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作品在线 >> 在线阅读 >> 《日常生活价值重构——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 正文
张洁、王安忆、林白，可说是时间代际相承的三位女作家。她们在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中，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无字》(首次出版1卷2000年，上海文艺。再次出版3卷2002年，北京十月。)、《长恨歌》(1996)和《妇女闲聊录》(2005)，分别述写了文化地理意义上的北京、上海、长江腹部中国农村故事。三部长篇以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描绘出中国延安时间、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和改革开放的城市化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以多重复杂情节表达男人与女人寻求爱与认知的经历，以历史与现实对话，个人与时代交谈，体现了中国女性主义在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和民族国家文化深层次，探求穿透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权威无形屏蔽所做的有效实践。《无字》对于北京文化圈中三代女人命运的追问，《长恨歌》对于上海都市文化的怀旧与女人生命思考，《妇女闲聊录》所写中国农村女性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遭遇与成长，相辅相成地编织成一幅中国本土女性主义多元话语风景。尽管三位女作家的三部长篇述写了三个不同地域的三种以上不同历史，却采取了共同的本土女性主义诗学策略：其一是女性主人公在复杂经验中的痛苦而坚定不移地成长；其二是对于地域历史文化深入细致地表达，将人物语言个性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地理文化之中。由于成长本身的个体性和不可重复性，同时由于历史地理和语言环境的不可置换性，三部小说女性人物的自我发现、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回避了西方女性主义概念图解，建立起自身写作话语的谱系，从而呈现了本土女性主义表达的话语权力。女性主人公的成长不仅带来了三部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成就了小说本身的艺术，在话语的象征意义上，更达成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对话磋商：克服寻找两性身份的困难，承担个体生长的使命，温和地见证所有参与其中的历史，三部小说探索了中国本土不同文化区域和层面的女性主义需求，以独立而又互补的诗学贡献，表达了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所传达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本土女性主义实践。
第一节
张洁《无字》：大音无声，寻找两性身份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无字》以这样对于一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中国女性人生定格描述为起笔，将半个多世纪来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战争离乱与动荡阴霾布置为全书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中，讲述了叶家三代女人的故事：吴为的祖母墨荷由家人安排嫁给自己不认识的男人叶志清，如同接受投篮一样，在终身的生育中挣扎，最终死于生育。吴为的母亲叶莲子一生所期待、守望的，是那个婚姻中的具体的男人，那个叫顾秋水的男人，除了在结婚一二年中给过叶莲子一些共处人生的经验之外，给予她们母女的只有抛弃和虐待。然而叶莲子一生都生活在这个男人的影子里，至死也没忘记他。吴为以为自己早已吸取了母亲的教训，却一生在精神上期待、守望着一个叫要胡秉宸的男人，为了强调这份期待和守望的价值，吴为把胡秉宸想像为“他们这个阶级里的精品”，为了这个精华人物，吴为不断用爱情、思想及创作来为自己增值，最终得到了对方的爱情并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惜这个精华人物也只是要品尝品尝不同女人而已，他之爱吴为，只因她与他以往交合的女人品味不同罢了！
在以上的三代女人故事中，男人们几乎都奔波在战场和个人的命运奋斗中。三代的故事更在揭示一个这样的事实：一种奴役的两性关系是如何作为一种有形和无形的存在，经由时间左右着一代代女人现实和精神的命运。而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这三代女人竟然没有明确的对手，爱恨交加只是她们内心的苦难，当在无法言说的苦难中发现自己：“半个多世纪的雾不但很浓、很纯粹，连太阳也和现在很不相同，……那时的太阳、雾们、鸟儿们……天地间万物和吴为的关系也比现在深刻。不像现在，不知是她抛弃了它们还是它们抛弃了她，总之是两不相关。”[[1]]人物处于无物之阵的战争中，便是《无字》为“无”的大义。吴为们所抗争的，是一种源自农业文明背景却又已从其中驳离的无所不在的精神环境，它的既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存在，构造了《无字》人物性格属性本身，当人物性格自我追问的冲突抵达高潮，主人公吴为疯狂且自杀，便在作家的预设之中了。
然而，人物之死并不影响《无字》主题，某种程度上，《无字》的主题恰恰是从人物之死进行成长的，也许作家的意图在于，通过人物的死来呈现死亡的背景、死亡的力量及死亡的新生，通过人物之死，达成写作人物自我主体成长。和1995年前作家的女性叙事更多采用第一称不同，《无字》采用一种完成时来展开传记式的写法，将人物置于作者的全知视野。而所写人物历史时间跨度很大，通过心灵反思，时空连结为心灵战场。“塬”便可以视为《无字》为女人们设置的心灵战场。张洁说“为写《无字》我又去了西北三次，给了我更为感性的认识。《无字》中，我努力写了“塬”，西北的地貌变化很快，希望我的文字能保留一些塬的原始面貌和它给我们的启迪。”[[2]]对于小说中的女人们来说，“塬”是一个严酷的生存背景，却也是一个炼就她们生存能力的空间。事实上，生存条件的严酷和对于这种严酷条件的依从与抵抗，正是《无字》中男人们和女人们都无法回避的时代遭际。而这种依从与抵抗的暴力性，又制造着暴力的循环，以致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进而呈现为语言世界，张洁文本所提供的破碎的女性经验、被放大的宗教化的母性经验、紧张的性爱经验，是一百年来在被动现代化的处境里中国式女性现代经验的呈现。
在揭露这个动荡不安世纪带给女人和女孩的灾难与耻辱方面，没有哪部书可以与张洁的《无字》相比，“那个赤身裸体，裆里悬着一根说红不红、说紫不紫的鸡巴，随着他的拳打脚踢荡来荡去的瘪三男人，重又出现在她的眼前”[[3]]在我们阅读的痛楚中，男权暴力和无耻是如此点点滴滴灼下难以忘记的压抑。然而，施暴的男人又是从何而来施暴的动机呢？
如果我们将《无字》看成是一部审看男权的书，那么同样，我们不妨也把它看作一部女性自审的书。仅从男人和女人的对立面来考察，事情的确变得简单，却也简化到我们经验所不能接受的程度。一个世纪的深重代价，真的只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对立么？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果然不两立，仅凭传统观念就可以念念一生而吃尽苦头？顾秋水竭尽全力要摆脱叶莲子母女，却与侍女阿苏生死相依，这里面仅一个男人喜新厌旧的理由肯定说不过去。而叶莲子“偶尔想起婚前的日子，”“觉得她不过是个等着捡剩落儿的人，直到现在，她才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位置，做了一个人的妻子，有了一定的说话权利。而这一切都是顾秋水给她的，她能不爱顾秋水吗？”[[4]]在此，爱的属性是这个人获得身份和权利的感受和认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明中维系两性关系的实质，当女人在男人的空间获得一席身份，两性的身份便由此确证并稳定。
在《无字》的述情线索中，始终埋藏着一个身份要求的线索。女人和男人相爱并非止于两情相吸和两性相交的要求，更重要是求得夫妻的名份。此名份带来的安全与幸福，叶莲子终身难忘；此名份的不稳定和可疑，令吴为在做为情人和妻子之间心怀愤怒。《无字》的诗学策略正好体现在这里：对于身份孜孜以求的内在渴求，如果不仅仅由于这些女人受圄于传统，必另有更深层理由。有趣的对比建立在吴为和胡秉宸这对情人之间。当胡秉宸官场失意，他急切投入到与吴为的婚姻之中，当他有所转机，又在原妻白帆和吴为之间摇摆。他对于自己与吴为的名份做了一个小小评估，当自己失去官职，身为作家的吴为令他有一种心理安全。张洁试图揭示，男人和女人不仅有共同的身份焦虑，更有对于这份焦虑的无名把握，来自外部的力量宿命的撑控着《无字》中的男人和女人，这种“不需要武器、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视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的力量，给每个人物没有安全感的恐惧。[[5]]《无字》通过述情所做的这一深层心理开掘，可说是《无字》的“无”之另一深义。
无限的内心焦虑和身份恐惧，便是顾秋水对妻子和女儿施暴的原因。他的动机是自我生存并防范别人导致自我毁灭。这里是极度自私也是底线自私。在中国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建立的男权———准确地说是父权，(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即是这样的代表。他对妻子和儿子实行双重专断。)并非是通过工业文明方式取代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外来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得已缓步谢幕。对于它的维护、恢复、和怀念，远比想象的复杂。《无字》的男主人公们或为体验或为恢复或为那种权力殆失痛苦，生生的无奈、尴尬、和无耻，呈现了中国被迫现代化过程男人们特权渐落的不甘心理图景。张洁在写顾秋水把东北军的最后一批枪支交出之际，刻划他把每支枪都擦得锃亮，整整齐齐、战士列队似地排放在枪架上，然后对着那些多年来与他一起征战南北、而今离别在即的枪们哭道：“我的儿子呀，我的儿子。”他甚至在日后与任何女人肌肤相亲之际，都更为怀念他自己的枪。因为那里才有他的光荣和尊严，他曾经体验到的安全[[6]]。事实上张洁在进行这样的表达时，充满了对于失势的中国男人的同情与理解。
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男人和女人都经历了太多动荡不安。外来文明的介入，已剥夺了中国男人能够做稳定家国主人的特权，他们不得不重新打天下或追随打天下的其他男人，他们暂时已不是女人的主子了，他们在为自己的身份奋斗。《无字》记录了中国男人的这一特别奋斗过程。在此过程，胡秉宸虽然有战友一般的妻子，却期待着“理想”的爱人。吴为的文雅气质在适当的时候吸引了他。胡秉宸顾盼两头，始终不渝的是为自己的身份奋斗不息———刀枪的战争年代需要战友的妻子，文明之争的文化时代需要作家的爱人。然而正是在作家吴为这里，他发现了自己主人身份的难以确定。是吴为将他所写的自己的革命的奋斗历史扔进了垃圾箱！所以，如果认为是男权令胡秉宸，或说男权令《无字》中的男人薄情寡义，无论如何是有些过高估计了中国男权的实力。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男权是强调男人对于女人的占用，以及男人所持有各种各样特权，在《无字》中所写的，恰恰相反，是男人们权限的殇失和对于女人孩子的不负责任———由于无权而压根不能担当责任！造成叶莲子母女悲欢离合的罪孽并不是顾秋水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事实上顾秋水更像一个可怜的女人，为了他的主人他奉献了一生而最终担当不了妻子女儿的点滴责任。甚至于自己也需要别的女人供养。大男子主义在《无字》中并没有早年曹禺《雷雨》和《原野》中所表现的那样，充满力量、专断而无情。倒是所有男人在《无字》中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不负责任、疲软、苟且和无能。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女性经验表达。张洁想要阐释的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的现实男女，而不是用抽象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中国历史和两性痛楚的关系。
当然《无字》也并不只是揭示了男人身份沦丧造成与他们联体的女人和儿童命运的不幸。它的另一个主题在于，揭示了女人们在艰苦时代独立承担物质和生命，并由此发现的母爱精神资源，通过母女相依相承关系的叙写，发展了不同于两性奴役关系的互爱互惜互相理解的母女共生情结。“当炭火旺了起来，茶缸子又在炭火上放好之后，她们母女二人总是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多少说不尽的意味，就在她们母女二人那一眼对视之中沟通。……吴为贴在那一眼炭火旁，几乎怀着一份敬仰的心情，注视着叶莲子如何战战兢兢地翻动着茶缸里的饭菜。”[[7]]小说中始终强调这种母女情结对于有形和无形的两性奴役关系的破解。事实上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意义就是一点点破解奴役，迄至破解奴役的激情将人物导向疯狂和毁灭：在这部充满激情的小说中，吴为的毁灭如同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的毁灭，是自我认知与理性超越对存在之间对峙力量的凌空相抵。
传记因素在《无字》这本书中，可说起着至关重要作用：首先，立传，为叶家女人立传，是女作家吴为写《无字》这部长篇的全部动因所在，她全力以赴要做的，就是要用文字完成对于叶家三代女人命运的记录，因不甘心于命运的摆布，希望通过传记写作控诉压迫和改变命运，她的努力令她卓越而疯狂。其次，吴为与胡秉宸爱情与仇恨的纠缠所在，也是围绕传记写作来展开的，吴为要为叶家三代写传，胡秉宸要为自己的革命历史写传，这两个人互相渴望之际，都是出于对于对方文化气质的向往，结婚之后，吸引他们的东西成为了具体的写作行为、也成为了他们的较量之所，他们之间非但不再有爱情，而且充满着写作传记的冲突——各自对于对方的传记心怀仇恨，以至互相否定，终于，最终的冲突表现为吴为将胡秉宸写的传记扔入了垃圾桶，而自己因无法完成传记写作疯狂。在《无字》这部小说中，传记与身份确认息息相关，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却无法通过对方确认自己的身份，需要写作的传记既与对方息息相关又与对方恍若隔世，在这里，为了独立身份的获取，双方不仅付出情感代价，也付出了永远无法完成传记的代价。作为传记最重要因素的身份，当它遭遇质疑，当它没有确认自己的参照，它真的写不下去！那么，什么才是它继续下去的参考和力量呢？《无字》通过它的两个男女主人公书写各自传记努力的失败，象征性地说明了个体身份和权力争取的失败。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转型时期，男人对于主人身份的丧失，女人对于奴隶身份的摆脱，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过程，外来文明的界入使男人身份变得无比暧昧，而女人在无物之阵中的挣扎，也使获取身份分外困难。《无字》正是用无以文字表达的表达式，说明了传记写作对于真实身份的需求，也说明了新的两性身份寻求工作正在中国女性主义写作中展开。
80万言的长篇《无字》，以男女两位传记书写主人公的分头死亡，呈现了破碎时代破碎的传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死亡的否定中包含着最大的新生召唤。
第二节
王安忆《长恨歌》：城市故事，承担孤独与个体成长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8]]
“弄堂”和张洁《无字》中的“塬”不同，却又如此巧合地构成一个对比，北方文化圈和南方文化圈的场景对比，由是王安忆的人物和张洁的人物出场、性格和命运也都不相同。而且，《长恨歌》经由香港电影的普及，早已成为上海、物质和女性的代名词，相比之下《无字》要通俗化就非常困难。然而，正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位看似不同女作家的相似的女性主义诗学策略，使我们有可能“用一种新的象征去瓦解原有的象征秩序”[[9]]，从全球女性主义视野看待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所进行的不同区域自我身份定位。
其实互相参照和相互影响的话语实践，很早就王安忆和张洁之间进行。《弟兄们》和《姊妹们》通常被看作是王安忆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它们是在张洁的《方舟》之后发表的。人物间的关系探讨，可以看到与《方舟》思想相承的痕迹。前者与张洁的《方舟》甚至情节相近。但两部小说着重于个体或个别女性的成长问题，《方舟》中所表现的北京知识女性生活和工作的两难处境及由此导致的严重精神困境，在这里只是女性成长中的一个话题。在《弟兄们》中，王安忆并不像张洁那样，试图构造纯女性的纯精神的关系，而是要解构三个以“弟兄们”身份自居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小说写在学校时很要好的三女生以老大老二老三互称，力求在她们中间建构起一种没有男性也很和谐的世界，但这种关系失败了，面对和经历婚姻、生育，三个人都变了。变的原因，各个体并不同，脆弱的不是精神，而是精神要求成长，各个体要承担自己不同的人生，女权的集体要求并不能帮助个体，如其中一个人的孩子落在地上受伤了这样具体而微的事件，却是个体生命大事。导致了“兄弟们”瓦解。这种细节出人意料，却深入浅出地探测着人性和梦想。细节令人成长。而《姊妹们》中的那些淳朴的农村女孩子，在出嫁前也曾处于一种纯女性的精神的关系中。一旦她们嫁人，成了人家的媳妇，尤其是生了孩子，她们马上就变了个人。这里的“成长”实际是个中性词，它既无贬义也无褒义，在受动的婚姻体制中，这些女孩子结束了生命的前一阶段进入了下一个必然比前一阶段要复杂多的阶段。女性这样的成长的过程，也同样要经历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过程，外部世界所给予女性的实现自我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但她们也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什么。应该说王安忆始终相信个体生命自身力量，有此力量，一切扼杀，无论是男权还是其他力量，都不能完全左右生命的成长。成长并承担生命中一切，这就是王安忆给与她的人物的充分理由。从王安忆的小说，可以看到上海文化圈是一个更加有利女性主体成长的空间，王安忆在人物表现上，远比张洁乐观；在北京的张洁，通常发现她的人物更多的被严峻的现实困境所阻隔，精神的成长也因受到更多文化压抑和制约而倍觉艰难。这些差别当然地呈现于她们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上，相对于张洁的凝重深沉，王安忆可说是轻灵而绵长。
《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成长”：1生长而成熟，2向成熟阶段发展；生长。《金山词霸》对“成熟”是这样定义的：比喻事物达到一个完全成长的阶段，达到接近完善的程度。据此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描述，成长，是事物接近完善的一种状态，成长又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向完善状态接近的过程。就人类本身来说，这种成长起来的接近完善的状态包括着身体和心灵两部分，肉体上的发育成熟只是成长的一部分，而心灵上对外部世界的逐渐认知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建构，才使人性的成长完整起来。
人类的这种不断成长的状态在文学上一直被关注着。伊恩·P·瓦特指出“小说是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性的重定方向的文学形式。”[[10]]现代生活和现代小说一起“提供了一批读者，他们对发生在个人意识中的所有的过程都极感兴趣”。[[11]]王安忆小说对于“发生在个人意识中的所有的过程”的详尽表述，和张洁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当张洁的人物反复追问自我时，王安忆的人物更愿意从外部获得领悟，让来自外部的营养转变为个体成长的热能，这使得王安忆的人物远比张洁的人物活得轻松和潇洒。或者应该说，在上海的王安忆的人物，对于外部世界认知机会更多，而传统压力的相对松散，更给了人物完整成长更多的机会。1995年之后的王安忆，更加发展了她一惯的成长小说写作。此时的成长，更加着意于上海这个中西文化交融地带的人物的丰富多彩。热爱城市、向往物质、喜欢享受和冒险，她所创造的女性人物，通常具有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也通常具有美丽外表。在此意义上，王安忆不仅充分考虑了城市休闲读者的阅读快乐，也注意到了女性主义的普及。这一点她也与张洁不同。因为在某种流行普及中，更高的思想将受制约，她的人物多半也就不可能是张洁式的思想者或写作者。代表着上海文化更为大众化时尚化的定位，王安忆将作为写作者的自己和小说中的人物分离，而不像张洁经常浑然一体。
可以把王安忆的成长小说分为三类。一类是如《流水三十章》这样关心小人物个体成长的，一类是如《妙妙》这样关心女性与命运抗争而领悟成长的，最为出色便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描写人与城市相辅相成存在并互为认知而成长的。由于成长的个性特征，王安忆人物通常形象清晰性格鲜明。
王安忆向来被认为是海派传人，是张爱玲之后写城市生活能手。实际上王安忆和张爱玲很不相同，她不像张爱玲那样对于人性和命运绝望，她热爱笔下的人物并热情和人物一起飞翔，愿意从生活的底层向上，从物质到精神。王安忆的这类小说更能体现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积极能动的力量。王安忆相信那是人性的力量。
正如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所说“现代都市化的某些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同时已开始出现了”“城市各地区的街市和人们聚集的地方，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那种人人都能看到又与每个人各自的经历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物理距离的接近和社会距离的疏远相结合，正是都市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其后果之一，就是特别强调城市居民生活态度的外部的和物质方面的价值。最为显著的价值——那些在每个人具体的经历中普遍的价值——是经济上的价值”[[12]]“一种规模如此庞大、形式如此繁多，以致任何一个个人只能体验其中一丁点儿的环境，以及一种主要是经济性的价值体系——这两者结合起来，为一般的小说提供了两个最为独特的主题：法国和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经常描绘的关于某人到大城市去寻求出路，结果只落得惨败结局的主题；通常，与此相联系的还有诸如巴尔扎克、左拉和德莱赛这些作家对于环境的研究。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被带到后台，看到了我们只有在当时正好碰着、或者在报上读到时才能了解的在实地所发生的真人真事。这两大主题也都是十八世纪文学的显著特征。”“小说……揭示了城市全部的秘密。”[[13]]伊恩所陈述的这种由于都市化而带来的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乃至于小说主题的变化虽然都是针对18世纪伦敦来讲的，但其中很多部分对于我们理解王安忆小说有帮助。王安忆的《长恨歌》尤其体现了“小说……揭示了城市的全部秘密。”从对比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张洁的小说揭示的是“前城市的秘密”，因为《无字》中的人物更多处于城市化前夜的不安全体验之中。
现代都市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变化，就是同样是成长，心灵上的蜕变转移到了在这成长中城市和人的关系上。表面上看，这城市是背景，但实际上它是个体的人成长的源泉，离了它，这人决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成长；而离了这一个个个体的人，这城市也决不会沿着这条轨迹演进了，两者就是这样相依相靠。与《无字》中人物身份寻找充满焦虑不同，城市中的个人成长就是获取身份，不同阶段可以拥有不同身份。身份的外给和内证是两个并存的条件，《无字》所遭遇的正是双重沦落。对比《无字》和《长恨歌》，我们看到的便是中国女性主义在中国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言说。
《长恨歌》叙述了上海“淮海路”上一个叫王琦瑶的女孩，从十六七岁一直到死于非命四十几年的人生历程，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演进过程。王琦瑶是个美人，她作过“上海小姐”，作过政界要人李主任的情人，她聪明过人，雅致周到，她无疑是被王安忆当作了上海的城市精神的象征。这精神就是物质和心灵双重欲望不息，以一个底层女孩子的自觉飞翔，在种种人生选择上的周到计算，心灵成长经历的挣扎与孤独，最终体现为与上海融为一体的气質：在上海，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人的选择，一个女孩的选择很有限但也是选择，选择了城市选择了物质选择了时尚与繁华，就要承担精神的寂寞和时代变迁的调整。王琦瑶承担了一切，一个女人的寂寞，独自生育的痛楚，时代淘汰的风险，及醒中看见死亡来到头顶。《长恨歌》所呈现的成长精神，真正体现了王安忆书写城市/女性/历史的女性主义诗学意图。我们可以再次通过对比建立对于张洁《无字》的诗学图景：前城市/女性/男性/历史。在王安忆的书写中，王琦瑶与男性的关系是，不同的男性只是作为她生命成长历程的不同人生体验，她经由与他们的爱情而变得丰富，也变得更加需要独立承担个人的孤独。而在张洁的《无字》中，吴为没有能够越过胡秉宸，使之成为自己的个人历史之一部分，相反因为与胡秉宸的爱恨纠缠，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立志要做的为叶家女人立传。
成长，承担，以个体不明或自明选择构造成长史，王安忆对于女人命运的理解是积极的，这种积极能动建立在对现代城市文明的信心基础上，也建立在对日常生活作为生命实践拥有促人成长价值的信念上。站在“城市的至高点”，王安忆的本土女性主义抒写了中国上海崛起与信心，也反映了经济繁荣所带来女性/中国发展机遇，跨越时空，张洁式人物的身份寻求，在这里获得回应：日常生活即个体自足的成长资源和自立的身份位置所在。
第三节
林白《妇女闲聊录》：以温和的方式见证历史流动
从广西来到北京定居，又从北京前往武汉体验生活，拥有边缘和农村生活体验的女性主义作家林白，在2005年推出了她的长编新作《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书中，一个名叫“王榨”的中国腹部乡村，成为本土中国女性主义的话语场景。
和张洁的孤独的“塬”迥异，也与王安忆的喧闹的“弄堂”不同，远在北京上海视野之外的“王榨”，是一个回望中的家乡，是一种闲聊中的故事。一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妇女，当她回家过年，她前所未有的发现：自己的家乡原来如此多的故事，一些人在外出，一些人在改变，一些人永远是老样子；而自己，原来在家没有钱，现在有钱了，可以为孩子购买好吃的，也可以被丈夫索要；原来丈夫只是自己的丈夫，现在丈夫还是别人的相好……还有，原来母亲们用卫生带，洗后只能晾在床底下，现在年轻妇女们用卫生巾，有的名牌，有的假货……
历史原本就是“回望”中的场景再现，“回望”这种方式本身就很富有哲学意味：它是时间和空间的通道，也是个人不断反思而获得成长的平台。擅长用“回望”式叙事的林白，早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夕出版了她著名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这本通常被视为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实践标本的传记体小说，[[14]]体现了林白对于女性成长主题的把握才能。权力、身体与自我，这个西方女性主义敏感而激进的话题，由林白抒写为一个人成长中身体自我确认与话语命名的努力，如同一场战争，小女孩林多米七岁开始探索自己身体的秘密，经历了对于死亡和出生的认识，历经了各种情感和周游自然的体验，并渴望通过写作成名成家获取自我实现，直到结婚嫁人。
结婚嫁人之后如何继续成长？以一位名叫木珍的中年妇女(39岁)的口述实录方式，《妇女闲聊录》“回望”了一个农家妇女一个打工妹个人的历史、家庭的历史、自己所生长的乡村王榨的人物、风俗和事物，生动地呈现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巨大演变，和参与其中由此而经历巨大成长的打工妹的社会人生。这样的人生和成长，在西方女性主义写作和理论那里已没有了模本。
因为就大时代经验的迥然不同来说，西方城市化的过程是向外扩张猎取资源；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是内部流动重置资源。远比西方要晚现代化的中国，既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加工厂，同时却又能够借鉴西方已经积累的现代化经验。就性别经验来说，西方男性在扩张中充分演练了雄性气质，女性则通过斗争争取到社会身份。由于中国经历的是从受动再到主动加入现代化的复杂过程，中国男性的曲折复杂心态和不断重建身份的矛盾处境，使他们具有矛盾人格和不稳定气质特征。中国女性则更多承担了现代化过程的复杂经验，和因为现代化需要给予的社会身份。在内部流动重置资源的生存竞争中，中国的性别竞争和个体竞争非常激烈，性别优势和个体潜能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发。
《妇女闲聊录》呈现的是中国式城市化过程，记录的是底层小人物在此过程的变化和成长。
对于林白个人而言，《妇女闲聊录》是《一个人的战争》的继续，继续一种“个体表达”、“个人化写作”，并体现个人写作学意义的深进：从自传式小说的小视野，向他传式小说的大视野拓展。在张洁的《无字》中，女主人公吴为倾心要完成的事业是立传，也就是写史；王安忆《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溶自己与城市一体，以个人方式活出城市感觉。在《妇女闲聊录》中，中年妇女木珍微不足道，洗发时家人看不顺眼就可以将她打一顿，但妇女木珍也勇敢得讲述一条死蛇横在路面跨过去而大笑。木珍是那样不同于吴为的知识分子气息，也是那样的不同于王琦瑶的城市时尚气质。她是那样被时代大变带着走，坦然面对困境，是因为她看见周围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境。她安于生活又能适应生活改变。中年妇女木珍热爱着家乡王榨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热爱着自己的情敌冬梅，一个永远不生气的、经常被打牌的男人摸手的漂亮女人。中年妇女木珍是更多中国农村打工妹的典型，是更多普通人的形象。或者说，她是她们中的一员。正是由于创造了这样的一位木珍，林白的写作具有了区别于张洁、王安忆的女性主义诗学意义。
《妇女闲聊录》是有讲述者原型的，这个讲述者在书中以一人称出现并在书眉以名字和时间同时出现，这是作家林白对于“闲聊”的有意赋权。不登大雅之堂的“闲聊”，聊的是妇女们的怀孕、避孕、月经和腥味，如今它们得到“讲述”的权力，获得颠覆“正史”的身份，进入了文学。而也只有在“闲聊”中，木珍才可以说出乡下人对于自己家乡那些美丽女孩到城市当“二奶”的自然心理，竟然不是那么反感不是那么歧视而是各种各样的理解和猜想。由于是“闲聊”，中国农村的种种景象便如图画展示眼前，那些没落着的和那些再生着的，那些生动活泼的和那些承担痛苦的，全都坦然自若，单从社会学角度，《妇女闲聊录》提供的农村事例和案例，无不可做为研究农民生活处境、政治关心、经济变化、计划生育、商品消费与流通，道德与伦理变化，等等的感性参考资料。从成长小说角度，实录过程讲述过程，便是木珍这位女性成长记录。她的成长是认知别人、认知世界，因而也认知了自己。从日常生活史角度，木珍的闲聊呈现了中国日常生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个体空间的增大，女性空间的放松，及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界限的交叠模糊，个人生存价值的自我探索区域的扩张。
是“妇女”，又是“闲聊”，便用“录”而不用“史”，因为“录”也是个人行为，史却要公共认可。且“录”应该是双方合作的行为，这就使得《妇女闲聊录》更有女性主义的对话与交流风格了。如果将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与柳青的《创业史》比照，女性主义文本的优秀特点便一目了然：写作立场和语言表达互为表里，尊重和见证存在，理解和体谅生活，热爱语言和事物的平等关系。从如下分析可以看到，林白探索了不同于张洁和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写作领域，为本土女性主义生长带进了一种新的话语因素。
写于50年代的《创业史》记录了中国农村的第一次大变改，这变改是梁生宝们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并用理想改造其他观念、通过自我牺牲和模范行为实践进行的。梁生宝不仅是书中的英雄也是历史的主人。出版于2005年的《妇女闲聊录》记录的是中国农村的第二度大变改，但这次变改中农民不是英雄和主人，他们纷纷涌入城市以打工者的身份求得生存一席，在回乡过年时多在打牌消磨时间。木珍是打工妹，不是英雄和主人。然而有意思的是，梁生宝虽是英雄和主人公，在《创业史》中他却并不是叙事人，他自己的英雄形象是被写出来的而不是自己讲述出来的。相反，木珍是《妇女闲聊录》的主人公之一，这个主人公完全是因为她不断地讲述，她生动活泼地讲述，她将她自己讲述出来了。她不仅讲述了她自己，她还通过讲述描绘出了整个王榨的女女和男男，及事物。如果说《妇女闲聊录》的史意，是建立在与《创业史》的文本对照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女性主义对于妇女和弱势群体的赋权，正是话语权的赋予。《妇女闲聊录》充满了流动和迁移，充满生机和活力，即使苦难如火车上没有厕所要站几十小时才能回到家乡，或孩子不上学辍学在家，书中的讲述者也能讲述其中生存的乐趣和理由。这也是真正生活下去需要的乐趣和理由，是日常生活生命价值所在。木珍“聊”出了她经历过的见证过的用心“史”过的东西，那一切的人与物，在木珍离开中国农村之后，已是“心史”，她其实已经在回望中成为另一个木珍了。这就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女性的成长故事之一。
[[1]] 张洁：《无字》，第1部，P322，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
[[2]] 荒林、张洁《张洁访谈：存在与性别，写作与超越》载《文艺争鸣》2005年9月
[[3]] 张洁：《无字》，第2部，P317，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
[[4]] 张洁：《无字》，第2部，P112，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
[[5]] [法]福柯：《规划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P227，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6]] 张洁：《无字》，第2部，P168，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
[[7]] 张洁：《无字》，第1部，P380，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
[[8]] 王安忆：《长恨歌》，P3，作家出版社1996年
[[9]] [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论•第三章：性别与文学类型•引言》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10]]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P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
[[11]] 同上P200。
[[12]] 同上P201。
[[13]] 同上P202。
[[14]] 徐坤：《双调夜行船》P64—P71，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