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圣遂：市场不曾磨灭大学出版理想

贺圣遂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

　　“事实上，中国学术和科技的发展、理论研究相对落后，社会对出版界有太多的期待。凭借这些期待，大学出版社完全可以成为一流出版社。然而，始终要警惕的，是仅用规模的标尺来衡量和评价出版社的发展。”

　　复旦大学是中国有条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那么，复旦大学社就要做好这样的准备，通过不懈努力力求早日成为一流大学的一流出版社；它的产品，始终是与这个一流大学的学术、品牌、声望以及影响连在一起的。

　　贺圣遂知道，大学出版社加速快跑的时机已到。新发展之路，亦是大学出版理想之征途。

　　在以市场化为指征的出版变革时代，地方出版走出的横向并购、多元扩张、集团化经营的横向扩张道路，并非唯一发展道路。珍视自己“学术出版文化使命”的大学出版人，其内涵裂变、专业出版、自我革命和螺旋上升的发展道路日益明晰。

　　“大学出版社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越来越找到了适合中国大学出版发展的一些规律。”这是贺圣遂的评价。比如，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教育出版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和需要的，而大学出版社在教育出版方面的优势表现得比较充足；第二，这些年，国家在出版政策方面重视学术出版的导向，使得大学出版作为学术出版的机构，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肯定。藉由各级政府、社会团体资助的很多学术出版活动，大学出版逐渐形成特色，这也是一种在经济上有保障的出版。可以发现，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呈现的学术水准和面貌比过去大大提高，由此，贺圣遂的判断是：“在我看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比其他类别的出版社更为平稳。”

　　应该说，近几年来出版界的关键词之一为转企改制，有观点认为，转企改制是以市场化、集团化为主要指征的，对此，贺圣遂持保留意见。

　　“转制的指征之一是市场化，但未必一定是集团化。集团化只是路径之一。”他以“国防”生动做喻：“未必所有的出版社都按照航空母舰的路径来设计发展道路。中国现在有了一艘航空母舰，但如果只有航空母舰，国防是无法保证的，作战是无法进行的。”

　　由此，市场化、企业化的新形势下，在贺圣遂看来，大学出版的传统依旧，使命未变。 

　　“从出版的属性来说，可以有主要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出版社，也可以有完全是商业操作、重视经济运行效率的出版社。在集团化的潮流下，很多人担心，大学出版要被别人淹没，这种可能性极小。”

　　为什么？事实上，中国学术和科技的发展、理论研究相对落后，社会对出版界有太多的期待。凭借这些期待，大学出版社完全可以成为一流出版社。然而，始终要警惕的，是仅用规模的标尺来衡量和评价出版社的发展。“大小不是唯一的尺度，经济贡献也不是出版的本质。立足自身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

　　什么是大学出版的本质？贺圣遂的建议是，大学出版人应该留意一下世界大学出版的历史。

　　作为学者，对推动现代出版诞生和发展的大学出版，贺圣遂早就开始了自己的研究。西方在11世纪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诞生后，大学出版也逐渐出现。经过几百年的开拓和积累，终于酝酿出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这样蜚声世界、无与伦比的一流出版社。当然，这也和英语的强势地位有关。

　　“大学是人类知识、思想、技术、观念创造和传播的所在，大学出版是为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精神困境服务的，她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在贺圣遂看来，人类继承什么，发展什么，解决怎样的问题，始终是大学出版荣耀的使命。大学出版社是一块非常了不起的领地。有人做过统计，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几乎都是在大学出版社里出书的；世界思想、文明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著作也大都在大学出版社出版，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权威研究著作都在大学出版社中出版，对人类文明史研究最权威的著作都由大学出版社推出。

　　所以，大学出版社该做什么？大学出版社该做学术文化出版。只不过，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出版都一样，不要对它有太多的经济期望值和利润回报要求，学术出版主要是一种文化建设。

　　“如果我们能够将体现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图书都纳入大学出版社，我们的责任就尽到了。”有人争论，问什么是大学出版之痛？“痛不在于不能集团化和实现规模的急剧扩张，而是我们还未能生产足够优秀的著作。前些年，大家普遍比较看重经济效益，而不是强调出版的文化属性，和大学出版的学术服务功能，与国外一流学术出版社相比，我国大学出版社贡献的一流学术著作相对而言还不够多，这才是大学出版的遗憾。中国大学出版社理应将最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成果传播给世界。”

　　当然，当所有的出版社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游泳的时候，市场竞争中，吨位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一些集团挟政府资源、资金和市场等优势，对大学出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压。对此，贺圣遂给出的竞争对策是，“大学出版社根据自己的大学发展出自己的专门出版，这是最好的发展之路”。

　　“国家成立一所大学的同时，赋予了它一定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使命，如果一家大学出版社能为自己所属的大学的学术研究提供最好的服务，能够为这个学校增光添色，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贺圣遂不无直率地说：“如果一家大学出版社拿不出几种像样的学术出版物，不能为本校及中国学术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规模再大，在我看来，也只是个‘生意人’。”

　　别误解贺圣遂，他不否认商业运作，认为“出版物商业运作对人类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把出版的本质“传播知识与文明”疏忽了，就是本末倒置。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复旦社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出版社，发展到目前年出版图书1000余种、年销售码洋4亿余元的出版社。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复旦社一直将出版的文化使命看得最重，“我们始终在思考，如何在商业与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文化与学术。”贺圣遂说。

　　由此，复旦大学出版社给自己的定位是，要经常想到，复旦大学是中国有条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那么，复旦大学出版社就要做好这样的准备，通过不懈努力力求早日成为一流大学的一流出版社；它的产品，始终是与这个一流大学的学术、品牌、声望以及影响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的宗旨始终是，配合学校的战略，出版足够的代表当代中国学术标杆的学术著作，留下和学校一致的名声。”

　　这些年来，复旦社的出版成就有目共睹。当代文史研究领域的标杆性学术出版物、传世出版物，从品种到质量，都赢得了学界和社会的一致认同。身在出版业界多年，贺圣遂的出版理想始终未曾磨灭：“我觉得，一家出版社、一个编辑、一个出版人，如果能够在当代出版舞台上感觉到没有虚度，有所慰藉，有所成就，关键在书。复旦社现在有一些名气，原因是我们始终有书在证明我们的存在和工作。”

　　身在大学里，大学出版总有和商业出版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只是，贺圣遂的期盼是，在学术出版、文化建设方面，大学对于所属出版社给予更多的支持。中国要复兴，中国的价值理念要走向世界，出版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大学出版在其中承担着难以替代的至关重要的责任。大学出版应该姓“大学”，“有多少优秀的学术成果是通过大学出版发现和向社会传播和服务的，这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在如何推动大学出版进一步良性发展的问题上，贺圣遂的感受有三。“首先，对近年来国家重视学术出版特别是对学术出版的资助，我由衷赞赏；第二，对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这两年认真指导和提高、提升中国学术出版物的质量问题，我认为是正当其时；第三，所以，领导部门是不是也由此充分考察大学出版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给大学出版以适合它的发展指导。庄稼只要种好了，就是可喜的，不必强求面积大小。”

　　注意到大学出版的世界规则、中国特色，大学出版与商业出版的差异，大学出版就可以发展得更健康。“学术出版文化使命”，从大学出版社诞生之时其便与其同在，更是大学出版珍视的荣耀，征战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