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与津沽文化研究

　　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之际，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创刊号。该刊由红学专家赵建忠任主编，同时聘请天津资深学者为学术顾问，由红学、民俗、文物、图书古籍等专家组成编委会。《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的面世，为红学和津沽文化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研讨的平台，也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红学与津沽文化的窗口。

　　《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创刊号主要选载了当代天津学人的红学成果。“天津学人”既指天津出生或籍贯是天津的红学研究者，也包括长期在津工作的红学研究者。该刊还选用了周汝昌的《雪芹赋赞》，随文书影“借玉通灵存翰墨  为芹辛苦见平生”系其墨迹，正是他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奋斗一生的真实概括。此外，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叶嘉莹，其论文系统评析了王国维红学的得失，在红学界深有影响，赵利民的论文也是针对王国维红学而发，主要对学界“误读”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观点进行了重新阐释。陈洪的论文则从古代小说批评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脂评中“囫囵语”的理论意义。还有出生在天津的美籍华裔学人余英时的论文《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曾在红学界产生很大反响。赵建忠从红学流派的“冲突”与“磨合”角度立论，在肯定余英时论文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南开大学朱一玄论文是为欧阳健等人所著《红学百年风云录》作序，表现出对不同观点兼容的胸怀。郑铁生的论文系其专著《刘心武红学之疑》“自序”部分，属于红学“热点”问题，这方面还有张春生针对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论文。在文本方面，滕云系统探讨了《红楼梦》的语言现象。鲁德才先生分别从《红楼梦》“叙事人称选择的困惑”、“因果循环结构模式的因袭与突破”等角度进行了探讨。汪道伦先生的论文对《红楼梦》的“隐线脉络”进行了研究。《红楼梦》人物分析方面，李厚基透过金钏儿这个“小人物”，进入《红楼梦》的整体宏观艺术构思。任少东的论文《苕溪渔隐所见石头记旧抄本初探》，对《痴人说梦》所记《石头记》旧抄本进行了深入考辨。《石头记》“庚寅本”近期在红学界引发热议，其购藏者王超在论文中描述了发现经过及文物专家、红学专家鉴定情况。宁宗一的论文指出：《红楼梦》的哲理内涵既概括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同时我们也会从世界各民族读者中听到这种对人类呼唤心灵自由的共同声音。孟昭毅的论文认为《红楼梦》的主题与“失乐园”相关，从历史的长河、从社会的发展分析看，这样的主题具有某种永恒性。曾艳兵的论文指出《红楼梦》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后，进而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关联起来，对类似文学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可以说，《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创刊号虽然只是选择了当代天津学人的红学成果，但仍然可以窥测到中国百年红学的发展，以及当代《红楼梦》研究已达到的高度。尤其是几篇探讨红学发展的论文，思想交锋激烈，启人深思。

　　《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还特开辟“津沽文化”专栏。林骅的论文对津沽文化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做出相应评价，指出天津在短短的几百年中由一个小码头迅速崛起为全国大城市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三个层面的文化：一是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雅文化；二是随着近代开阜而带来的洋文化，即所谓租界文化；三是为了迎合五方杂处的广大市民阶层而形成的俗文化，即所谓码头文化。论文还探讨了这三种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学、文化的关系。此外，吴裕成的论文从妈祖称号的视角，对妈祖信仰的产生与演进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妈祖崇拜的历程既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又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津还被海内外收藏家誉为“聚宝盆”，古玩旧物的收藏和交易活动十分活跃。改革开放后，天津成为各种收藏品跨地域交流的中心，是全世界中国古代金铜造像的集散中心，是中国玉器、古典家具重要的集散中心，还是各地新旧工艺品的重要集散地和经销窗口。罗文华的论文《从大罗天到沈阳道》，系统梳理了近百年天津古玩市场的变迁。