”的东西全部排斥出去的社会。[[19]] 作者还十分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认为除非我们继续建设理论，否则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危险地接近(我们)反对的父权制价值的男性批评集团。在面向中国读者的序言中作者还希望“中国的女性也许能够创造性地改造我的书，以期构建达到她们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有用文本。”她提供了一种阅读技巧，即“盗用”每一个文本，把文本看作一个多元的、相对开放的结构，刺激读者从事积极的、创造性地改造工作。
作者对英美两派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并不是“在寻找一种限定性批评，但她的确看到需要一种比其他女权主义批评家指出的更具分析性和评价性的方法，这即意味着仔细审视批评理论，保证我们运用的工具和方法真正有益于女权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这种新的理论的确有力地阐明了女权主义作为一个方法的积极作用，使我们意识到文学批评中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使我们意识到许多新的问题，或者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某些老的问题。”
[[20]] 作者对理论批判性的阅读以及她对理论效应作出政治化理解的强调，给中国读者以启迪。
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学者编辑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集。论文集分“阅读与写作”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两部分，探讨了“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女性文化及创造力，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结构人类学的关系等。收集了19篇较有影响的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论文，并收录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重要文章，基本反映了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这一时期译介的作品还有，1993年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收入朱迪斯·劳德·牛顿的《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同年出版的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选编了海伦娜·西索的《从潜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凯瑟琳R斯廷普森的《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吉尔伯特和古芭的《镜与妖》以及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
在此时期内，有关女性主义文学的著作主要有1993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郭小东著的《逐出伊甸园的夏娃》；1994年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以及盛宁著的《20世纪美国文论》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20世纪美国文论》，作者在本书中对Feminism的译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在谈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时，不仅是“女性谈文学”，而应把它看成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文化运动，然而同时又具体地表现为对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人士进行一次‘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因此作者认为译为“女权主义”更为贴切。
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曾经提出的“理论旅行”的假说，他认为：“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然而这样说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具体说明那些可能发生的运动类别，以便弄清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向彼时彼地的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 [[21]]
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序言中也讨论了“Feminism”的翻译问题，她主张将其译为“女性主义”。理由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22]]
而更深层的理由是，“在中国语言环境中，“女性主义”是一个比“女权主义”更令人接受的词汇，避免了中国文化对于“权”的敏感和拒绝，而进入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也意味着战斗销烟已然过去了。于此，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旅行进一步获得了通衢。”[[23]]
在全球范围的妇女运动史中，语言是鲜活的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外来思潮被接受、被弘扬与历史环境政治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来思潮的接受，往往采用或放大了符合其历史需要、话语主流的一面，而忽略或压抑了其他方面。而1989年以后，激进的政治批判转向保守的文化批判，文化批判的策略发生了扭转，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自甘“边缘化”的地位，从边缘立场对权力话语进行批判、消解。正像特里·伊格尔顿在对后结构主义所作评价中阐释的那样，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结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在这样的话语实践活动中，“女性主义”更易被国人接受，本书出版后，采用“女性主义”译法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基本上取代了“女权主义”。
[[1]] 本章及下章的资料文献研究止于2006年。后续将另撰文。
[[2]] 王政著：《越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3]] 《新中国妇女参政的足迹》， 中国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 施旻著：《英语世界中的女性解构》，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5]] 王政著：《越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6]] 朱虹选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7]] 同上，第20页。
[[8]] 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5页。
[[9]] 赵怡生著：《经济优先状态与文学创新前景》，选自http://www.gdart.com/llpx/200602230011.htm，2002年10月。
[[10]] 荒林著：《作为女性主义符号的另类场景：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的中国阅读》，载《中国女性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春。
[[11]] 吴庆宏著：《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12]] 同上，第69页。
[[13]] 同上，第41页。
[[14]] 同上，第53页。
[[15]] 同上，第91页。
[[16]] 同上，第94页。
[[17]] 同上，第140页。
[[18]] 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5页。
[[19]] 同上，第206页。
[[20]] 同上，第225页译后记。
[[21]] 赛义德著，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22]]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23]] 同注[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