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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次女性主义思潮对日常生活的态度
父权制时期，女人常常被圈定在日常生活领域内，这一世界几乎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她们被排斥在由男性所把持的社会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之外。即使在日常生活领域，女性也处于附属地位，她们的存在价值要通过顺应男人来实现。而要扭转这一不合理的父权制版图，必须首先要使女性生活的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女权主义的先驱们正是从这一点破冰的。
(1)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杀死守护神
19世纪末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渐成风起云涌之势，女性主义先驱们呼吁，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女性应该与男性拥有同等的权力。1869年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成立。1920年到1928年英美妇女获得选举权。终于，囿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女性的声音一点一点扩散到社会公共领域了。此后，妇女们靠自己的努力逐步争取到了就业权、教育权以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利。职业妇女大量出现，因为只有实现经济独立才有可能真正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获得自由和尊严。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于一种策略需要，女性主义先驱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重非日常生活而轻日常生活的倾向。日常生活在先驱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往往只是粗糙地作为批判的对象出现，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否定性的存在。
伍尔夫曾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称为“守护神”，她们的使命就是为丈夫、儿女操劳一生，从来没有拥有真正的自我。“她极富同情心，长得妩媚动人，没有半点自私心。她工于家庭生活中恼人的心计。每天她都在作自我牺牲。如果有鸡肉，她就吃鸡腿，如果有穿堂风，她就坐到风口上——简言之，她生来就是这样，似乎从未有过她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她总是尽量满足别人的想法和愿望。最重要的是，——无须我多言，她非常纯洁，她的纯洁被看成是她最突出的美德，她的羞颜是她最大的魅力。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末期每家都有自己的守护神。”[[1]]伍尔夫要从事写作，写出女性自己的真实感受，就要抓起墨水瓶砸向守护神，杀死这个无处不在的幽灵。这里，伍尔夫首先把自己从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解放出来，以写作为职业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同时也进入精神生产领域。在《妇女的职业》这篇演讲中，她还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小说家的经验，以鼓励其他妇女从日常生活世界中走出来，积极谋求职业，在新天地里开拓妇女的出路。
在启蒙运动背景下的第一浪潮女权运动中，日常生活是一个被女性主义先驱们彻底否定的领域。
(2)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思考家庭新阵地
二战结束后，妇女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沉迷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幸福的家庭主妇”成了她们追求的目标。但成为家庭主妇之后，她们却感到极度空虚和苦闷。美国女作家弗里丹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她走访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女大学生、教育工作者、报刊主编、商界人士等不同领域的群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她发现，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状态完全是各种社会因素有意无意塑造的结果。整个社会要求她们做一个贤妻良母，这使得她们局限于操持家务、抚养孩子、取悦丈夫和为全家人服务之中，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度降低。这种思维禁锢了妇女的自我发展。1963年，弗里丹以调查访谈为基础，发表《女性的奥秘》一书。弗里丹为美国妇女的未来指出一条道路：婚姻和母职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她们能高效地完成家务活，就可以到家庭之外的工作中发展她们全部的自我。这本书唤醒了大量沉湎于家庭生活中痛苦焦灼又无路可走的女性，在思想上直接触发了第二次女权运动。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进入衰落时期。进入非日常生活领域的女人，一方面要努力工作，一方面仍要兼顾繁重的家务，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好强的女性往往为此承担着双倍于男性的压力。这似乎并不是女性解放的美好图景，人们开始对女权主义的发展前景产生担忧。这时，弗里丹的《第二阶段》恰逢其时出现在人们面前。她认为在女权运动的第一阶段，女性主义者过于强调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和对抗，从而在追逐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权利的同时忽视了日常生活领域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的满足对于女性幸福的意义，这样女性便无法获得完整的生活。而在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集中的新阵地应该是家庭。家庭是女性解放过程中必须要面对而不是要有意遮蔽的。这不是让女性回归到之前的家庭妇女角色，而是探讨女性通过家庭来实现自我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她认为男性也可以参与到家庭领域中来，这样不仅能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而且男性也可以在这一日常生活领域发现作为私人自我的意义。
从《女性的奥秘》到《第二阶段》，在弗里丹的思想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由轻视日常生活到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转向。
(3)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拥抱日常
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强调其不仅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是一个旨在改变许多妇女日常生活中所受的社会不公正的群众性政治运动”。[[2]]受到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否定宏大叙述和去政治化思想影响的女性主义，开始怀疑启蒙主义中有关性别压迫的宏大叙述。“享受着前期女性主义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领域已取得的成果，后学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淡化政治性和激进性，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从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父权制转到精神、文化层面、日常生活领域。”[[3]]女性主义者们反思之前女权运动单纯从非日常生活领域中揭示和寻求女性受压迫和解放的途径，转而在日常生活中揭示和寻求女性受压迫和解放的途径。
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女性从身体修饰、家居、休闲、消费等日常生活内容中找到了与社会生活连接的环节，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日常生活成为影响社会生产领域的最重要一环。而历史所积淀的女性于日常生活形成的生存美学，也启发着社会多元存在的意义。日常生活审美化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身体、消费这些过去不屑提起的话题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第三次女性主义研究的热点。
如果说在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中，日常生活领域是一个急于逃离的否定性的存在，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中，日常生活领域被重新发现，成为女性解放自我的新领域，而到了第三浪潮的女性主义者那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成为其关注的对象，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第二节 女性主义经验批评对日常生活经验探索
上面考察了三次女性主义思潮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的变化轨迹，那么女性主义者进入日常生活研究的途径何在呢？这就要提到前面论及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女权主义高涨并渗透到文学领域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十分关注性别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重要意义，以女性经验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史和文学现象，力图达到重评妇女形象、寻找女性文学史、发掘女性语言、重建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新的批评模式及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标。
如前所论，经验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认源于生理和文化性别差异的女性存在、女性经验与男性存在、男性经验的不同，致力于打破男性经验的神话及对女性经验的开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经验批评。
伍尔夫曾在《妇女的职业》一文中提到，她认为要完成自己的写作必须经历两种冒险，第一就是杀死守护神，第二是写出自己作为个人的经历和真实感受。伍尔夫提到的这两种冒险正好对应了后来兴起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两大任务：杀死守护神其实就是打破男性经验的权威地位，写出个人的经历感受其实就是开掘女性经验。
(1)打破男性经验的神话
打破男性经验构成的知识神话是女性主义经验批评至为关键的一步。
伍尔夫在《妇女的职业》这篇文章中写到了“守护神”对自己写作的干扰。当她写作的时候，守护神就溜到她的身后向她耳语，“亲爱的，你是一个年轻妇女，你要评的是一本由男人写的书。要富于同情，笔下留情，该吹的吹，该骗的骗，用我们女性所有的心计和手婉，千万不要让人知道你有自己的主意。最关键的，就是要纯洁。”守护神是男权思维左右下的女性形象，她其实就是男性权威的化身，她的一举一动都按照男权社会的要求行事。伍尔夫称杀死守护神“是一个妇女作家职业的一部分”。[[4]]
守护神死了之后呢？伍尔夫接下来用形象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她作为小说家的独特经验：“一行行字在这个姑娘的指间飞奔。她的想象力奔流如涌泉，它搜遍了深潭、深渊以及大鱼栖息的黑窟，可接着就有一阵碎裂声，一次爆炸，出现了泡沫和混乱，想象力撞到了坚硬的东西上面。这个姑娘从梦中惊醒了过来，可她随即堕入了最剧烈、最难排遣的沮丧和悲痛之中。直言不讳地说，她已经领悟到了一些有关人体、有关情感的、作为一个女性难以启齿的东西。她的理智告诉她，男人们会因此而震惊的。男人们会因为一个女性说出她们真挚的情感而议论，从而使她从艺术家的潜意识状态中醒悟过来。她再也写不下去了，恍惚状态结束了，她的想象力再也不能发挥作用了。”[[5]]
伍尔夫认为，这可能是女性作家们最普遍的感受——她们被由男性制定的那些桎梏束缚了。她认为第二次冒险即写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她还没办到。她的专著《一间自己的屋子》就集中揭示了女性被迫沉默以及女作家如何在男性观念、规范和禁忌的压制下，无法表现自己真实经验的痛苦。而且在她那个时代，也没有任何女性作家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有待女性主义的后来者，在伍尔夫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往下探索。
(2)开掘女性经验
要开掘女性经验而又不掉入男性话语的窠臼，就必须在男性话语体系之外重建一套新的女性话语体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是要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从而言说女性自己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法国女性主义作家与学者埃莱娜·西苏在著名论文《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了“女性写作”的概念。西苏强调性别差异论，她认为，女性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体表达思想，因为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唯有身体可以凭依。西苏倡导身体写作的真实内涵并非是一种纯粹生理的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表现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女性历史和文化内涵。
“女作家们不仅以自己的身体与经验作为审美感知的原点，而且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拒绝先在的理性观念进入自己的文本表述。那种原初，本真的身体与经验既是女性写作的起点，也是女性写作的终点。”[[6]]两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男女作家不同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差异在他们的作品中必然打上不同的烙印。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女性经验成为衡量作品是否真实的标准，成为区分文学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标志。”[[7]]
有中国学者指出，“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更象是一个可操作化的程序，是从研究方法上对认识论的改变。它强调倾听妇女的经验，并赋予这些经验以价值。女性生活经验的价值在于在男权社会压抑下的女性所提供的知识是与传统知识不同的，它能够提升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能力。……确立经验的价值在于说出现状，说出真实。”[[8]]
女性写作往往从自身经验出发，以女性特有的敏锐与细腻表达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欲望，不管是在题材选择方面还是在艺术结构方面，都与男性写作构成一种对立的关系。一般而言，女性没有像男性那样波澜壮阔的生活内容，没有宏大深刻的历史意识，女作家们大都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日常生活是培育女性写作的天然土壤。
但西方哲学界发生语言学转向之后，宏大深刻的历史话语遭遇反思与批判。人们发现并非男性都有波澜壮阔的生活内容，而是理性驱使部分男权追求权力，编织宏大历史神话。在此过程，大多数男性和所有女性被排除在宏大历史话语之外。但人的日常生活却并不因为被排斥而停顿不前。人的再生产、生命的自我实践的智慧，个体并不因为历史神话而丧失存在价值。发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存在就是差异的，解构了宏大历史神话，使日常生活价值获得前所未有的高扬。
第一节
女作家的日常生活书写
“日常生活有没有价值？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对日常生活的价值态度判然有别，人人离不开而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不停息的正在进行中的一日三餐生儿育女家务事儿女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等，为什么总是被判为私人、低级、平庸、琐碎、落后，而被视为公共、社会、英雄、宏大、高尚、高雅、超越的对立面，而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9]]在2005年第七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上，学者刘思谦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在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努力下，日常生活叙述已经成为女作家的合法话语，随之出现了色彩纷呈的女性书写。用日常生活话语反思和批判男性中心话语霸权，关注寻常人生的悲欢离合，女性书写日常常常用个人成长的小说和故事形式，体现出现代人生的自我发现和自我价值，因而赢得广泛的读者市场。读者市场对于女性书写的接受和选择，反过来强化了女性书写的话语意义，使得女性日常生活价值成为大众价值组成部分。
纵观现当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的创作，不论是五四时期的冰心，庐隐，随后的萧红、丁玲，张爱玲、苏青，还是八九十年代的王安忆、铁凝，池莉、方方，林白、陈染，迟子建、孙惠芬，日常生活在几代女作家笔下都有着浓墨重彩的表述。虽然在不同的女作家那里，日常生活有着各自不同的呈现方式与价值表达，但在她们的书写中，日常的意义从来都是存在的。它一直在那，从来没有躲藏，只是它偶尔会被别的东西挤到一边，滑出人们的中心视域。而此时，日常生活的潜文本也仍然是其他话题的底色。研究日常生活被其他话题，如时代、革命、战争等等挤迫的遭遇，可以发现一个历史时期的动荡不安和作为权力争夺对象的日常生活资源的困境，也就是普通人生活和生命的困境。
下面以萧红、张爱玲、王安忆、池莉四位女作家的日常书写为分析对象，考察她们是是如何发掘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经验，如何还原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真实，又是如何重建日常生活的意义价值的。并借此略呈女性书写日常生活的文学史线索。
(1)萧红——敏锐的女性生命体悟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写出了底层妇女们的劳作、生病、贫苦、生育、性、死亡、战争等切身体验，在那个乡村世界
里，生老病死是人们永恒的生活背景。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在无数表现抗战内容的小说中，萧红的《生死场》让人清晰地记住了，究其原因，不能不和她独特的女性生命体悟有关。用女性生育死亡隐喻战争流血，日常生活的痛苦和时代的痛苦互相映照，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才会力透纸背。
萧红的小说以日常生活写宏大背景，散文则更加私人化一些，然而也更能体现作家对生活的个人感悟。萧红的自传体散文集《商市街》，主要内容是回忆她和萧军在哈尔滨时期的一段艰苦的生活经历，完全是对琐碎日常生活的记录。饥饿，寒冷，生病，做家务等日常生活体验构成了《商市街》的主要内容。
饥饿
“送牛奶的人，轻轻带着白色的、发热的瓶子，排在房间的门外。这非常引诱我，好像我已嗅到‘列巴圈’的麦香，好象那成串肥胖的圆形的点心，已经挂在我的鼻头了。几天没有饱食，我是怎样的需要啊！胃口在胸膛里面收缩，没有钱买，让那‘列巴圈’们白白在虐待我。”(《他去追求职业》)
“我”看见列巴圈，“正象见了桑叶而抬头的蚕一样”。(《提篮者》)
“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饿》)
寒冷
“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飞雪》)
家务
她的烦琐的家务：擦亮火炉台；把碗、筷子、小刀摆在格子上；点起火炉、擦地板、铺床；刮土豆、炒菜；吃完饭洗碗、刷锅、擦炉台、摆好木格子。早饭后还要烧晚饭，“每天吃饭，睡觉，愁柴，愁米……”(《度日》)
情感
《商市街》所写的内容正是萧军与萧红情感蜜月期的一段生活，自然也写到了两人微妙的感情沟通。如《家庭教师》一文就写到郎华(即萧军)提及以前的恋人敏子为他缝袖子，还说及敏子的眉眼很黑嘴唇很红，而吟(即萧红)的心理只用了一句话写来：“我又不是她。”一句话就写出了吟的敏感与隐忍，这种女性的独特心理经验是作为男性的郎华根本没有的。
有人评价道，“从文学史的角度完全可以说，《商市街》开创了中国女性写作以自身生命体验进入文本、以日常生活琐事书写爱情的新范式。”[[10]]
(2)张爱玲——“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异数，她传奇的身世，传奇的才情，传奇的婚恋，甚至她离世以后的大红大紫，无一不是传奇。偏偏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却迷恋庸庸扰扰的世俗生活。“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如是说。
她所谓全不相干的事，是指与正经历史不相关的普通人的世俗琐事。打开张爱玲的散文集，扑面而来的就是热气腾腾的世俗生活气息。衣食住行，走亲访友，结伴娱乐，谈情说爱，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她对点滴生活情趣的津津乐道。在她的生活哲学中，一砂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衣
她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出了对衣饰美细致、敏感、独到的体味和把握。《更衣记》以独有的妙悟将民国服装史的研究深入到人性心理和历史文化的层面，堪称她服装研究的集大成。张爱玲把对服饰的研究也带入小说中，在她的笔下，对人物的衣着描写无不大有深意。衣着堪称张爱玲小说人物灵魂的一副面孔。
食
张爱玲说，“中国人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她大谈特谈各样美食，在她眼中，可餐的都是秀色。
“第一次看见大张的紫菜，打开来约有三尺见方，一幅脆薄细致的深紫的纸，有点发亮，像有大波纹暗花的丝绸，微有折痕，我惊喜得叫出声来，觉得是中国人的杰作之一。”
“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呼呼的苋菜香。”
这种对美食的赏鉴，带有一种别致的审美心态，确是一种精致的生活艺术。这种敏锐的鉴赏力，即使是最正宗的美食家，也不过如此吧。
住
《公寓生活记趣》写到公寓日常生活的热闹：
“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恰一幅“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美好图景。端的是凡俗，端的是尘世。
行
在张爱玲明察秋毫的笔下，黄包车、电车、自行车这些普普通通的交通工具都是有故事可写的。甚至，她走在路上都能看到风景。一般人司空见惯的路景到了她这里，就活了一般，栩栩如生起来。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从家里上办公室，上学校，上小菜场，每天走上一里路，走个一二十年，也有几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希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那也就跟‘行万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飘洋过海呢？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黄昏的时候，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欠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旁的灯渐渐亮了起来。”(《道路以目》)
不但她的散文，她的小说也是如此充满凡俗人家日常生活的气息。她的小说写男欢女爱，但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眷侣，而是俗世生活中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食色男女。在这些小说中，张爱玲总是把男人和女人放到日常生活的层面，在衣食住行的琐细中流露出他们复杂的人性。
在张爱玲看来，日常世俗对于生命的价值，就好比人生的底子，是安稳的一面，具有永恒的意味。这与她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相关联，既然左右是虚无，不如暂且偷生，享乐片刻欢娱也好。人生就如此吧，旁的也没别的了。王安忆说：“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11]]
正是这句解救了她，说明了王安忆对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高度认识和重视。
张爱玲对世俗的观照是有距离的观照，有一种细细把玩的心态，这一点保证了她可以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这俗世男女的烟火人生。正因为此，她对世俗人生的理解就有了双重视角：远观而不亵玩，亵玩而不沉湎。于是，一切冷眼与热心，都给了这世俗的日常生活。
(3)王安忆——日常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又一海派传人，她的上海书写以日常生活为核心，接续了前辈张爱玲的血脉。长篇小说《长恨歌》写了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风雨飘摇的一生，她的一生隐含着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小说开头写了上海的弄堂，弄堂里的流言，闺阁，鸽子，无一不是细碎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中关于“流言”的表述，传达了王安忆独特的历史观。“流言是混淆视听的，它好像要改写历史似的，并且是从小处着手。它蚕食般地一点一点咬噬著书本上的记载，还像白蚁侵蚀华厦大屋。”这里的“流言”可以视为日常生活话语，是对传统大历史叙述的反叛。
王安忆在获2000年茅盾文学奖后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 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 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12]]
王安忆的日常书写抓住青萍之末，于盘根错节之中，写透城市历史的精魂。故有人称 ，王安忆的日常生活书写是“日常的壳历史的核”。[[13]]
(4)池莉——日常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地
“日常”是解读池莉小说的关键词。汪政在《捍卫日常生活——池莉小说谈片》中认为池莉的写作方向“最大限度地突出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作为个人对这种意义的追忆和复线”[[14]]，他还认为，“池莉的叙事开始于一种‘烦’，这种烦不但是池莉写作转变后对日常生活的一种体认，同时也是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在理想失落和冒进受挫之后不得不面对颓败﹑贫困的现实而产生的特殊的失落﹑无奈和焦虑。”[[15]]
在《烦恼人生》中，印加厚还有着对烦恼人生的无奈，而到了《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中，世俗的日常生活对于庄建非和赵胜天们则意味着一份安稳和满足，而到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日常生活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基地，所谓理想失落后的焦虑几乎不复存在了，“小说已经确认了日常生活的自在自足，它无需别的什么理念附着其上以设定意义，生活本身就是它的意义。”[[16]]
结语
曾经，女作家靠书写日常，走出了日常，超越了日常，从而实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而今天，女作家又要靠书写日常，回归日常，重现日常，参与到日常生活价值的建构中来。“描述生活，批判生活，从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内涵，借助于批判日常生活来探索理想境界，是文学这个非日常领域的基本内容之一。”[[17]]
需要注意的是，重建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仍然离不开批判的眼光，即日常生活必须是经过批判的。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拥有。这里不妨拿来一用，——同样，未经审视的日常生活也不值得拥有。
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创造了女性文学的丰富景观。经由女性自身的审视，女性曾经被困的日常生活，成为女性话语的源泉。
[[1]]伍尔夫：《妇女的职业》(李新译)，载《文化译丛》，1988年第6期。
[[2]]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3]]陆兴忍：《走向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诗学》，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
[[4]]伍尔夫：《妇女的职业》(李新译)，载《文化译丛》，1988年第6期。
[[5]]伍尔夫：《妇女的职业》(李新译)，载《文化译丛》，1988年第6期。
[[6]]胡彦：《女性写作：从身体到经验——兼论当代女作家的创作》，载《当代文坛》，1996年第3期。
[[7]]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的经验论》，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8]]佟新：《女性的生活经验与女权主义认识论》，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9]]刘思谦：《性别：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0]]夏菁：《萧红：女性视角的抗争与书写个性的凸显》，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1]]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载《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388页。
[[12]]王安忆，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载2000年10月26日《文学报》。
[[13]]葛亮：《日常的壳与历史的核——论王安忆的上海书写》，载《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6期。
[[14]]池莉：《请柳师娘》，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55页。
[[15]]同上，第357页。
[[16]]韦丽华：《焦虑与追寻——论新写实小说与冲击波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17]]李小娟：《世纪之交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载《求是学刊》，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